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漢帝國所需要的并不是像公孫弘那樣一味贊頌堯舜時代的儒家官僚，而是能夠為推行對匈奴戰(zhàn)爭路線維持好國內治安并能夠貫徹好上述新財政政策的優(yōu)秀的實務型官僚。這群官僚無條件地服從皇命，忠實于國家法律，執(zhí)法時決不摻雜半點私情。司馬遷將這樣的官僚稱為酷吏，并在《史記》中為他們立了酷吏列傳。
《史記·酷吏列傳》記載了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咸宣、杜周共計11人的傳記。其中，郅都為文帝、景帝時人，其他則為武帝時期的官僚。
相對于這些酷吏，那些致力于以德行引導人民，安定人民生活的官僚被稱為循吏。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酷吏立傳的同時也立了循吏列傳，不過，其中記載的人物全部是戰(zhàn)國時代以前的人物，無一人來自漢代。后來等到班固著《漢書·循吏傳》時，漢代的地方官才被載入史書中，但這些漢代官吏是宣帝以后的人物。在武帝時期無人被載入列傳這一點上，《漢書》與《史記》的循吏列傳如出一轍。
這一現(xiàn)象反映出被稱作酷吏的官僚體現(xiàn)了武帝時期的特征。他們并不是通過賢良方正或者孝廉制度而被舉薦出的官僚。武帝初期的賢良方正制度，似乎是排斥法家、縱橫家而重用儒家的。但是，制度雖然如此，酷吏仍舊代表武帝時期官僚制度的特色。
至今為止，人們都普遍認為儒學是在武帝時期成為國教，并受到推崇的。但是，假如酷吏是當時官僚的代表這一論點成立的話，那么，儒學在當時被國教化的觀點就有必要被重新考慮。關于此問題將在以下的章節(jié)中詳述。在此，讓我們首先針對武帝初期任用公孫弘、董仲舒，之后卻又重用酷吏的問題加以考察。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 66 篇文章
接下來你將看到
法家官僚張湯
社會動蕩加劇與對酷吏的重用
設置州刺史
撰文 西嶋定生（1919-1988），日本歷史學家
來源 《秦漢帝國》，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法家官僚張湯
酷吏列傳記載的人物當中，張湯是一位代表性人物。關于他的幼年時代，曾流傳著以下這樣一段軼事。
張湯的父親在長安任職，一日出門時囑咐張湯看護家院?；貋砗?，發(fā)現(xiàn)家里的肉被老鼠偷走了，于是便叱責張湯。這時，張湯挖開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予以笞打，又將老鼠作為被告進行審判。在審判形式上，起訴書、犯人供述書、審問書、判刑總陳書都一應俱全。并且他還將老鼠吃剩的肉作為陳堂供證，對老鼠施以刑法，把受刑后的老鼠和判刑書一同擺在了自家門前。他的父親看了看這些審判文書，發(fā)現(xiàn)竟如同熟練的老獄吏所寫，從此以后，便讓張湯負責書寫審判記錄。
之后，張湯繼承了父業(yè)，在長安任吏。當武帝母親王太后的弟弟——周陽侯被扣留在長安時，他曾設法解救了周陽侯。因為這一緣故，張湯經周陽侯引薦結識了許多權貴，做了內史（后分為京兆和左馮翊）的屬官，接著被調為茂陵（建造在武帝陵旁邊的陵邑）尉，不久后又獲得丞相田蚡賞識，被提拔成御史，執(zhí)掌監(jiān)察工作。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的張湯。
田蚡是王太后之弟，也就是武帝的舅父。他愛好儒學，致力于儒者的任用。但是，即便這樣，田蚡還是推舉了與儒家相距甚遠的法家之士張湯，這顯示出法家官僚的任用順應了時代的需要。
出任御史后，張湯首先審理了廢除陳皇后的巫蠱案，之后被調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同負責制定律令的工作。在公孫弘出任御史大夫的元朔三年（前126），張湯被任命為司法最高長官——廷尉。盡管擔任御史大夫的公孫弘身為儒家官僚，但與他同時被重用的是法家官僚。擔任廷尉時，張湯審理了淮南王（原淮南王劉長之子劉安，《淮南子》的編纂者）、衡山王（淮南王之弟）、江都王（景帝之孫）的謀反事件，迫使這些諸侯王全部自殺而亡，并使朝廷收回他們的封國，設置為郡，由此張湯的辦案能力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元狩三年（前120），他終于被提拔為御史大夫。這恰好也是新財政政策實施的第一年。
