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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思想的評價
在一個動蕩喧囂的環(huán)境中,莊子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寧靜的光輝。
在那亂哄哄的時代時在,人民都處于倒懸狀態(tài),莊子極欲解除人心的困憊,可是,現(xiàn)實的無望卻使他無法實現(xiàn)心愿。由于他既無法使人類在現(xiàn)實世界中安頓自我,又不愿像神學家們在逃遁的精神情狀中求自我麻醉,在這種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歸于內在的生活——向內在的人格世界開拓其新境界。莊子所拓展的內在人格世界,乃藝術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詞不含倫理判斷或道德價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沒有禁忌,沒有禁地;他揚棄一切傳統(tǒng)的形式化,遺棄一切信仰的執(zhí)迷。
在現(xiàn)實生活中,無一不是互相牽制,互相攪擾的,莊子則試圖化除現(xiàn)實生活上種種牽制攪擾,以求獲得身心的極大自由。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虛靜其心——通過高度的反省過程,達到心靈虛靜,能掌握自身的變化,并洞悉外在的變化,而不拘執(zhí)于鞭一特殊的機遇或固定的目的。因為外在世界是“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的,同時人類本身也受情意的驅使而在萬物變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到形體耗損殆盡,仍屬空無所持,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對這樣可悲的現(xiàn)象,莊子乃轉而對內作一番自覺的工作,在自覺過程中,感悟世界的幻滅無常,于是認定馳心于外物,對于人類的精神實是莫大的困擾。由是導出莊子哲學之輕視物欲的奔逐,而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個人心靈的安寧。
莊子對于現(xiàn)象界有深刻尖銳的洞察力。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徹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渾渾噩噩像烏龜似的爬來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東奔西竄,然而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驚懼結什么,為得著什么。一旦省悟時,便會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是如此地莫名其妙……看開了,一切都不過如此罷了,于是你就會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動。然而這樣的社群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如果每個人都像莊子笑聲下的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進入到“每件事焉似喪其耦”的境況,那末個人和社會豈不近于靜止?因而,莊子哲學如何處理及適應這情況,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納入了一個龐大的動力系統(tǒng)中,緩步或停足都有被拋棄的危險。
然而,我們必須了解莊子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道行者,也非逃離現(xiàn)實生命的烏托邦理想的人。他的見解是基于人類無止境的饜欲與物化的傾向所引起發(fā)出來的;同時,鑒于個人的獨存性已消失與被吞噬,遂于洞察人類的處境中安排自我的適性生活。沒有這種感受的人,自然無法體會莊子。因而莊子哲學對于讀者來說,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無法得到大眾一致公認的,同樣的一句話,有人會視如智慧之言,有人會以為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莊子的哲學不是寫給群眾看的,莊子的說話也不是說給群眾聽的,他的聲音有如來自高山空谷。
讀莊子書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窩吱吱喳喳、跳跳躍躍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豬玀,文人學士則有如爭吵不休的猴子。看他書中大鵬小鳥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對話,以及井底蝦蟆的設喻,你會覺得他簡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類歷史的時空中,孤鴻遠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從莊子哲學的恢宏氣象看來,也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他的思想角度,從不拘限于枝枝節(jié)節(jié),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殺精細的分析,否則就犯了《秋水》篇中所說的“自大視細者不明”的毛病。他往往從整體處觀察事理,從各個角度作面面的透視。
從莊子哲學的對境來說,恢宏的氣象乃表現(xiàn)于不以人類為中心(不拘限于人類),不以自我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廣大的自然界。莊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方面表現(xiàn)出民胞物與的胸懷,另方面又呈現(xiàn)著藝術精神的和諧觀照。很顯然莊子取消了天地萬物和我——客觀和主體——的對立關系。這種主客一體的宇宙觀,實為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和西方哲學主客對立的宇宙觀,迥然不同。莊子不僅要打破主客對峙的局面,進而達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還要進一步達致物我(主客)兩忘境界。在這里,莊子充分表現(xiàn)出大藝術家的精神。
主客合一的宇宙觀,只是對自然作某種程序的觀賞,而缺乏開發(fā)自然界的精神。中國在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方面的貧乏,這種宇宙西觀實有重大的影響;正如中國民族在文學藝術上的輝煌成就,也是受這種宇宙觀的重大影響。
現(xiàn)在把上述兩種宇宙觀,縮限于人和自然及其關系上來討論,我們先剖解主客對立的宇宙觀,借此可反襯出另一觀念之特點。
在西方,人在開拓自然的過程中,已有驚人的成就,這是值得驕傲的,也毋須贅言。然而若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人和自然的關系,西方則呈現(xiàn)著深沉的危險,尤其是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安排其地位問題。
西方傳統(tǒng)哲學大抵為二元的化傾向——物我完全對立,自然與人事對峙,亦即劃分客體與主體。然而由于西洋哲學重客體,往往習慣將人類客體化,結果常使人埋藏于物界而喪失其自然的地位(如希臘宇宙論時期哲學);同時也有人急急于求永恒客觀的存在,把自然界看成一個變動流逝的感覺界而加以鄙棄(如柏拉圖);中世紀則更視自然人為罪人,自然界為罪惡之區(qū),而將價值停滯于高遠飄渺處。
及于近代,西方經驗科學的長足發(fā)展產生如下的特殊現(xiàn)象:一、把人類壓縮成物理平面(如物質科學);二、把人類列入“動物級數(shù)”(如達爾文),或從“鼠”輩的試驗解剖中來衡量人類的行為(如行為派心理學);三、天文學家將亞里士多德至中世紀的有限宇宙開展而為無窮宇宙,人面臨這無窮新世界,有如滄海一粟,渺小的人類固然可惜知性作用在宇宙中安排自處,但人類的苦悶不安,則于其畏怯與自大的交織下表露無遺。
蓋以有限的自我處于無窮的宇宙中,終究不能掩飾其飄搖無定的悲哀。對外則不知何以自處于宇宙中,對內則淪于自我迷失之境況——心理學家告訴人:人的意識生命是隱藏著的潛意識沖動表現(xiàn)。自我常會顯得分裂不統(tǒng)一,人對自身是個謎,并且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最后的依靠。他被描述為“疏離的人”,或處于疏離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人成為陌生人——對自己感到陌生,對宇宙也感到陌生,陌生的自我無法在陌生的宇宙中尋覓其存在根由。
總之,西方哲學的宇宙觀始終是在一種不協(xié)調或割離的情狀中影響于人生觀。同時,傳統(tǒng)西洋哲學家?guī)缀醵荚谌娜饨ㄔ齑篌w系,把所有個體溶入抽象的全體之中,因而個體的特殊性便被抽象的全體消解和吞噬。反觀莊子,他一方面肯定大自然的完美性,不如西方哲學總想逃離這一自然界,而構幻另一虛無飄渺的超自然;同時,莊子也肯定人類的尊嚴性,而西方哲學卻以人性為微末。在莊子看來,廣大的自然皆為生命游行的境域,人類處于自然中,其渺小程度雖如“毫末之在于馬體”(《秋水》),然其思想光芒則可流布于蒼穹。
20世紀的科學知識,將使人類愈為抽離;20世紀的科學技術,將使人類更為機械化,它們忽略了人的內在生命。在今日急速的動力生活中,人心惶然不安,精神前不見古人患者日增,可以為證。
對于這瘋狂的時代,莊子哲學也許有一份清醒的作用,作為調整人心的清涼劑。
序言
“老莊意境”與“現(xiàn)代人生”,一個發(fā)軔于兩千數(shù)百年前,一個風行于當今人世之間,反差何其大,相去何其遠,把二者放在一起論說,豈不顯得龍首鳳尾,不倫不類?
