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來的賦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積極成果。但是應(yīng)該清醒地看到，這些改革僅限于局部地區(qū)，且多為階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徹底。朱明朝廷的財政危機未能根本解決，
全國賦役不均的狀況依然嚴重，客觀現(xiàn)實要求執(zhí)政者必須將賦役制度的改革繼續(xù)深入下去，歷史將此重任落在萬歷元年出任首輔的張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萬歷初年張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廣一條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明中葉以后，皇親、勛臣、貴戚“恃寵挾恩，奏求田地”，皇莊、王莊、貴族莊田風(fēng)云而起?？N紳地主推波助瀾，廣占田土，從而在
全國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產(chǎn)資料，“有土此有財”，賦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這批人享有優(yōu)免賦役的恩賜，欽賜土地例不納糧當差，文武官員亦論品優(yōu)免，“官員之家率得優(yōu)免，遂致奸偽者多詭寄勢家”。從而使得國家控制在籍的納糧當差地大大減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
河南、
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與王府，則欺隱于猾民”。對于在籍的納糧當差地，明中葉以后由于吏治腐敗，“飛灑”、“花分”盛行，放大戶而勾單小，結(jié)果造成“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興，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小戶力薄難撐，舉家逃亡。賦役不均遍及各地。
為緩解財政危機，實現(xiàn)賦役均平，一批有識之士率先發(fā)出清丈土地的呼聲。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實田畝。嗣后郭化弘、唐龍、簡霄先后疏請核實田畝。而顧鼎臣的對策方略尤力：“請責(zé)州縣官，于農(nóng)隙時，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統(tǒng)間魚鱗鳳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坍荒，成熟步口數(shù)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shù)，刊刻成書，收貯官府，給散里中，永為稽考。”另外還有一些開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區(qū)業(yè)已開始清丈土地的試點，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鄒守益在
江西安福、安如山在
河南裕州進行的清丈土地的嘗試，嘉靖十五年王儀在蘇州主持的丈田均糧運動，嘉靖十八年歐陽鐸在應(yīng)天進行的清理虛糧、清查隱匿田畝的賦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興府海鹽縣令民自守田糧，嘉靖三十一年劉起宗在寧國府清理虛賠錢糧，隆慶元年杭州府海寧縣令許天曾的清丈田糧等等。其中“
福建諸州縣為經(jīng)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張居正在總結(jié)前人清丈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于萬歷八年在
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丈土地的運動，史稱“萬歷清丈”。
張居正深謀遠慮，剛毅明斷，清醒地認識到明皇朝已成“將圮而未圮”的搖搖欲墜的大廈，為挽狂瀾于既倒，張居正雷厲風(fēng)行，大刀闊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認為造成財政困難、社會危機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quán)貴，而繼秉國者又務(wù)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鑒于此，在政治上，張居正強調(diào)“尊主權(quán)，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他立考成，飭吏治，整頓邊防，綜核名實。
在經(jīng)濟上，針對“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的狀況，張居正打算通過丈量，使土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敢獨困，豪民不能兼并”。
盡管張居正“日夜憂勞，念欲君國子民計，非清丈不可”，但是萬歷八年前履畝度田僅限于對局部地區(qū)勛戚莊田的清丈，促使張居正下定決心在
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清丈的是
福建度田的成功。萬歷六年十一月，明朝廷“以
福建田糧不均，偏累小民，令撫按官著實清丈明白具奏”。