如上所述，這一年，三銖錢、皮幣、白金被推上臺面，曾經作為少府財政來源的鹽鐵稅收也被轉交到大司農管理。翌年元狩四年，鹽鐵的國營制度啟動運營。同年，算緡錢的增設以及告緡令開始實施。而三銖錢的廢止和五銖錢的制定，也同樣發(fā)生在這一年。而這一系列新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與才華橫溢的財政官僚桑弘羊的參與有關。但是，要使這些政策生效，則必須有強有力的國家權力在幕后支持。就在此時，法家官僚張湯出任了御史大夫。
五銖錢。
當時的丞相為李蔡。但他并不像公孫弘那樣強權，自那時起國政便不再由丞相掌舵，而是由御史大夫全權擔當。換言之，漢帝國的政治事務完全開始由張湯一人裁決。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策劃的鹽鐵國營政策，都是在這位御史大夫的支持下強制推行的。同時，針對盜鑄五銖錢、違反算緡錢法令的人，也都是根據御史大夫張湯的方針進行檢舉與審判的。
在鹽鐵國營制度、算緡錢、告緡令的實施過程中，受打擊最重的是大商人及豪族。因此他們便在明里暗地勾結國家權貴。這些權貴中，一些人為了謀求私利與他們結成了黨派。而一般平民中，違背法令，擅自削損、盜鑄五銖錢的現(xiàn)象也從未杜絕。這些人便成了張湯嚴格的法家政策的執(zhí)行對象，無一人能夠逃脫追究。于是，從公卿到平民階級的責罵聲都直指張湯，朝廷內外也醞釀著各種陷害張湯的詭計陰謀。
然而，那些企圖陷害精通法律的張湯的陰謀，最終都以失敗結束。但在張湯擔任御史大夫六年后，有人等到了加害他的時機。當時有流言謠傳，張湯為謀取私利，出賣情報給自己的舊知商人。于是，與張湯向來不和的朱買臣等丞相府中的三長史（長史為屬官名稱）便借題發(fā)揮告發(fā)了張湯。審判他的官吏是張湯過去的同僚趙禹，趙禹責勸他說，想想過去因你被判死刑的人不計其數(shù)，現(xiàn)在你也應該懂得分寸了，并勸告他自盡以善終。元鼎二年（前115），張湯滿懷冤屈，自盡身亡。雖然他被告發(fā)謀取私利，但其遺產實際上不過500金，據說也都是武帝的賞賜。他死后，武帝哀其冤死，將朱買臣等丞相府三長史處以死刑。當時負有一定責任的丞相莊青翟也因此自絕了性命。
社會動蕩加劇與對酷吏的重用
張湯死后，仍有許多像張湯一樣的法家官僚層出不窮。其中，出任河內太守的王溫舒，在審判郡中千余家豪強地主時，將他們全部處以極刑，據說當時的刑場血流成河，十余里的河水都被鮮血染紅。之后，他被任命為廷尉。而以查判盜賊知名的尹齊、楊仆，最后各晉升為主爵都尉（后稱右扶風）。張湯手下的官吏杜周也經由廷尉一職，升任御史大夫之位。而他們無一不是作為酷吏而馳名的法家官僚。
法家官僚之所以會被朝廷繼續(xù)重用，其原因無非在于武帝統(tǒng)治下的漢帝國的國內矛盾逐漸顯現(xiàn)出來。并且，只要鹽鐵國營制、均輸法、平準法等新財政政策一直持續(xù)實施下去，法家官僚就必然會被重用。
原本經營制鐵業(yè)和制鹽業(yè)或者通過販運各地物產來獲取巨額利潤的不是地方上的豪族，就是業(yè)界巨商。司馬遷在《史記》中設立了《貨殖列傳》，描述了他們積累巨額財富的方法和過程。他們首先從工商業(yè)中謀取錢財，再將這些錢財投入土地中，成為大土地所有者。也就是所謂的“以末致財，用本守之”。這種大土地所有者出現(xiàn)后，導致了貧困的喪失土地者的出現(xiàn)，喪失土地的農民不得不在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以維持自己的生計。武帝初期，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策問的對策文中，把這種現(xiàn)象描述為“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并指出國家征收的田租僅為土地收成的三分之一，而貧民耕作富人的土地時卻要上交十分之五的佃租。
董仲舒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開始實行鹽鐵專營制、均輸法、平準法以及告緡令。由此，不僅貧民深陷困境，富商豪族也與國家對立起來。
武帝中期以后，這種不安的社會狀態(tài)更為顯著，各地出現(xiàn)盜賊橫行的現(xiàn)象。其中，南陽的梅免和白政、楚地的殷中和杜少、齊地的徐勃、游走于燕趙之間的堅盧和范生等，都是遠近聞名的大盜。盜賊成群結伙，規(guī)模大時達數(shù)千人，他們攻打城邑，強擄兵器庫中的兵器，殺害地方官吏，甚至寄出文書要求縣衙進獻糧食。而在鄉(xiāng)里盜掠、人數(shù)較少的盜群，則多到無法統(tǒng)計的程度。政府出兵力圖鎮(zhèn)壓盜群，共斬殺包括向盜群提供食物者在內的數(shù)千、數(shù)萬人，但仍舊沒有成功杜絕盜賊橫行的現(xiàn)象。
