二、寓書學、書史知識于書法藝術之中
盡管先生在書法藝術上取得了如此矚目的成就,可一旦有人請他作些經(jīng)驗之談時,他卻從不以書家自居,這是為什么?筆者覺得有一對先生學問事業(yè)了解得比較全面的人講過的一段話或可作為解釋: “要說大康的貢獻,以古文字研究為最,古璽印研究次之,書法、篆刻、繪畫再次之。但要講名氣,則似乎得倒過來——以書法、篆刻、繪畫為最,這一點,連他本人都覺得不公平。”正因為先生不以書家自居,因此他很少對書學理論和書史知識作長篇大論,即使有稿約,所言務在切實可用,絕不涉玄虛。但是,他卻非常重視直觀的效果,往往把多年來對書學書史書體諸方面悉心研究所得的精神僻見解寓于各種內(nèi)容和樣式的作品之中,這些作品構(gòu)成了先生融學術書藝于一體的第二方面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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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穎拓作品“西周善夫克鼎全文”(附圖九)。在當今書家的作品中,穎拓作品是很難得見的。這一瀕臨失傳的書法藝術樣式在先生的手中,我們卻看到了絕處逢生的飛躍。前曾談及,穎拓這一技藝的最大藝術特色是以毛筆來表達出墨拓的效果,但若真正以穎拓和墨拓相媲美,沒有深厚的底蘊和高超的技藝是不能為的。先生不僅從鄧散木等前輩那里繼承了這一藝術樣式,而且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不斷予以發(fā)展,這幅西周善夫克鼎銘文整拓,充分顯示了先生在這一藝術領域里達到的高度。全文七十一字較之金石拓片字字神完氣足,斑剝的古跡雖出自毫端卻堪與造化爭勝。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穎拓這一藝術樣式,先生在創(chuàng)作的同時還不忘介紹這一藝術的源流變遷,特意在整拓的下面寫下了數(shù)行小記:“穎拓之法早已有之,似是墨客游戲之作,少有專以技名世者。逮及近代,姚茫父、張海若等皆擅此道,為書林增色,然亦不作大幅,張氏以后殆成絕響,今人已罕睹之矣。予非善此者,偶一為之,愿作引玉之磚耳”。語言盡管極為簡約,但對穎拓之法的產(chǎn)生推測、流傳承繼,近現(xiàn)代的創(chuàng)作現(xiàn)狀等方面都有論及,特別是最后的自謙之詞,我們切不可看作是習用的套語,而應該看到這里面飽含著先生渴望這一藝術發(fā)展、振興的深切期望。
3.1981年,先生應人民教育出版社之約為全國的中學生臨寫了一套北魏和隋唐著名碑版的楷書范本(共八種,其中一種是其二弟康雍先生所臨),1984年又應河北美術出版社之約為全國廣大青少年書法愛好者臨寫了七種漢隸碑簡(其中一種為康雍先生所臨)。在這種普及程度的書作中,先生仍不忘其書寫作品與書學書史等方面的知識相融合的一貫宗旨,因而面對這—層次的愛好者和觀賞者留下了兩組很有意義的題記??瑫M共三則:(1)《鄭文公碑》題識: “與白駒谷題名、張猛龍及龍藏寺等碑額筆法一脈相承(指鄭文公碑的碑額字),殆即當時榜書之正體、褚河南伊闞佛龕猶存其余意”。(2)《張猛龍碑》后記 (附圖十):“張猛龍碑雄奇峻雅,論者推為北碑之首,鄧石如、趙之謙、梁啟超等皆得力于此”。(3) 《隋張貴男墓志》后記(附圖十): “張貴男志方勁凝煉、清潤卓絕,清末張裕釗書名重一時,康南海推為清楷第一,論者未悟其脫胎于隋志”。這第一則的題記以極為精練的字句點出了北魏著名《鄭文公碑》額與同時代名碑書體相屬者的類別以及對后來隋唐名碑在書體淵源上的巨大影響。第二、三兩則后記則說明了《張猛龍碑》和《張貴男墓志》的書法藝術對后來書法史上許多大家所起的作用。特別要提的是張裕釗書藝脫胎于張貴男墓志的灼見,可以說是對張裕釗書藝研究方面的振聾發(fā)聵之論。細細品味原拓,不由人不拍案稱絕。
我們細察這一套楷書字范本后還可以看出,先生的臨寫除了做到形神逼肖之外,在編排上也很有特色,即在每種臨作的最后附上一頁該碑志的拓片影印,再附上基本筆法示意,病筆舉例,特殊筆序舉例,意在使臨寫者既能看到原碑的精神氣質(zhì),又能從臨本上看清筆法的起、收、轉(zhuǎn)承。不僅如此,聯(lián)系到這些有如畫龍點睛的題記,我們還可以看出先生正是通過這些字字珠璣的精論,對有志于此道的學子作了更深一步的指點,讓他們在臨寫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順著這些學有成就的大家的足跡去進—步探索成功的途徑,以求進入更高的境地。
再看隸書組的二則:(1)《乙瑛碑》后記(附圖十一): “楊守敬評此碑云,波磔已開唐人庸俗一路,語極中肯。然以時人多愛之故勉臨數(shù)行,愧亦不能得其妙而祛其俗耳”。(2)《急就章簡》后記(附圖十二):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