福建左布政使勞堪被任命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福建，奉旨稽核，履畝丈量，均勻攤補。萬歷八年九月，度田事竣，“閩人以為便”。
福建度田事實上是張居正清丈土地改革的試點和前奏，
福建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遂與張公（四維）、申公（時行）、大司徒張公（學(xué)顏）議請其意，詔行諸路”。同年十一月，戶部根據(jù)張居正的建議，擬定《清丈條例》，其內(nèi)容如下：
1.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者免。
2.議應(yīng)委之官，以各布政使總領(lǐng)之，分守兵備分領(lǐng)之，府州縣官則專管本境。
3.復(fù)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shù)等，糧有上、中、下數(shù)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
4.復(fù)本征之糧，如軍種屯地即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即納民糧。
5.嚴欺隱之律，有自首歷年詭占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者連坐，豪右隱占者發(fā)遣重處。
6.定清丈之期。
7.行丈量磨算之法。
8.處紙札供應(yīng)之費。
明神宗批準依其議，“令各撫按官悉心查核，著實舉行，毋得茍且了事，及滋勞擾”。從而在
全國各地揭開清丈田糧的序幕。
當是時，神宗皇帝十齡幼主，難有作為，張居正首輔執(zhí)政，獨攬朝綱。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向來就是政治控馭下的封建政治經(jīng)濟，張居正政治上的成功為其經(jīng)濟改革鋪平了道路，“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于豪宦之家殊為未便”。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隱田，而這卻觸動了勛貴、官宦、豪紳的利益，他們?nèi)浩鸬种疲?#8220;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且以余糧送入其家”。對此，張居正抱定“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決心，矢志不移，堅定地將清丈運動開展下去。他一面寫信給各地巡撫，鼓勵他們放手去干，“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wù)為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為虛文耳。已囑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一面嚴懲阻礙清丈的勛貴豪強和清丈不力的官員。
山西代王府宗室、鎮(zhèn)國中尉廷和奉國將軍俊槨等人阻撓清丈，張居正建議神宗下詔廢俊槨為庶人，其余人等削奪宗祿，同時宣諭各處撫按：“丈田均糧，但有執(zhí)違阻撓，不分宗室、官宦、軍民，據(jù)法奏來重處”。萬歷九年七月，
河南獲嘉知縣張一心以舊冊數(shù)字報充清丈數(shù)字，被連降兩級。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閻邦寧、池州知府郭四維、安慶知府葉夢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問“以清丈畝怠緩”，“各住俸戴罪管事”。
為了推動丈田，張居正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主動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隱漏田畝。他寫信給江陵老家的兒子張嗣修，命其嚴格查核自家有無詭寄影射田畝。在核查中發(fā)現(xiàn)，張家原有田土不過糧七十余石，而在該縣賦役冊中卻寫著“內(nèi)閣張優(yōu)免六百四十余石”，這多出的五百七十余石，“有族人倚借名號一體優(yōu)免者，有家僮混將私田概行優(yōu)免者，有奸豪賄賂該吏，竄名戶下巧為規(guī)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新故公行寄受而逸者，是以十分之中，論本宅僅其一，余皆他人包免”。查清之后，張嗣修按其父要求不僅將詭寄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田糧上交國家，而且表示主動放棄優(yōu)免待遇，“本宅田糧七十四石例得優(yōu)免者，盡數(shù)與小民一體當差”。
張居正大權(quán)在握，正己肅下，在他的親自策劃和督促下，
全國絕大部分州縣認真執(zhí)行《清丈條例》，如
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沈時敘“先令其人自清丈，自首者免罪，欺隱者重究。丈畢，各填供報單一張送本里，里長挨甲口口類為一冊，名曰《供報順甲冊》，余收貯密室以為底據(jù)，仍復(fù)擇鄉(xiāng)民中素行端謹者兗公、直里各二人，帶書算手各一人，復(fù)分里按段丈之，與供報者同則已，多少口口口之少者正其隱欺之罪，口類其冊曰魚鱗冊，則丈無遺地矣。”③
河南杞縣知縣段紹先讓業(yè)主自報田畝數(shù)額及方圓四至，然后親自檢查，“驗田認糧，遂得一縣田清和稅均”。