不過細細考察起來,卻不能不讓人驚嘆:在神州大地上,在中華民族中,這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者之間,卻千絲相系,萬線相牽,扯也扯不開,斬也斬不斷。
究其原因,大概基于兩個方面:一是老莊意境不是一般的即景隨想,而是人類大智大慧的結晶;二是大智大慧不是對某種具體事物的論斷,也不是關于某種現(xiàn)象的觀點,而是對自然、社會和人生共同本原的透視,對天、地、人、物普普遍規(guī)律的提煉,它給人類提供的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現(xiàn)成答案,也不是醫(yī)治社會創(chuàng)傷的萬應靈丹,而是觀察事物動態(tài),認識事物本質的方法,判斷變化方向,預見發(fā)展趨勢的手段。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對人類生存才具有恒久的借鑒價值。
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全盤肯定老莊學說,而是說,在老莊學說之中,含有經久不泯的內容;正是為了將這部分內容從老莊學中提取出來,所以我們特地給了它一個帶有限定性的名稱,這就是“老莊意境”。
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對大智大慧的體悟。
什么是老莊意境?老莊意境就是老子、莊子及其創(chuàng)立的首家學派對大智大慧的體悟。
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認識事物,改造事物的能力。
什么是大智大慧?大智大慧就是透視世界共同本質,把握世界普遍規(guī)律,遵循事物發(fā)展趨勢,引導人生融入自由之境的靈明。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歷程,我是誰?我在做什么?我為什么要這樣做?這樣做的后果是什么?這種后果有無價值?實現(xiàn)價值,路在何方?凡此種種,都是人生所要遇到的問題。人不斷提出這些問題,又不斷解決這些問題,由此走向自由。所以我們說,這些問題構成了人生的節(jié)奏,這些問題也就是人生的樂曲。不斷地彈奏它們,正是人生的主題。
什么是現(xiàn)代人生?現(xiàn)代人生就是生活在現(xiàn)代的人們、生活在現(xiàn)代的人類,對人生諸多問題的解悟和實踐?!叭藗儭笔侵溉说娜后w,“人類”是指人的總體,二者自然不同。不過在人類之中,處于先導地位的那部分人群,在智慧的開發(fā)程度上,卻可以作為人類的代表。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人們”與“人類”融為一體,并給它一個籠統(tǒng)的、模糊的稱謂,這就是“人”。
立足于以上的界定,筆者認為,老莊意境,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遺存,不但仍在影響著現(xiàn)代人生,而且對現(xiàn)代人生還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提示它,分析它,以便自覺地揚棄這經,借鑒它。這便是寫作本書的動機。
尋根溯本求自我
現(xiàn)代社會流行過一支歌,歌詞的大意是: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
我的家鄉(xiāng)在遠方
為什么流浪
流浪遠方
只為那夢中的橄欖樹
橄欖樹
平平常常的幾句話,映現(xiàn)出了人類思維的深化層次,也映現(xiàn)出了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
這里所說的思維層次是,思考自我,認識自我,我是誰?我是從哪里來的?在對自我的考察中探究自己本質,確定自己的生存價值。
這里所說的思維方式是,認識人,不但需要聽其言,觀其行,察其貌,定其形,而且需要溯其源,求其根,尋其本,定其位。家居何方?姓甚名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來去脈搞清楚了,時空位置確定了,才算對其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
這種思維深度,在現(xiàn)代人的頭腦中已經沒有什么難度可言?!白晕宜茉臁薄ⅰ白晕艺宫F(xiàn)”也成了不少人的時髦觀念。
這種思維方式,在現(xiàn)代人看起來,極其平常,極其自然;人們常說一句話,那就是,了解了他的過去才能知道他的現(xiàn)在,了解了他的現(xiàn)在才能預見他的未來。
不過要細細研究起來,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達到這樣的思維深度,形成這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智能的成長過程中,走過了漫長而又漫長的道路,進行了千百次或許千萬次的攀登;而用尋根溯本的思維方式探求自我,特別是站在人的本根高度,站在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本根高度,亦即站在宇宙的高度來探求自我,考察人自身,認識人的本質,確定人的價值,就是在現(xiàn)代,也不是隨便什么人都能達到的。
自我意識的智能積累
人是從低級動物演化來的。當他超越了低級動物,宣告獨立于世的時候,便有了一個明顯的特征,這就是“智能”。智能使他從自然界分了出來,不再是一種自在之物,而成了一種自為之物。
“自在之物”,是沒有主觀意識的客觀存在物。它在那里存在著,就在那里存在著;它那里彎化著,就在那里彎化著。自己對自己的存在和彎化無所認識,自己對自己的行動和作為也無所認識;怎么樣就怎么樣,既沒有什么自覺的要求,也沒有什么自覺的嫌棄。
“自為之物”,是具有主觀意識的客觀存在物。他不僅在那里存在著,而且在那里思考著;他不僅在那里行動著,而且在那里籌劃著。我想做什么?我應怎么做?我為什么失敗了?我為什么成功了?在思考之行動,在行動之中思考。行為出于主觀意識,是自為之物的顯著特征。
智能發(fā)基本歷程
人作為自為之物,并不是一下子就什么都能想到,更不是一下子便能想通要想的事情,人似田啟蒙到現(xiàn)代文明,智能的發(fā)展經歷了無數(shù)次飛躍。如果將它的歷程勾勒一下,大概可以做這樣的描述:
最早他保是承認眼前存在的事物。在這個階段,如果在他面前站著一頭象,他可以知道這里存在著一個皮厚鼻長、四肢粗壯的龐然大物。當象從他面前消失之后,這個龐然大物的形象也就從他的頭腦中消失了。這時候,他還不能想象眼界之外的東西,更不會追尋眼里之外的東西。我們可以將這個階段稱為直觀反映期。
之后他有了追尋消失之物的能力。在這個階段,如果眼前站著一頭象,他不但知道眼前有一個皮厚鼻長、四肢粗壯的龐然大物,而且會在自己的腦海里留下大象的形象。這個形象在大象離他而去、從他眼前消失之后,不會隨即消失;它不但會在腦海中保留相當長的時期,而且在消失之后有可能再現(xiàn)于腦海。學界將這種印象稱為表象。當事物已經消失而表象依然留存或事物不在眼前而表象再現(xiàn)的時候,人也就會向自己提出一系列問題,比如,這個東西哪里去了?它會不會再出現(xiàn)?怎么樣才能再看見它?如此等等。由此他會想象到,眼界之外還有事物在存在;由此他會向自己提出要求,這就是設法找到消失的事物。我們可以將這個階段稱為表象映照期。
再后他有了判斷事物的能力。隨著表象的積累,在人的腦海中形成了一個表象庫。表象庫的形成過程,是人在實踐活動中不斷接觸事物的過程。這些事物在人的面前出現(xiàn)時,呈現(xiàn)出了一定的關系,所以在表象庫中,表象與表象之間也會有一定的關系。這樣一來,表象庫跌久表象以及表象之間的關系,就構成了一個參照系。當一和事物出現(xiàn)在人的面前時,人就可以將這種事物的形象放到自己的表象參照系中進行對照,從而確定這種事物是否出現(xiàn)過,伴隨這種事物的出現(xiàn)會發(fā)生一些什么事情,并根據(jù)這些判斷來決定自己的行動。比如,人曾經看到過一只兇猛的老虎在大火中被燒死了,在被燒死的老虎身上散發(fā)出半是焦糊半是芳香的氣味,引誘人們撕扯它,把它作為一種可口的食物。由于有了這種表象,所以,當大火再次出現(xiàn)在人的眼前時,人就能通過火的表象來確認它,并通過它與老虎表象之間的關系,想到被燒死的老虎,由此有了順著火跡尋找老虎肉的行動。我們可以稱這個階段為形象思維期。
形象思維有一個從簡單向復雜的發(fā)展過程,比如上面所說的例子,就是一種非常初級、非常簡單的形象思維,它是通過眼前形象與頭腦中表象的對照來判定客觀事物的。而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豐富,人的形象思維能力也越來越發(fā)展,甚至可以通過表象的拆分和組和來創(chuàng)造客觀世界上不存在的形象,比如龍就是用多種動物的局部表象組合起來的:馬之頭,鹿之角,兔之唇,鷹之爪,蛇之身,魚之鱗,等等。
不過形象思維的發(fā)展過程并不是孤立推進的,從對事物的形象有所印象開始,人就在努力用一咱聲音符號來表示一種事物,以便達到人際間的交流目的。比如將那皮厚鼻長、四肢粗壯的龐然大物稱為“象”,將那長著花紋上 的兇猛之獸稱為“虎”等等。之后,不但用聲音符號表示事物,而且用聲音符號表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比如將大火燒死虎和人沿著火跡尋找死虎的事情用聲音表達出為。在漫長的人類成長過程中,聲音符號積累多了,逐漸形成了一和表示事物及其關系的符號體系,這就是人的語言。
人的語言一開始是與事物的形象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比如發(fā)出“象”這一聲音后,發(fā)音的人和受音的人,在頭腦中就會立刻顯現(xiàn)出大象的形象來。隨著實踐活動的發(fā)展,語言的內涵越來越豐富,產生了沒有對應形象的語言,比如“好吃”、“舒服”等等。時日一久,語言便成了獨立于形象之外的無形的表意工具,人們可以脫離開具體形象,運用無形的語言表達和思考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了。我們可以將這個階段稱為抽象思維期。
在人的智能發(fā)展過程中,并不存在一個單獨的抽象思維期。人從具有了抽象思維的能力之后,就在綜合使用著抽象思維、形象思維、表象映照、直觀反映等各種認知手段,貪婪地認識著客觀世界,并逐漸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了越來越深刻的了解。
智能發(fā)展的兩個飛躍
伴隨著知識的和實踐的深化,人的智能越來越發(fā)展,所思考的問題越來越深入,思考問題的形式越來越完善,從人類啟蒙算起,大約經過了300萬年,到了臨近公元的前幾個世紀,出現(xiàn)了一次世界性的智能飛躍,其中包括思維深度的飛躍,也包括思維方式的飛躍。
所謂思維深度的飛躍,是說人的思考對象從外界轉入了內境,從自然界轉向了人自身。人不但對外物的存在有了明確的意識,而且對自我的存在也有所發(fā)現(xiàn);人不但想要了解天地萬物,而且也想要了解自我。
所謂思維方式的飛躍,是說人在探求事物的時候,在單純探求事物本身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開始溯其本,尋其根,通過對事物本根的了解,確定事物的時空位置,加深對事物本身的認識。
之所以將了解自我視為思維深度的飛躍,那是因為,意識到自我比意識到外物更深刻。
