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國古代哲學認為，物是心的映射，靜心須先去物，只有解除物對心的遮蔽，才能使人通天徹地，洞悉萬物。物是通過視覺映射到心中的，解物蔽，必先去視。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眼睛是心靈的窗戶，關(guān)閉了窗戶，內(nèi)心才不會被萬物所困擾。一個人如果沉迷于物累，沉迷于事物的形貌情景，他的心智就會被物所蔽，使自然而然的以人應物變成了以物役人。
“指鹿為馬”這個成語出自《史記.秦皇本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shè)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倍佬υ唬骸柏┫嗾`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陰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這個典故被后世喻為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在普通人看來，這是個蠢不可及的問題，胡亥即帝位時已21歲，這個年齡已具備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作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會輕易在皇帝面前開一些低級的玩笑，稍有不慎，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而趙高卻偏偏敢于嘗試，并因此而成功測試了諸臣對自己的“態(tài)度”。
趙高之所以敢在胡亥面前“指鹿為馬”，我想應該不外乎有以下幾種可能：首先，趙高發(fā)動“沙丘政變”，擁立胡亥即皇帝位，彼此已結(jié)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胡亥仍需趙高的勢力維護皇統(tǒng)。其次，胡亥已被趙高架空，國家權(quán)柄已落入趙高之手，二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皇帝。最后，趙高身為帝師，在胡亥即帝位之前，彼此討論過以邏輯和認識論為出發(fā)點的哲學問題。因此，敢于在朝堂之上用這種戲謔的方式測試諸臣之心。
結(jié)合歷史事實，我認為第一條假設(shè)不成立。一個連自己親兄弟都誅殺的人還在意一個遠親臣子的性命嗎？趙高在朝堂“指鹿為馬”，度測朝臣之心，已形成結(jié)黨之勢，這是動搖國本的行為，胡亥笑言以對，說明胡亥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多大的事兒。第二條也不成立，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朝廷里還有以李斯為首的另一派勢力，胡亥只要平衡好兩派的關(guān)系，不讓任何一方坐大，保持鷸蚌相爭的政治格局，得利的依然是胡亥。既然前兩種假設(shè)均不成立，那么，第三條才可能是趙高敢于“指鹿為馬”的根本原因。
關(guān)于邏輯和認識論的問題，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名家是討論這類問題最深入的一個思想學派，《漢書.藝文志》記載了春秋戰(zhàn)國時名家有七家，代表人物有戰(zhàn)國時期的惠施和公孫龍。名家著重討論名和實的關(guān)系問題，也就是事物的名稱與事物本身的關(guān)系問題。
惠施是一位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者，在他看來，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無論是時間的早晚，空間的遠近，物體的高低等等都是相對的概念。針對具體的事物，從不同方面來看都是不同的，但從相同方面來看又都是相同的。他否定事物的差別性，否定具體事物的特點，同時也否定矛盾的特殊性。
他對事物提出了十個著名的議題，這就是《莊子.天下》篇中的“歷物十事”，其中就有一個著名的論題“今日適越而昔來”。意思是說，今天去越國昨天就到了。他認為時間是相對的，相對明天而言，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相對后天而言，今天就是后天的大前天。他認為今天和昨天都是相同的時間概念，既然相同，就可以說今天去越國昨天就到了。他還有一個著名的議題“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庇闷胀ㄈ说挠^點看，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在我們的常識里，南北線和東西線的交匯點才是道路的“中央”，東西南北是相對中央而言的，它的參照點在中央。如果我們跳開平面的局限，站在三維的角度，以“燕”地為出發(fā)點一直向北飛行，是不是可以抵達所謂的“中央”？同樣的道理，我們?nèi)绻浴霸健钡貫槌霭l(fā)點，向南飛行，在不考慮地球曲率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也能到達所謂的“中央”，顯而易見，這是成立的。同時也說明，早在戰(zhàn)國時期，中國人就已經(jīng)認識到地球是圓形的了。
惠施基于自己的世界觀，還提出了一些奇怪的論題，比如“犬可以為羊”“龜長于蛇”，既然犬和羊都是動物，為什么“犬”這種動物不能稱之為“羊”而稱之為“犬”呢？“羊”這種動物不不稱之為“犬”而稱之為“羊”呢？大家都是人，為什么你叫張三他叫李四，難道李四就不能改名叫張三嗎？既然可以，那么為什么犬就不能稱之為羊呢？人可以改名，動物為什么就不能改名呢？如果全天下的人把犬稱之為羊，把羊稱之為犬，那么犬就可以變成羊了。
對于名和實的關(guān)系問題，其實不只是名家才關(guān)心，也不是戰(zhàn)國時才有的。早在春秋時代，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就提出過“正名”，戰(zhàn)國時提出正名的還有宋研、尹文。