在清丈土地的基礎(chǔ)上，各地還編制了新的魚鱗圖冊，這次的魚鱗圖冊“蓋一準國初魚鱗之舊而益核之”，內(nèi)容較之洪武時期更加精密完備。如常州府武進縣，“是年（萬歷十年）丈量，嘗造魚鱗圖冊。聞之每鄙實費四金，推求繕寫，不止再三，總而藏之于官”。魚鱗圖冊每鄉(xiāng)都以四境為界，境內(nèi)田土劃分為坵，坵與坵緊接相挨，繪于圖冊，如魚鱗之相比，次以字號。田地分官民、高圩、腴瘠、山蕩，一一注明，其后寫有業(yè)主姓名、年月，賣賣則有開注。比較如實地反映了清丈后的土地占有狀況。正因如此，清入關(guān)后攤派錢糧所用的《賦役全書》就是依據(jù)萬歷清丈后的圖冊編纂而成：“順治三年，諭戶部稽核錢糧原額，匯為《賦役全書》，悉復(fù)明萬歷間之舊。”萬歷九年，順天八府州縣和南京錦衣衛(wèi)屯田、
山東、
江西先后報告丈量完畢；萬歷十年，保定、大同、薊遼、
山西、
廣西、應(yīng)天、宣府、
浙江、
貴州、淮安、揚州、徐州、
河南、延綏、湖廣、
四川、
陜西、兩廣等陸續(xù)報告清丈完畢；十一年，
寧夏、
甘肅、
云南亦報告清丈事竣。至此，歷時二年多的
全國范圍內(nèi)普遍開展的“丈田畝、清浮糧”運動始告結(jié)束。
《清丈條例》第一條明確規(guī)定：“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則免”，表明清丈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役額，而是以清核隱田為手段去均平賦役保證國課。通過清丈，應(yīng)該說基本上達到預(yù)期目的。首先，大量隱田被清查出來。其次，隱占田土被查清后，“以多余之地補失額之糧”，減少了“民間虛糧賠累之弊”。如北直隸滄州，“清丈之后，田有定數(shù)，賦有定額，有糧無地之民得以脫虎口矣”。在
山東，“清丈事極其妥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另外，隨著額田的增加，國家財政危機亦得以緩解，《明史·張學(xué)顏傳》稱：“自正（德）、嘉（靖）虛耗之后，至萬歷十年間，最稱富庶。”《明史紀事本末》亦稱萬歷十年“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
張居正在清丈田畝的同時，還積極總結(jié)嘉靖以來各地賦役改革的經(jīng)驗，在
全國推廣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一條鞭又作一條邊、一條編、條鞭、條邊、條鞭等。一條鞭的內(nèi)容，《明史·食貨志》概括為：“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但是應(yīng)該看到一條鞭法有一發(fā)展過程，它發(fā)軔于嘉靖初年，至隆慶、萬歷初始盛行，萬歷中葉以后范圍幾已遍及
全國。從創(chuàng)行到最后推廣及
全國，一條鞭法內(nèi)容有個從粗到細、從簡單到復(fù)雜的
明萬歷“清丈歸戶單”！
ID編號:JD320416 ┊ 日期:2009-7-22 ┊ 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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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的收藏夾,方便查看]連城縣清丈歸戶單
據(jù)《連城縣志》記載：“萬歷年間知縣朱九卿清丈田畝時，全縣官民田總共1293頃79畝，田分上、中、下三則起科，上則每畝科米4.66升、中則每畝3.72升、下則每畝2.79升，共征賦米7744石。”《閩書》中對朱九卿有“肅清衙役，清丈得法”的評語。
由于年代久遠，保存至今實屬不易！
明代的田賦和清丈簡況
明代的田地分官田、民田兩種，官田屬公田國家所有；民田屬私田業(yè)戶所有。明初，貧農(nóng)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采取了減輕賦役負擔(dān)的政策，規(guī)定全國田賦稅率：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注：各省實際操作中略有增減）。但個別地方卻有特殊的稅率：一是朱元璋的家鄉(xiāng)鳳陽只象征性征收、大學(xué)士劉基的家鄉(xiāng)青田減半征收；二是江南的蘇、松、嘉、湖、常等府，因朱元璋恨其地民眾為張士誠死守抵抗明軍，特提高五倍的稅率以示懲罰：民田每畝稅二斗至三斗，沒官田稅七斗至石，其中張士誠建都地蘇州府最重。以上一輕一重的田賦稅率是明初賦稅的個例。
洪武三年十一月詔令戶部制定戶籍，進行全國人口普查；洪武十四年詔令全國編制賦役黃冊，丈量全國土地編制土地魚鱗圖冊。黃冊是以戶為主，記錄人口變動情況的戶籍資料，魚鱗冊是以田地為主，記錄丈量田地情況的地籍資料，黃冊和魚鱗冊都是國家征收賦役的依據(jù)。
成化年以后，土地兼并問題日益嚴重，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宦官占地近于瘋狂，大量的農(nóng)民失去耕地，國家實征賦稅土地急劇減少，田賦被拖欠，財政收入大量流失，嘉靖二十八年以后，太倉銀庫年年虧空，有的年份虧空額高達370萬兩，比當年的太倉銀收入還要多。萬歷年，明代名相張居正執(zhí)政后，為擺脫財政困境，采取 了開源節(jié)流的策略，推行“清丈田糧”和“一條鞭法”賦役改革。萬歷七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再次清丈田地，到萬歷十一年五月清丈結(jié)束，全國的田地計有701.39萬頃，其中清丈所增田地182.85萬頃，大量不稅的隱田被清查出來。
萬歷年的清丈成效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清丈出大量隱匿不稅田地，使各州縣承擔(dān)的田賦按清丈后的實際面積均攤，減輕了農(nóng)民的負擔(dān)；二是統(tǒng)一畝制，全國均按240步為一畝，解決了大畝小畝的問題；三是統(tǒng)一科則，官民田同一則，以上、中、下三則起科，改變了有的地方計稅多達十三個則別的現(xiàn)象，這些都是賦稅制度簡化的重要步驟，為“一條鞭法”的實施鋪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