要認識事物,首先要有人的存在,要有自我存在,沒有人,沒有自我,就不會有認識的主體,也不會有認識的需要。不過,先有人,先有自我,并不等于先有關于人的意識,先有自我意識,更不等于人能首先認識自己。
事情與此恰恰相反:人從獨立于世界開始,便為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而奮斗著,與此同時,也開始為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而認識著世界。不過,在認識的開始階段,映入人的腦海之中的,首先是外部世界,是人的生存環(huán)境;至于人自身,則被遮掩了,他在人的腦海中,被蓋在潛意識之下,人在為他而奮斗,人在為他而認知,而他是什么樣子,人還未及考慮,或者說還不知道考慮,還沒有感覺到有考慮的需要。這種情況就像人用手電筒為自己照路一樣:人為了在夜間行走,就要用手電筒為自己照路,手電筒打開之后,照亮的是人前的道路,而不是人自己,人所看到的也是眼前的道路,而不是人自己;在這種境況下,人對自己的存在只是一種本能的感受,至于自己是什么樣子,那就對不起了,很難有暇考慮,很難有個明晰的意識。
什么時候才開始意識到自我?那要在對外的環(huán)境有了相當?shù)恼J識之后。人對外在環(huán)境有了相當?shù)恼J識之后,才有可能提出認識自我的需要,也才有可能具有認識自我的條件。
人認識外在環(huán)境,說到根本上,還是要為人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服務。在對外在環(huán)境無所認識的時候,人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行動,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地獲得生活必需品,出于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開始認識外界事物。在生活的實踐中,人不斷擴大著對外界事物的認識,也不斷地鍛煉和提高著利用外界事物的能力,由此走向成熟。
人在認識外界事物和利用外界事物的過程中,有時候成功了,有時候失敗了,經過長期的體驗,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這就是成功與失敗不完全取決于對外界事物的認識。在認識了外界事物的前提下,人自身有沒有利用外界事物的能力,就成了事成事敗的決定因素。到了這個時候,對人自身能力的認識,便提到了議事的日程之上。只是到了此時,人才有了認識自我的要求。
人認識外界事物和利用外界事物的過程中,眼界越來越寬,能力越來越高,經過長期的體驗,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這就是外界事物在不斷變化著,它們的變化有此是出于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而有些則出于人的作為和活動。由此在人的頭腦中展現(xiàn)出一條認識自身的途 ,這就是通過人與外界事物的接觸和外界事物由此產生的變化來映照自身。
由上可知,認識自我更要以認識外界為基礎,是在對外界有了相當廣泛、相當深厚的認識之后開辟的一個新境域,自我處在人的視野背面,不要說對他有所認識,即使是意識到他的存在,沒有相當強的折射能力也是騅以實現(xiàn)的。有鑒于此,所以我們說,相對于認識外界而言,認識自我是認識的深化,是思維深度的飛躍。
之所以將追尋本根視為思維方式的飛躍,那是因為追尋本根比認識事物本身更復雜。
人對事物的認識,是從接觸事物開始的,首先以眼前存在的事物為對象。先是會感覺到事物的形狀、顏色、大小等外在的形態(tài),之后會感受到事物的功用和性能,再后才會對事物有一個逐步深入的認識。深入認識事物,會有多種途徑。其中的一種途徑便是將其放入與其他事物相互聯(lián)系的網(wǎng)絡之中,通過其他事物與它的聯(lián)系來了解它,而追尋本根,正是這種途徑中的一種。
從思維發(fā)展的邏輯上說,只有在對事物有了一定認識的前提下,才會產生一種事物與另一種事物相互聯(lián)系的意識。從思維的形式來說,相對于對事物之間聯(lián)系的認識而言,對事物自身的認識,更帶有具體性、實在性;而相對于對事物自身的認識而言,對事物之間聯(lián)系的認識,更帶有抽象性、虛幻性。比如一個嬰兒,認識一個小湯匙,認識一個小碗,可能要來的容易一些,而要認識小湯匙與小碗的關系,就要難一些,因為小湯匙與小碗比較實在,而小湯匙與小碗的關系則比較虛幻,看不見,摸不著,只能體會,只能聯(lián)想。
由上可知,追尋本根不但要以認識事物自身為了,而且需要有超越具體事物、體會事物關系的能力,是一種比認識事物更復雜的思維方式。有鑒于此,所以我們說,相對認識事物自身而言,追尋本根是認識的發(fā)展,是思維方式的飛躍。
將這種思維對象和思維方式結合起來,探究人的本根,探究人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的本根,逆著那熙熙攘攘人群留下的足跡,將眼光推向那史前的時代,跳出那蕓蕓眾生依托的大地,將眼光投向那無頂?shù)纳n穹,開啟人的智慧,引人進入宇宙,在宇宙大時空中尋找人的位置、透視人的本質,這是當是智能大飛躍的突出特征,也是我們之所以將這次飛躍稱為“大飛躍”的原因。
在這次世界性的大飛躍中,開人天目、引人入境的先導,有中國的老子和莊子,希臘的伯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鳊的釋迦牟尼和諸多《奧義》學者,他們都在各自的地域,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成果,給人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而鑒于本書的主題,我們的筆觸主要及于老莊。
人類自我的老子初見
老子,又稱老聃,春秋末期周期掌管典籍的中官。他生活在東周王朝的衰敗之時,總結王朝興衰成敗及百姓安危禍福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套學說,人稱“老子之學”,簡稱“老學”。
在老子之前,人在認識外界環(huán)境的基礎上,已經開紿探究自身,并且逐步對人有了一個模糊的總體印象。比如,晉靈公曾說:“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边@里所說的人,雖然還是在指人的個體,指每一個人,但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普遍性,含有所有人的蘊意,指所有人中的每一個人。不過就一般認識水平而言,此時的探究具有三個特點:
其一是,當時所說的人,大都是指人的個體或人的群體,一般是在探究此人如何,彼人如何,此種人如何,彼種人如何,還沒有將人提高到類的高度,沒有出現(xiàn)與其他物類劃分界限的有關人的觀念。
其二是,當時探究人的目的,主要是眼于人的命運,著眼于人在與外部環(huán)境接觸中的吉兇,還沒有將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致力于人的本性、本質的研究。
其三是,當是探究人,眼光往往局限在人世的范圍之中,局限在人的行為、人的功業(y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上,還沒有將視野轉向人的來源,更沒有將視野投向人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的源頭。用現(xiàn)代人的語言說,也就是還沒有從人的源頭、宇宙的源頭來考察人,還沒有站在宇宙論的高度來考察人,甚至還沒有產生宇宙的觀念。
這三個特點說明,人作一個類,還沒有明確的自我意識。這個意識是由老子喚醒的。
惟道是從 以道觀之
老子把大道視為衡量一切事物本笥的準繩,也視為衡量人之本性的準繩,所以在前面的引文中曾說“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這是以大道為起點來規(guī)范人。反過來說,以人為起點又如何?人作為一個主動者又如何?老子出于同樣的思路說: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所謂“孔德之容”,就是最大的德性。所謂最大的德性,也就是最主要的最本質的稟性,也就是人的本性。在老子看來,人的本性不是別的。就是遵從大道而行。遵從大道而行,也就是以大道為準繩,以大道的本笥為本性。換句話也就是說,是不是遵行大道,是驗證是不是合乎人之本性的試金石。
由此,他又說: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意思是說,假如我是有智慧的,我就一定遵循大道而行,唯恐脫離了大道。可是那些達官貴族卻不懂得這一點。大道明明是很平坦的,可他們偏偏好走那些坎坷小路。結果把天下搞得一團糟。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老子非常重視人的智慧,并用兩個字來表述它:一個是“智”,一個是“明”。
在老子看來,人生在世自然而然就有智慧,而且也必須有智慧。因為人既然來到世上,那就要生活;要生活就要與外界打交道,就要適應外界的變化,利用外界的事物;要適應外界的變化,利用外界的事物,那就要認識外界事物,把握外界事物變化的規(guī)律。而這就需要智慧。沒有智慧就不能生存,更不可以發(fā)展。他說: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
大意是說:把自己的心境打所得干干凈凈,干凈到一絲雜念都沒有的程度;讓自己的心境平平靜靜,平靜到一絲波瀾都沒有的程度。天下萬物都在那里生死變化,我用這種毫無成見、毫無私情的眼光觀察它們的來往反復。天下眾物紛繁雜亂,但是最后都將回歸自己的本根;回歸本根也叫做入靜,入靜也叫做遵循變化的趨勢,遵循變化的趨勢是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性散射得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就是明智。不懂得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違背規(guī)律胡作妄為,就會引起災難。
這里談到了達到智慧的方法,這就是虛心靜觀,這里談到了達到智慧的標準,這就是懂得事物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里談到了之所以要有智慧的原因,這就是避免人生中的災難。
這里還蘊含著一層意思,這就是人與萬物的區(qū)別:人是有智者,是觀察的主體,萬物是無智者,是觀察的客體,所以文中說“萬物并作,吾以觀復”。
不過老子并沒有將觀察的客體完全局限在外部世界上,他在對外部世界做了深刻的觀察之后,又將目光折射回來,觀察到了人自身。在他看來,人的智慧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另一部分則是對人自己的認識。他說: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大意是說:了解他人是一種智慧,而了解自己更是一種智慧;戰(zhàn)勝他人表明自己有力量,而戰(zhàn)勝自己則表明自己很強大。
在老子看來,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都是智慧,然而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進了一步。
為什么這樣說?