所謂的沈命法就是在這段時期發(fā)布的。這是針對地方官發(fā)布的法令。偷盜發(fā)生時，地方官假若不檢舉，或者檢舉了但抓捕的盜賊人數(shù)不達標，從兩千石（相當于郡太守）到小吏（四百石以下的官吏）之間有責任的官吏都要被處以死刑。但是，這一法令發(fā)布以后，卻出現(xiàn)了以下的反效果：縣小吏害怕死罪，即便發(fā)生偷盜也不上報，而郡太守擔心受到連坐之罪，也不要求縣里上報。
如此不安的社會狀況的發(fā)生，正是武帝時期國內矛盾表面化的結果。在鹽鐵國營制、均輸法、平準法以及告緡令實施以后，國內矛盾愈發(fā)顯著，這又導致了國家對被稱為酷吏的法家官僚的更大需求。雖然酷吏厲行法律刑術，比起其他官僚在維持治安方面成績卓越，但國家很難要求所有的官僚都能如此行事。于是，出現(xiàn)了新的地方監(jiān)察制度，也就是州刺史制度。
設置州刺史
漢代前期對地方官的監(jiān)察方法是，丞相派遣自己的屬官臨時前往各州監(jiān)察，不設置常駐監(jiān)察官。但是由于上述歷史背景，國家開始設置州刺史（亦稱部刺史，或稱刺史，下文使用刺史）。
刺史一職于元封五年（前106）首設。每位刺史負責監(jiān)察一個州。當時全國分為13個州，因此刺史定員為13人，品秩六百石。由于郡太守的品秩為二千石，郡都尉為比二千石，所以負責監(jiān)察郡太守、郡都尉的刺史的品秩要低于他們。六百石與大縣令（長官）的品秩相同。十三州是指：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十一州以及朔方和交趾兩州。首都周邊的三輔（京兆、右扶風、左馮翊）、三河（河內、河東、河南）以及弘農郡，雖然未置刺史，但在武帝末期的征和四年（前89）設司隸校尉，其監(jiān)察職能相當于刺史。
刺史的監(jiān)察職責被稱為“六條問事”，也就是說存在六條規(guī)定，六條規(guī)定以外的事務則不在其管轄范圍之內（實際上，刺史彈劾諸侯王的事例很多）。“六條問事”作為《漢官典職儀》中的佚文被流傳了下來，根據此佚文可得知六條問事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第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第三條，二千石不恤疑案，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
第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
第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jiān)。
第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以上六條就是刺史必須監(jiān)察的內容。其中，第一條針對的是地方豪族中的大土地所有者橫行霸道的問題，而其他五條則都是針對郡太守及其子弟的規(guī)定。不過后者中，如第四、五、六條，是針對郡太守和地方豪族非法勾結的內容。換言之，這里所列舉的刺史職責，其監(jiān)察的對象乃是郡太守與地方豪族。
因此，刺史與法家官僚在施政的方針上表現(xiàn)出一致性。不過，被稱為酷吏的法家官僚只是依照法律嚴格執(zhí)法的個體。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可把刺史的設置看作法家官僚的任用路線被制度化的產物。
刺史在成帝綏和元年（前8）被改名為牧（亦稱州牧），品秩二千石。當時，負責州監(jiān)察的刺史似乎隸屬于御史中丞，之后，刺史身份脫離監(jiān)察官的職能，變?yōu)榈胤叫姓?。哀帝建平二年（?），刺史一稱再次恢復，元壽二年（前1）又被改名為牧（州牧）。從東漢起，刺史作為地方行政官執(zhí)事，其淵源則始于上述武帝時期的監(jiān)察制度。
《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日]西嶋定生著，顧姍姍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konw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