關(guān)于名和物的辯論，名家的另一個代表公孫龍著作過一篇《指物論》，這篇文章，自古以來，解讀者眾，在哲學界一直沒有形成共同的解讀版本，原因就在于對“指、非指、物指”概念的解讀出現(xiàn)了異議。
其實要搞清楚《指物論》究竟在談些什么，我們可以從公孫龍的其它著作入手進行解析。公孫龍?zhí)岢鲞^“堅白離”、“白馬非馬”和“雞三足”等著名論點。他認為石頭的“堅性”、“ 白色”與“石頭”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彼此可以分離，可以獨立存在，不能把“堅白石”看做一件東西。一塊石頭是否堅硬這是一個觸覺的問題，只能靠身體的接觸才能感知，石頭的顏色只能憑視覺才能識別，憑借觸覺是分別不出石頭是白或黑這種概念的，視覺對“堅”是不存在的，觸覺對“白”是不存在的，只有“堅石”或“白石”，沒有又堅又白的“堅白石”。“ 堅性”、“ 白色”和“石頭”只能作為三個不同的概念獨立存在，不能混為一談，這就是著名的“離堅白”詭辯。
他的另一篇“白馬論”，論證了“白馬非馬”，這又是他一個著名的詭辯，他認為白是顏色，馬是形狀，白馬包括了兩個不同的概念，那么白馬所指的既不是“馬”也不是“白”，所以“白馬”就不是“馬”。“ 白”與“馬”各自獨立存在，“白馬”與“馬”也各自獨立存在，它們是不同的獨立的概念，沒有統(tǒng)一體的白馬。他把一般和特殊隔離開來，認為一般抽象的馬可以脫離具體的特殊的馬而獨立存在。
公孫龍和惠施走了兩個極端，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來，什么都可以轉(zhuǎn)化，是一個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者。公孫龍把什么都割裂開來，什么都是各自孤立的，不成一體，是一個認識論的絕對主義者。
從以上事例，我們再來分析《指物論》，公孫龍所要表述的其實就是形容詞、副詞、冠詞在名詞中的應用所產(chǎn)生的物體概念的辨識問題，這種關(guān)于對名物的認識，莊子在他的《齊物論》中有過非常充分的論述。
莊子認為，“是也彼也。彼也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焙芏嗳苏J為，“莊子是一位沒有是非觀的人，他否定了事物的性質(zhì)、差別以及客觀真理的存在，他的思想是消極的，主觀的?！鼻f子與惠施一樣，都持相對主義的認識論。莊子在《秋水》篇中把貴賤、大小、有無、是非都說成不是由客觀事物本身性質(zhì)決定的，而是由人的主觀意志來決定的。
中國古代哲學認為，物是心的映射，靜心須先去物，只有解除物對心的遮蔽，才能使人通天徹地，洞悉萬物。物是通過視覺映射到心中的，解物蔽，必先去視。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眼睛是心靈的窗戶，關(guān)閉了窗戶，內(nèi)心才不會被萬物所困擾。一個人如果沉迷于物累，沉迷于事物的形貌情景，他的心智就會被物所蔽，使自然而然的以人應物變成了以物役人。
名是物對心的映射，人類為了區(qū)分心中的物，如是就發(fā)明了語言和文字，來對物進行描述和區(qū)分。因此，名是物的衍生產(chǎn)物，是人智的創(chuàng)造，沒有物就沒有名，物和名都是人的認知概念，既然名是人對物的描述和區(qū)分，這就說明名是主觀的產(chǎn)物，既然是主觀的產(chǎn)物，為什么鹿就不能稱之為馬，馬就不能稱之為鹿呢？
鹿和馬的名稱問題，其實就是一個誰說了算的問題，我們對物的認識都是來自于經(jīng)驗和知識，人的這種認知，真的是對的嗎？什么是對的？什么又是錯的呢？對和錯都由誰來界定的，它的判準是什么？如果人是天下萬物唯一的判準，誰又能夠保證它的客觀公正性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道德經(jīng)》中去尋找答案，老子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道”創(chuàng)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边@個道又分為天道和人道，天道創(chuàng)設(shè)萬物，并化育萬物，萬物按照道所制定的法則不斷的滅失、不斷的生化，生生不息，周行不殆。人被天地創(chuàng)造出來以后，通過對萬物的感知和交流，產(chǎn)生了占有的欲望，欲望產(chǎn)生以后，紛爭也就開始了，有了紛爭就有了強弱，強者征服弱智，強者為弱者制定了人倫規(guī)范，這樣就形成了階級，有了階級就有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
這種以人替天的行為，在老子看來，都是膚淺可笑的，人是自然的產(chǎn)物，上天在創(chuàng)設(shè)人類的同時，已經(jīng)為人類制定了天道政治倫理，人類唯有遵守天道，按照天道法則生產(chǎn)生活，才能永葆天下太平。
老子認為，人類所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規(guī)，都是非法的、不合道的行為，唯有絕棄人之偽，復返天之真，絕人之小智，復天之淳樸，才能解決當今世界紛擾繁雜的社會問題。所以，圣人知常不妄，行不言之教。
“道”是天地唯一的判準，理解了《道德經(jīng)》所表達的思想，我們再來分析莊子的“齊物論”，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莊子說“是也彼也。彼也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泵臀锒际窍鄬Φ母拍睿锸堑乐?，名是人之所附，既然是人之大偽，那還有什么對錯呢？
明白了這些道理，再回過頭來讀“指鹿為馬”，趙高還真有可能是被冤枉了的，也許他當初壓根兒就不像司馬遷所說的懷有不臣之心，說不定他在與胡亥進行一場學術(shù)辯論呢，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是也不是，不是也是，都不重要了。（初稿于2017/1/29江蘇泗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