其一是因為,了解自己要比了解他人難,之所以說難,那是因為自己看不到自己,自己想不到自己;而要看到自己,想到自己,就無原則要有更大的智慧,需要有以他人為鑒的能力。
這一點,戰(zhàn)國時期的哲學家韓非用具體事例做了說明。他說: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倍抛釉唬骸俺加藁贾V侨缒恳?,能見百肯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shù)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路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蓖跄酥?。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div style="height:15px;">
楚莊王只看到越國朝政混亂、兵力薄弱,而看不到自己國家朝政混亂和兵力薄弱,因此想去討伐越國。杜子認為這是不明智的,并且用眼睛只能看到外物而看不到自己為比喻,使他明白了自己的缺陷,停止了愚蠢的行動。韓非通過這個事例說膽老子“自知者明”。并且下結論說:達到有智是很難的,之所以難,不是難在了解他人,而是難在了解自己。
其二是因為,了解自己以具有自我意識為前提,而自我意識一旦產生,這就將會把人的智慧由個體自我意識引向類別自我意識:當人有了個體自我意識的時候,也就在人的頭腦中樹立起了一個自我的標的,形成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目標;向著這個目標前進,就會在深入了解個體自我的基礎上,逐步形成類別自我的意識。
執(zhí)顧之道 御今只有
老子在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時候,其跌久“自”,還是指人的個體自我,指我這個人。不過老子沒有將自己的眼光停留在個體的自我意識上,他在繼續(xù)向前探索,使自我意識得到了升華。
比如他說:
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在這里老子直接用了“我”字來表示自我。不過這里的“我”已經不是一般的個人自我,而上升成了群體的自我,它代表著一群人、一種人,亦即圣人。
圣人與常人用什么區(qū)別?老子做了描繪。他說:
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在老子看來,圣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有兩點:一是,他“以百姓心為心”。也就是說,在他的身上凝結了眾多人的共性。二是,他“德善”、“德信”。也就是說,在他身上凝結的這種共性,不是一般的共性,而是人身上共有的優(yōu)秀品德,是善的品德和信的品德。這兩種品德,標志著人的本性和本摶。由此看來,站在圣人的高度說,自我已經具有了人類代表的意義。
不過,在自我完全升華為人類自我的時候,也正是人將自己與其他物類并列起來的時候,也正是人尋找到了自己的源頭,尋找到了自己源頭的源頭,尋找到了宇宙源頭,并站在宇宙源頭對自己進行觀察的時候。
老子將宇宙之源稱為“道”,將站在宇宙源頭觀察人、觀察人世稱為“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他說:
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幻。
也就是說,能夠知曉宇宙之源,能夠站在宇宙的源頭來觀察現(xiàn)今的人世、現(xiàn)今的人,這才合乎事物的規(guī)律,這才能對現(xiàn)今的人世和現(xiàn)今的人有個透徹的認識。
為什么將宇宙之源稱為“道”?為什么必須站在道的角度觀察人?要理解這一問題,尚須繼續(xù)順著老子的思路往下走。
唯之與阿,相云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棋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飏兮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載金碳似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在這里,老子首先列了圣人與常人的不同之處,其中包括:常人將人世視為節(jié)日的慶典,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高高興興,而我卻淡淡泊泊,像一個未明的嬰兒,混混純純;常人好像很富有,而我卻昏昏沉沉;常人目光犀利,而我卻愣愣怔怔;常人都好像有什么新的發(fā)現(xiàn),有什么新的收獲,而我卻一直頑固守舊,顯得又古老又孤僻。
其次講了我與眾人不同的源由。在老子看來,作為圣人的我,之所以與常人有哪此多的不同之處,原因在于我的身上集中了人們的共有的善笥和信性,而我之所以擁有善笥和信性,關鍵在于我“貴食母”。
什么叫做“貴食母”。
“貴食母”,就是注重遵照母體遺傳給我的原本之性。
我的母體是什么?
在老子看來,也就是人類之本、人類之根,說的具體一些,就是創(chuàng)造出人來的自然環(huán)境,他稱其為“天地”。
為什么是指天地而不是指某個人呢?
那就是因為,作為圣人的我,已經不再代表某一個個體的人了,而是代表出類拔萃的人,代表人類中的先進階層,或者進一步說,它代表著人類。
在老子看來,人類是由天地產生,所以以天地為母體,他說: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其意是說,天下萬物都有個開始,這個開始也就是天下萬物的母體。這個母體不是別的,就是天地。在天地產生之前,宇宙混然一體,無形無象,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所以稱為“無名”;天地是宇宙中出現(xiàn)的第一對有形有象,可以用語言表達的東西,所以稱為“有名”。
天地是萬物的母體,人是萬物中的一員。當認識到這兩點的時候,當尋找到了自己的母體并將自己與萬物并列起來的時候,也就是人對自己有了類別自我意識的時候。
不過老子還沒有停止自己的探索,他仍在創(chuàng)根究底,追尋人的最終根源,追尋天地的母體。
在他看來,所謂母體,那一定與子體不同;如果相同的話,那也就是子體自身了,如何稱得上是母體?
人的母體不是人,而是天地;天地的母體也不是天地,而是與天地根本不同的東西。
天地具有多種屬性,而最根本的屬性是有形有象,可以看見,可以聽見,可以觸及,按照母體與子體根本不同的邏輯推論,天地的母體肯定是一種無形無象的東西,看不見,聽不見,摸不著。
有形有象,看得見、聽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才能用語言來表述,天地的母體不是這樣的東西,不能用語言來表達,所以稱其為“無名”。有鑒于此,所以《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
天地的母體不可用語言表述,沒有名稱,可是人們需要了解它,思考它,表達對它的感受和體悟,所以就不能不勉強給它起個名字。有鑒于此,老子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稱其為“大”,那是因為它無形無象、無邊無際,這比較好理解。為什么稱其為“道”呢?那是因為,天地萬物都是從它那里來的,最后又回歸于它,它就好像是一條供天地萬物來往的大道。
稱其為“大”,那是因為它無形無象、無邊無際,這比較好理解。為什么稱其為“道”呢?那是因為,天地萬物都是從它那里來的,最后又回歸于它,它就好像是一條供天地萬物來往的大道。
道是什么東西?
老子便說不來了。不是老子說不來,而是道自身不容再用語言來表達。如果非要對它有個交待的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體悟:
其一,它無形無象無聲無色,混混冥冥,什么具體的樣子也沒有。所以老子又稱其為“無”。
其二,它無意無識無知無欲,自然存在,自然變化。所以老子說它無為、自然。
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我們把“無形無象”、“自然無為”稱為道的兩大基本稟性,簡稱之為“本性”。
再往前推,道的母體是什么?
沒有了,道就是宇宙的開端,不可能再往前推了。
為什么?
原因有地一:
其一,因為道無邊無際。無邊無際,則無限廣大;無限廣大的東西是不可能由其他東西產生的,因為從空間上說,它就是一切,除了它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東西的容身之所。
其二,因為道無終無始。無終無始,則無限長久;無限長久的東西是不可能由其他東西產生,因為從時間上說,它就是老祖,在它之前不可能再有其他東西的存在時間。
到此,老子找到了人的本根,這就是道。
道是宇宙的開端,是人的始祖,人由道而生,最后又復歸于道;人由無到有,最后又由有變無。
道是宇宙的開端,是人的源藪。人從道那里得到稟賦,以道的本性為本性,以道的本性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這就是老子得出的結論。他將自己的結論概括成了一段話,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意是說:有一種東西是由混混茫茫的東西構成的,在天地生成之前它就存在了。聽上去,它寂靜無聲上去,它茫然無形。自己獨立地在那里存在著,永遠也不會消失;周而復始地回旋著,永遠也不會停息;我們可以將它當做天地的母體,因為天地人物都是由它產生的。我不知道它的名號是什么,給它起個字,稱其為“道”;勉強給它起個名號,可以稱其為“大”。因為它很大很大,所以由它的這里到它的那里,無邊無際;因為它無邊無際,所以可以延伸到遙遠的至極;因為它延伸到了遙遠之至極,所以就會向回返轉。由此我們可以對宇宙的狀況做這樣的概括: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在宇宙這個大的領域中,有四種最大的東西,而人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天地是由道產生的,人是由天地產生的,天地的稟性是道賦予的,人的稟性又是天地賦予的,所以人按照天地的運行準則行事,而天地則按照道的變化準則運行;因為道是在那里自然而然變化的,所以道的變化準則是依照自然變化。
這里所說的人,已經十分明確了,他不但與萬物中的他物相并列,而且與他的母體天地相并列,與他的祖體大道相并列,被放在了萬物之上,列為宇宙之中的四大之一。由此可見,他已經不再是指人的個體,也不再是指人的群體,而是指人的總體,指由這一總體體現(xiàn)的一個類別。這緹一個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是在人類與其他物類的類別分界的高度上使用的概念,是在人類與其他物類的類別分界的高度上使用的概念,是在人類與其他物在的類別分的高度上使用的概念,是一個類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是人類自我意識產生的標志人,是人作為一個物類進行自我探索的前提,更是人對自我本性、自我本質、自我價值探索的前提,是從本質上理解人生和解決人生問題的前提。
這里在談人的時候,已經超越了人的自身,追溯到了人類的母體;不但追溯到了人類的母體,而且追溯到了人類母體的母體。也就是說,站在了宇宙之巔來觀察人所處的時空位置,將對人的研究和觀察放在了宇宙學說的指導之下。
這里在談人的時候,已經不再局限于人的本身,而是從人與它的母體的關系上,從人與它所處的宇宙環(huán)境的關系上來討論。認為人是天地的產物,而天地是道的產物,所以人就要認識天地的稟性,就要認識道的稟性;道的稟性是自然而然,天地的稟性源于道,也是自然而然,人的稟性源于天地和道,所以也是自然而然。
由此我們可以說:
老子在中國第一次提出有關宇宙的觀念,并給它起了一個名稱,這就是“域”;第一次從宇宙中選擇出了四個大類,其中包括宇宙源頭的道,人類借以生存的天和地,還有人自己;第一次將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類展示在人的眼前,喚醒了人的自我意識;第一次站在宇宙的源頭來觀察人,探索人類自我,以此來確定人的基本特性和行為準則。
由此,在中國,人的智能開發(fā)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就是以尋極溯本的方法求自我。
先秦易學的借鑒光大
站在宇宙論的高度觀察知我、看待人生,這種思維方式影響深遠,不僅是道家一家的傳統(tǒng),而且越出了道家,打開了易學思路,又通過易學打開了宋明儒家的思路,從而將整個中華民族的思維從“形而下”提高到了“形而上”的境界,由此影響到了近現(xiàn)代人,以至成了近現(xiàn)代探究人生本質的指導方法,成了近現(xiàn)代的中國人理解馬克思主義人生理論的智慧前提。
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
《易傳》的作者們認為,道是宇宙的大法,存在于人類和天地萬物之中,是人類和天地萬物存在和發(fā)展變化的內在根據(jù)。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看待人類自身的時候,就必須以道為準繩:合于道的才是人的應有之性,才是對的,才是好的;不合于道的不是人的應有之性,是邪惡,是歪行,他們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犯不著矣。
其意是說:陰陽兩個方面相互交替,這就是道,這就是宇宙大法,這就是人類和天地萬物普遍遵循的規(guī)律。繼承道,就是人的善行;成就道,就是人的本性。天下百姓都在每天命用它,但是卻很少有人能真正解悟它,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特點去理解它,仁者見了它說它就是仁,知者見了它說它就是知,所以很少有人能自學遵循它。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易傳》作者做了回答,他們說: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在他們看來,道是一種抽象的,看不的東西,它作為宇宙大法,貫穿于一切具體的事物之中,天地人物,概莫能外。不過在不同的事物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具體形式有所不同。比如在天表現(xiàn)為一陰一陽,一會兒黑了,一會兒明了;在地表現(xiàn)為一柔一剛,柔者為水,剛者為陸;在人表現(xiàn)為一仁一義,一方面待人要寬厚仁慈,另一方面自己要身正行直。
也就是說,《易經》作者們的視野已經超越了人世,瑟老莊一樣,開始站在宇宙論的高度來看待人間世事,看待人生的基本準則和最高理想。他們雖然也把仁義視為人生的基本準則和最高理想,但孔子不同,在他們心目中,之所以要提倡仁義,那已經不再僅僅是人世安定的需要,而是出于更為深層的原由,那是因為仁義是宇宙大法在人世上的表現(xiàn),是宇宙大法在人身上的表現(xiàn),是人所不能違背的必然之則。
老莊之學的求我之路
老子追溯到了人類源頭的源頭,找到了看待人類自我、分析人類自我的準繩,這就是“道”。
由此,老子、莊子及老莊后學在觀察自我、對待人生的時候,都遵從著一條基本的思路:按照老子的話說,這就是“惟道是從”;按照莊子的話說,這就是“以道觀之”;按照王弼的話說,這就是“守母存子”;按照郭象的話說,這就是“人之因天”。將老莊的這種思維方式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這就是以宇宙論為指導。
守母存子 人之因天
魏晉時期,道家發(fā)展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學界稱之為玄學,又稱之為本因論。
玄學,主要是就其研究對象而說的。這時期的道家以《老子》、《莊子》和《周易》為研究對象。由于這三部著作神奧玄秒,所以稱為“三玄”。由此研究“三玄”的道家便有了“玄學”之稱。
本因化,主要是就其學說特點而說的。這一時期,道家的宇宙學說有了深入的發(fā)展。如果說,老子在創(chuàng)立宇宙學說時,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宇宙的起源上,那么,這一時期的宇宙學說,注意力則主要放在了宇宙的根據(jù)和憑借上。所謂宇宙的憑借和根據(jù),是指宇宙之所以能存在和變化的原因和依據(jù)。學界將根據(jù)和憑借稱為本,稱為因,所以也就將從本因角度研究宇宙的道家學說稱為本因論。
玄學家們的宇宙學說,與老子的宇宙學說中有不同,但有兩點是一致的:其一是,研究宇宙學說是為了解決人生問題;其二是,看待人生問題,以宇宙學說為指導。這兩點是從老子那里繼承下來的,并且表現(xiàn)得更為鮮明。
我們先說玄學的貴無論代表王弼。
王弼繼承了老子的宇宙學說,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類是由道產生的。不過他特別強調的并不是道產生了天地萬物和人類,而是道主宰著天地萬物和人類,人類和天地萬物依賴著道才得以存在,得以發(fā)展變化。也就是說,人類和天地萬物都以道為本,以道為因。
道是什么?老子曾經給過兩種基本屬性:一種是無形無象,稱之為“無”;一種是無知無欲,稱之為自然、無為。王弼特別看重前者,認為道是“無”。
不過在這一點上,王弼又加上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認為“無”不僅惠無形無象無聲無色,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而且是什么也沒有,是與真實存在相反的一種存在。比如說到了形態(tài),道就是無形態(tài);說到了聲音,道就是無聲音;說到了顏色,道就是無顏色;說到了氣味,道就是無氣味,如此等等。
在王弼看來,宇宙間正因為有道存在,有無存在,所以才能有人類和天地萬物的存在,比如說人,如果沒有“無人”存在,也就不會出現(xiàn)人。因為所謂出現(xiàn)了人,從邏輯上講,那首先必須有一種為人的出現(xiàn)準備好了的條件,而這種條件肯定不是人,而是“無人”。這種“無人”就是“無”,就是“道”。
由于王弼認為人類和天地萬物都是依賴于這個無而存在和發(fā)展變化的,所以學界稱他所代表的一派學說為“貴無論”。
王弼將產生、主宰人類和天地萬物的道稱為母,將被道產生、主宰的人類和天地萬物稱為子,認為兒子既然是由母親產生,又是母親所管教的,所以,要做一個與人的原本真笥相符合的人,要使天地萬物按照自己的原本真性存在和變化,就必須恪守母體原有的本性,就必須恪守母體所賦予的本笥,他將這種觀點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守母以存子”。其意是說,通過遵循母體所賦予的稟性來養(yǎng)護子體自身,通過遵循道所賦予的稟性來維護人的本性。他說:
夫載之以大道,鎮(zhèn)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主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尚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道,統(tǒng)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整個一大段,主要是講大道與小事、人性之間的關系,雖然也踏涉及到了大道與器物之間的關系,那也只是一種輔助說明。
仁義及禮,是儒家特別強調的行為規(guī)范和人之德性。對此,王弼并不反對,但卻反對通過人為的努力來推行這經。因為在他看來,人的仁義之行和仁義之性,并不是人為努力的產物,而是大道存在的表現(xiàn)。大道是人間世事的依據(jù)和原由,大道是人間世事的主宰和裁判,而它主宰和裁判的基本原則不是別的,恰恰是自然無為。因此,越是用人為的力量推動它,就越是無離大道;越是無離大道,所推動的仁義和禮就越虛假,越背離人的真性。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呼吁“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說“母不可遠,本不可失”。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求遵從老子的基本思路,通過遵循宇宙大道來養(yǎng)護人的本笥。
我們再來看玄學的崇有論代表郭象。
郭象也主張從宇宙的本因上看待人類及天地萬物,也主張站在道的角度來看待人類及天地萬物,但他對宇宙的本因和道的角度來看待人類及天地萬物,但他對宇宙的本因和道卻另有新。他的解與王弼表面相合而實則相反。說相合,那是因為王弼將道視為無,郭象也將道視為無;說相反,那是因為王弼說的無是一種反存在,而郭象所說的無是不存在。
所謂反存在,是說這緹與現(xiàn)存的東西相反的一種存在。正像上面說的,在王弼那里,說到形象,道便是一種無形象,說到聲音,道便是一種無聲音,如此等等,而需要注意的是,王弼所謂“無形象”、“無聲音”,并不完全是指形象和聲音不存在,而是指一種與形象、聲音相反的存在。做一個不很貼切的比喻,它類似于反物質。反物質,是一種與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的通常物質相反的東西,如反氫子與氫原子所帶電荷完全相反,與氫原子的性能完全相反,但它也是一種存在的東西上。
而所謂不存在,與反存在不同,是指某種東西的不存在。比如說到形象,則是說形象不存在,說到聲音,則是說聲音不存在。換句話說,不存在,就是沒有某種東西。
郭象說道是無,就是指道這種東西不存在。
在郭象看來,既然作為宇宙源頭及人類、天地、萬物本因的道是無,是不存在,那么老莊說人類和天地萬物由道而生,以道為本、以道為因是什么意思呢?是人類和天地萬物沒有本因的意思。人類和天地萬物沒有本因,也就是它們各自以自己為本因,也就是這各自以各自的獨立存在和獨立變化為本因。換句話也就是說,它們都在自生自化,自然而生,自然而化,沒有什么東西在主宰。
他在解說《莊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一句話時說: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于已生乎?
也就是說,郭象從老莊的宇宙論推出了人類萬物都自然而然地存在和變化,都以自己本身的自然而然為自己存在和變化的本因。學界稱萬物為萬有,將郭象這種推崇萬物自身的學說稱為“崇有論”。
郭象由此出發(fā)來觀察人類自我,分析人類自我。認為既然人類和天地萬物都以自己本身的自然而然為自己存在和變化的本因,那么人也就順著自己的自然而然變化好了,不要有在自己自然本分之外的非分之想和非分之行。
他把人的自然而然稱為“天”,把人憑借自然而然稱為“人之因天”,把人自然而然的變化稱為“獨化”,把人的行為與自己的自然本性相互彌合所達到的天衣無縫的境界稱為“玄冥之境”,說:
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jié),猶不敢惡,隨天安 。況乎卓爾獨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
由此看來,雖然郭象將衡量人類自我的準繩最終歸結為人的自身,但這種結論仍然是從老莊宇宙論的高度推導出來的,仍然是以宇宙論為指導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老子開創(chuàng)的,以宇宙論為指導觀察人類自我,看待人世人生的思維方式,在道家的那里形成了傳統(tǒng)。
宋明碩儒的高揚奠基
從漢代開始,儒家學者特別推崇《周易》,將《易經》和《易傳》合為一體,作為遵從的經典,并放在《詩》、《書》、《禮》、《樂》、《春秋》之前,尊為六經之首。
由此,《易傳》從老子那借來的思維方式傳入了儒家,《易經》作者們用老子的思維方式解說人生,在儒家學者的腦海中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特別是到了宋代之后,這種思維方式成了儒家學者的基本定式。每當他們在談人的時候,無論是談人性,還是談人生,無論是談人心,還是談人行,總是要從人的源頭,從宇宙那里尋找根據(jù),總是要把它們歸結為“天道”,歸結為“天理”,而他們所說的“天道”和“天理”,也就是《易經》作者從老子那里借用的道。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儒家?guī)熥婵鬃哟蟛幌嗤?,而更像老子,雖然他們自己并不承認。
比如北宋五子,南宋朱陸,明清之際的王船山等,除了王陽明心學一派之外,宋代以降的著名大儒,莫不如此。他們都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人生的準則,就這一點而言,他們都是儒家,可是又都認為,仁義禮智信來源于天,來源于道:正因為宇宙有道,天有天道,所以人才有人道;正因為宇宙有理,天有天理,所以人才有世禮;仁義禮智信是宇宙之道、宇宙之理、天道、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xiàn)。
就其以宇宙之道解說人生之道的思維方式而言,又可以說他們是宋明道家。
三綱五常 理之流行
南宋時期最著名的儒者有兩個,一個是朱熹,一個是陸九淵。他們的具體學問各有不同,但是就思維方法而言,誰都沒有離開北宋五子從老子那里繼承下來的路子。
比如朱熹。
朱熹認為人類和萬物是由天產生的。天是宇宙的原本,在天之前沒有什么東西再存在了。而天具有雙重屬笥:一者是有形體的,是構造物類的質料,這就是氣;一者是無形體的,是使物類之所以能成為物類的道理,這就是“道”和“理”。因為道理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產生和所以存在的終極原由,所以又稱為“太極”,它的具本內容則是事事物物都是成雙成對的道理。
宇宙之中只有一個太極,但是它卻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每個事物之中都有一個完整的太極,就像月亮只有一個,但是它映照萬川,每條河流之中都有一個完整的月亮一樣。由此,人以太極為本,按照太極的道理行事;天理在人世上的體現(xiàn)就是人禮,天理在人身中的體現(xiàn)就是人性。人世中的三綱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變現(xiàn)。
太極只是極好至善底道理。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huán)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后,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
這“道”,這“理”,這“道理”,這“太極”,說來說去,也就是一個東西,亦即宇宙的根本,天地萬物、禽獸人類的根基。不但人性來源于它,而且人世的三綱五常都來源于它。因此,要知曉人,首先要知曉這個道,要知曉這個理。只有以這宇宙的根本道理推及人事,才能對人有一個透徹的了解。這就是朱熹的基本思路。
再看陸九淵。
陸九淵在接受“道”、“理”是宇宙根本大法的前提下,更強調人心。他認為人心是“道”、“理”的體現(xiàn)。
在陸九淵看來,道與理本是一個東西,只是在談不同問題時,說話的角度不同,所說事物的意義不同,所以使用了不同的字眼?!暗馈迸c“理”二字在涵義上雖然不同,“道”是遵其而行之意,“理”是順序、條理之意,然而二者所指,都是宇宙間普遍的根本的法則。所以他說:
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
在陸九淵看來,道、理為宇宙的根本大法、普遍大法,不僅天地不能逃避,不能違背,人類也不能逃避,不能違背。誰要想逃避道、理,就會遭受災禍。他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兇。其蒙蔽則為昏愚,道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兇。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
正因為道、理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所以,人的本心,人的仁義之心便是道、理的體現(xiàn)。從這個角度來說,道理就是心,心也就是道、理,知曉了心也知曉了道、理,而要想知曉心,也就要知曉道、理。
所以他說:
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不仁而已矣”。如果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 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薄睹献印吩唬核粦]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贝宋嶂拘囊?。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在這段論說中,陸九淵引了許多孔孟有關人心、人性及人間世事的話。這些話,在孔孟那里都有各自的含義,而陸九淵則做了自己的解釋。他認為:人心、人性、人間世事都出于一個本根,這就是宇宙大道,這就是宇宙之理;要知曉它們,說到根本上,也就是要知道、知理。
天有是理 圣人循之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程顥和程頤。
程顥、程頤是同胞兄弟,人稱二程。他們用天道解釋人性,用天道解釋人世,更是直截了當。
程顥與張載一樣,也以天為宇宙之源,不過他所說的天不是氣,而是理,即凌駕于自然界之上的一個抽象的大法,所以又稱為“天理”,也稱為“道”或“天道”。自此之后,以“理”或“天理”為道,成了二程和朱熹的共同觀點。
程顥認為,人性就其本質來說,是天道的體現(xiàn),因此,只要遵循自身本笥,放任行去,也就是道。他說: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本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基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其意是說:所謂“天”,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斷變化的,所以可以稱其為“易”;“易”也就是變易的意思,《周易》的“易”正出于此。就其變化規(guī)則和變化趁勢而言,是萬物遵循的軌道,所以可稱其為“道”。就其功用而言,是變化莫測的神奇力量,所以可以稱其為“神”。就其變化趁勢在人身上的表現(xiàn)而言,是人的本性,所以可以稱其“性”。人遵循自己的本性而行,也就是道。
在程顥看來,天的變化趁勢和變化規(guī)則“道”,是體現(xiàn)在任何事物之中的,在人身上的體現(xiàn)便是性,所以說循已之性行事便是道。從這個意義上說,道也就是性,性也就是道。所以他說: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程頤比他的兄長程顥說得更明確。在他看來,天理、天道與人事是完全一致的。天理是本,是體,是人事的根由和源泉;人事是末,是用,是天理的功用和表現(xiàn)。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天理、天道是無形的,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微者;具體的人事是有形的,可視可見,是顯者。不過,既然道理是大法,那么它在天在人也就沒有什么差別。程頤將天理與人事相統(tǒng)一的關系概括成了一句話,這就是“事理一致,顯微一源”。他說: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
有鑒于此,所以他認為,圣人是遵照著天理而行的;圣人遵照著天理行事,那就是道。他說:
有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為仁為義 則謂之理
下面,我們還需要考察一位大儒,這就是明清之際的王船山。
王船山是宋代以來儒家學說的集大成者。他將理與道區(qū)別開來,認為理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則,道是各類事物的類法則。
在他看來,宇宙從總體上分為兩個層次:一層是產生天地萬物的原始物質,這就是“氣”;一層是具體的物類,這就是天地萬物,其中也包括人類,統(tǒng)稱為“器”。理是氣的變化條理,由于天地萬物是根據(jù)氣的聚散而生滅的,所以氣中之理也就普遍貫穿在天地萬物之中,對天地萬物都有制約不同的道,各種類型的道只在本類事物中才有普遍的意義和制約作用。比如天之道的具體型制是“陰陽”,地之道的具體型制是“剛柔”,人之道的具體型制是“仁義”。不過各類的道又都是理的體現(xiàn),考察各類事物,考察各類道,都要從它們的根本上,都要從氣的變化條理上著眼;考察人,考察人心和人性也須如此。
在這種理論的基礎上,他說:
太極最初一“○”,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為理。殆其繼之者善,為二儀,為四象,為八封,同異彰而條理現(xiàn),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氣化而后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
其中的“○”,是一個圓圈,表示沒有邊際,沒有界限,渾淪一體。
其中的“二儀”、“四象”、“八卦”,是《易傳》用語。解《易》和各家對此有不同的說法。在這里表示渾淪不分的氣向有形之物分化的三個階段:氣由渾淪一體分而為二,由沒有形象,變成了樣子相反的兩種東西,稱為二儀;二儀又二分為四,形成了四種形象,稱為四象;四象又四分為八,借用《周易》八卦之名以名之。二儀,一般指天地,亦或指陰陽;四象一般指四季;八卦一般打天、地、雷、風、火、水、山、澤。
王船山的這番話,基本意思是說:整個宇宙,在未分化之前是一片混沌,沒有差別,因此也就無所謂條理了。氣在運動變化中出現(xiàn)了差異及區(qū)別之后,條理才顯現(xiàn)了現(xiàn)出來。氣分化開來,產生了物類、人類,這才有了物性、人性,才有了物類和人類的法則,有了“道”。也就是說,人是氣和理的產物,人性是氣之理的體現(xiàn)。
由此他又說:
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則俱無也。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后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為之對待,而后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為路。)是動而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為剛為柔,為中為正,為仁為義,則謂之理而別于非理。
在他看來,人與宇宙之源,與氣,是一種血緣關系。人是氣的后代,而天和理則是氣產生人的中介層次。所以說,要談論人心和人性,必從氣上說起。
理又是什么呢?是氣在運動變化過程中遵行的當然之則和必然之則。而氣一旦變化成了具體的物類之后,理便具體體現(xiàn)了各種物類的當然之則和必然之則,體現(xiàn)為道;不同物類的道表現(xiàn)形式不同,有的表現(xiàn)為剛柔,有的表現(xiàn)為中正,有的表現(xiàn)為仁義。氣之所以有理,物之所以有道,那是因為氣的變化會出現(xiàn)不合條理的時候,物的變化會現(xiàn)出不合軌道的時候。比如人的行為,合于人道者便顯現(xiàn)為仁,顯現(xiàn)為義,而不合于人道者,便顯現(xiàn)為不仁不義。
由此可見,王船山雖然在一些具體的學術觀點中與宋明大儒頗多分歧,但在分析人與人世時的思維方法上,仍然遵行著老子開辟、宋儒遵行的路線。
說到這里,自然會引出一個問題來,那就是:本書的主題是老莊意境與現(xiàn)代人生的關系,為什么不惜筆墨講了一大通宋明大儒?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是,宋明大儒,就其智能開發(fā)的程程度而言,代表了中國古代的最高水平。他們的智慧,在中國,是現(xiàn)代人的智慧的基石,不了解他們的智慧就很難說清楚現(xiàn)代人的智慧。
其二是,宋明大儒,推崇仁義,講究誠信,就這方面而言,他們是儒而不是道,但其所以成為大儒而非小儒,并不在于他們復述了孔孟早已盡濫了的仁義和誠信,而在于在世俗之人的頭腦中,為仁義和誠信筑起了一座相當牢固、相當誠信的理論基石,這就是宇宙論。是宇宙論將他們的仁義、誠信從地上抬高到了天上;是宇宙論將他們由小儒變成了大儒;是宇宙論將他們的頭腦開闊起來,使之攀登到了中國古代的智慧之巔。而宇宙論卻不是儒家自己的,它是道家的開山之寶,是宋明儒才從道家那里借來的。
有鑒于此,與其說我們是在講宋明大儒,倒不如說我們在講道家在宋明時期的影響和貢獻。
可以這樣說,是道家的宇宙論將中華民族整體的智慧由“形而下”推上了“形而上”,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卻是宋明時期的一批儒家學者。
可以這樣說,是道家的宇宙論將中華民族整體的智慧融入了世界智慧之河,從而搭起了中西智慧交相融匯的橋梁,而將宇宙論發(fā)揚光大,使之深入民族之魂的,卻是宋明時期的一批儒家學者。
可以這樣說,在中國,現(xiàn)代人的智慧,現(xiàn)代人的人生觀念,是現(xiàn)代中國人在現(xiàn)代社會環(huán)境的推動下,以中國傳統(tǒng)智慧為基礎,吸收和改造西方傳統(tǒng)智慧和西方傳統(tǒng)智慧及西方近代智慧,在于宋明時期的這批儒家學者用道家的宇宙論為中華民族鑄造了智慧的基石,用道家的宇宙論為中華民族架起了引進西方智慧的橋梁。
溝通中西 化西為中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西方傳統(tǒng)智慧傳到中國,中國人以玄學理解它,近代學者嚴復則以形而上學理解它。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它與中國老子開辟的思維方式屬于同一類型,即以宇宙論為指導觀察人巨,分析人。
近代和現(xiàn)代,中國人不但用這種思維方式理解西方智慧,而且也用這種思維方式接受西方智慧,消化西方智慧,將西方智慧納入到中國傳統(tǒng)智慧之中,并經過中國社會熔爐的冶煉,重鑄出了中國智慧。這一智慧在人生問題上凝結成一句話,這就是“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是現(xiàn)人代人生的最高宗旨。不過這卻不是簡單的一句話,在它的背后,具有深厚的理論依據(jù),這就是科學的宇宙觀。
為什么要為人民服務?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私人與社會的關系才說得上是為人民服務?這些問題不解決,為人民服務就會為一句空話。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站在科學宇宙觀和世界觀的高度,才有可能。
可以這樣說,人是自然的產物,人的出現(xiàn),完全是宇宙發(fā)展的自然結果,既不體現(xiàn)誰的意志,也不出于人自已的意愿。從這一點來說,人產生了就是產生了,談不到為什么的問題;人活在了巨上就是活在了巨上,談不到為什么而活的問題。也正是因此這樣,所以我們說,人原本是一種自然的存在物,簡稱之為“自在之物”。
不過,后來的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人雖然是自然的產物,但卻不能像一般動物那樣自然而然地生活下去。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在于,他有智能,他會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另一個原因在于,他在生活中會遇到種種危險,而最直接的危險來自于環(huán)境,來自于野獸的侵和物質資料的缺乏。
對于一般動物來說,遇到危險,利用本能逃避之也就是了,實在逃避不了,那就只好順其自然,當死亡時即死亡,當滅種時即滅種,沒有可能做出其他選抬起。而對于人來說則不然,他有思維的能力,他要在生活的實踐中不斷思考,不斷探索,尋求生存的方法。由此,他的存在便不再是自然的了,其中有了主觀因素的支配。由自然而然地活著,變成了為了逃避危險而活著,為了求得安全而活著。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覺存在邁出的第一步。
如何才能求得生存?不知道經過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終于選抬起了一種最為有效的方法,這就是依靠群體。不但抗擊野獸的侵害依靠群體,而且采摘和創(chuàng)造生活資料也依靠群體。群體成了為人類生活的保障,由此產生了群體意識。為了自己的生存,就要維護群體。為群體的利益而活著,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覺存在邁出的第二步。
維護群體的利益,這不是一句空話,它不但要人付出力量和汗水,而且還可能要人付出熱血和生命。為了群體的利益而寧愿獻出自已的一切,在自已的生活歷程中,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心理認同,并把它固化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種觀念,這就是道義。道義是什么?就是意識到某種行為合乎人類發(fā)展規(guī)律,當然應該遵守的一種觀念。為了道義而活著,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覺存在邁出的第二步。
這樣一來,人類的發(fā)展便完成了一個大回旋:從維護自己的生存出發(fā),走到了維護自已賴以生存的群體;從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群體出發(fā),走到甘愿貢獻出自己的生命。到了這個時候,人才有了明確的生存目標,人才成了一種為追求生存目標而活著的存在物,人才談得上為什么而活著的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把人稱為自為之物。
“為了群體而活著”,“為了他人而活著”,“為了道義而活著”,這種觀念閔是人從自在之物向自為之物升華的標志,這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標志。這種標志在西方曾經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不過,這僅僅是人類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基本標志。對它做出科學的理解,則要艱難得多,復雜得多,需要相應的社會條件和理論基礎。這樣的條件和基礎出現(xiàn)在歐洲的19世紀,于是出現(xiàn)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為最美好、最理想的社會而奮斗,而犧牲,這正是要人為自己賴以生存的群體貢獻自己的一切。與前人不同的有兩點:其一是,這里所說的群體,是無限擴大了的群體,一直擴大到了人類的全體;其二是,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口號,而建筑在科學理論基石上的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反映。他們將這一規(guī)律提煉成一句話,那就是:只有解放全人類,無產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所謂“無產階級”,也就是在人類生活歷程中受“野獸”侵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剝奪殆盡的人。他們從維護自己的生存出發(fā),合乎規(guī)律地走向了為自己本階級的利益而活著,又合乎規(guī)律地走向了全人類的利益而活著,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獻身的思想境界。
到了這個時候,“人為什么而活著”的問題才不但具有了完全的意義,而且得出了科學的答案。
“為全人類的利益而活著,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獻身”這一人生目標,當我們從人類發(fā)展的客觀需求、西方人的總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煉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就會發(fā)現(xiàn),它有著多么深厚的內涵:首先,它是形而下者,它深深植根于人的生活之中,出于有形的人的生活的需要,出于有形的人類自我生存的需要。其次,它是形而上者,它是有形的人的生活糾發(fā)出來的一種追求、一種理想、一種人格、一種道義,是人的有形的生活需要激發(fā)出來的無形的力量。再次,它又是在理想、道義推動下的一種身體力行,是一種有形的行動,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推動下的有形的行動,是在形而上指導下的形而下者。
由上可知,為全人類的利益而活著,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獻身,并不是一個純粹在學院中討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是一個歷史題,是宇宙發(fā)展規(guī)律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具體結晶,是人類發(fā)展合乎規(guī)律地得出的結論,是歷史發(fā)展在人的頭腦中造就的觀念。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要想理解它,就得理解全部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就得理解人類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得懂得宇宙發(fā)展的規(guī)律,就得有形而上學的思維頭腦。
“為人民服務”,正是“為全人類的利益而活著,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獻身”這一人生目標在中國人頭腦中的再現(xiàn)。之所以能將西方人總結和提煉出來的這一人生目標移植到中國人的頭腦之中,起碼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社會物質條件,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具備相應的社會結構和這種結構造就出來的無產階及;另一個則是社會智能條件,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具備理解這一人生目標,消化這一人生理論,將它融解在本民族傳統(tǒng)精神之中的智慧能力。
就智能條件而言,至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沒有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訓練,沒有形而上學思維試的傳統(tǒng),就沒有理解它、接受它、消化它的素質,就談不上理解它,接受它,消化它。
可以這樣說,為人民服務,是在科宇宙觀的指志下得出來的現(xiàn)代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想要進入這樣的人生境界,就需要具有或理解科學的宇宙觀,并將這種宇宙觀與人生觀必須具備建立或接受宇宙觀的智能,就要有形而上學的思維訓練和思維傳統(tǒng);要想將科學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有機地聯(lián)系直,首先就必須具有將宇宙觀與人生觀聯(lián)系起來的思維望訓練和思維傳統(tǒng)。而在中國,這樣的思維訓練和思維傳統(tǒng)恰恰是老莊開的先河,而由易學和儒家后學推而廣之,發(fā)而揚之。也就是說,現(xiàn)代人生,從深層次的意義上探索,與老莊意境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lián)系。
物由道形 人由道行
周敦頤是北宋五子之首,宋代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認為,《易經》中所說的“道”指天的變化規(guī)則,即天道。天按照這個規(guī)則推移變化,產生了尤物和人,萬物和人又以天的這一規(guī)則為楷模,從而和諧順應地生存變化。他說:
誠者,圣人之本?!按笤涨f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div style="height:15px;">
這里的“誠”有兩層意思:一是指自然界的本然狀態(tài),表示自然界實實在在、原原本本,未有偽造和修飾;一是指人的精神修養(yǎng)境界,表示人的精神處在本然狀態(tài),沒有任何主觀情欲和矯揉造作。
這里的“乾元”是《易經》的專用概念,指自然界的“天”。
周敦頤認為,圣人之誠來源于自然之誠,自然之誠來源于天。天按照自身的法則不斷變化,產生了萬物,因而才有了實實在在的自然界,也才有了圣人的無情無欲的精神境界,所以說“乾元”是“誠之源也”。
在周敦頤看來,天的變化是遵循一陰一陽錯綜交替的法則進行的,沒有這一法則起作用,天便不會產生萬物,自然界也就不會存在,所以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周敦頤將天的運變法則,即一陰一陽的錯綜交替視為道,所以在說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之后,轉引了《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作為天道變化的補充說周敦頤還說: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盛德修而萬物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其然之謂神。
其意是說,天以一陰一陽推移變化生成了萬物,生萬物表現(xiàn)了“仁”,成萬物表現(xiàn)了“義”。圣人效法天道,以仁以哺育萬物,教化萬民;天行人效,天下人物便得以和順馴化。
由此可見,在周郭頤看來,人的仁義是從天那里來的,圣人的作為也是從天那里來的。
當然,“天”在周敦頤的學說中,不是最后的本根,不過,用天道來解說人道,這種從老子那里傳下來的思維方式還是顯而易見的。
下面再看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和張載。
邵雍創(chuàng)立了一種“先天之學”。
“先天之學”是什么?顧名思義,這是一種推崇天地之前那種存在之物的學說。
在邵雍看來,天地之前存在著一種陰陽未分的東西,他借用《易傳》的概念,稱其為“太極”,同時又接受了老子的思想,稱其為“道”。
在邵雍的學說中,這是道的一種含義,指天地萬物之本始。
除此之外,他又遵照《易傳》的思想,認為太極按照一分為二的變易法則,分為陰陽,然后陰陽相交以滋生萬物。而陰陽相交是天生萬物的原因,亦是萬物衍生的原由,所以也稱為“道”。這下道的另一種含義,指天的動變法則。
他認為,《易傳》中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是第二種含義的道,即天之道。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說:
道無形無聲,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則成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這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在這兩段中,前一段的“道”是指天之道,即天的運變法則,而后一段的“道”則指先天之道,即產生天地的那個東西。這兩段的共同之點在于說明,說到根本上,天地人物都是道的子孫,都遵從大道而行。
以先天之物、人類之祖來說明人類,儒家祖師孔子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在孔子那里,最多也只是說到“天”,而他說的“天”,在涉及到與人的關系時,一般說來,并不是指自然界中的天,而是指一種無形的意志。在他的頭腦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種無形的意志在支配著人的行為,他將這種無形的意志稱為天。比如他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既然上天賦予了我安定天下的職責,桓魋想要害我又能將我怎么樣呢?又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意思是說,如果我做的不對,老天也會懲罰我的。如果要問“天”究竟是什么,則孔子便不回答了。不是他有意不回答,而是他的思想深度還沒有意識到世界上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至于說天的母體是什么,對孔子來說,那更是一個莫明其妙的問題了。
由此可見,作為一代碩儒的邵雍,在看待人世、觀察人生的時候,使用的思維方法卻不是儒家的家傳,而是從道家那里,從老子那里借用的。
我們再看張載。
就具體觀點而言,張載與邵雍有很大的不同。他不贊成邵雍的“先天之學”,認為天之前再沒有什么東西存在了。天是一團氣,氣是永恒的存在。氣凝聚起來就變成了物或人,物化人消就又變成了氣。所以,氣是宇宙的本原。
因為氣是一團虛空,所以張載又稱其為“太虛”?!疤摗?,即虛空至極之意。
在張載看來,氣中原本存在兩種相反的性能,這就是陰與陽。陰與陽雖然性能相反,但是誰也離不開誰,它們纏繞在一起,你來我往,你上我下,相互摩擦,相互激蕩,推動氣不斷運行,使之時聚時散,造成了物種和人類的生死大循環(huán)。在他看來,陰陽的推行、氣的往來就是《易經》所說的道。
張載認為,氣生出了萬物和人類,所以也就將自己的道,將自己陰陽相推的性能遺傳給了萬物和人類。正因為如此,所以人類皆須循道而行。在這一點上,圣人便是榜樣。
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他說: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圣人悟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圣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參伍之神”,指太虛之氣錯綜變化的潛能。
這兩段話的意思是說,人的本性與天道的變化是一樣的,它們都包括在了太虛之氣的變化之中。懂得了太虛之氣的聚散變化,也就懂得了天道的變化;懂得了天道變化,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
應該指出的是,張載是指名道姓地批評老莊的儒家學者,而在他的學說中,卻不自覺地運用著老子以天道觀人性的思維方式。由此可見,在張載所在的時代,老子從宇宙論的高度觀察人生的思想方法已經深入人心了。深入到了自然用之、不思其源的程度。
現(xiàn)代人生 老莊之果
談到這里,涉及到一個如何看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關系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我們可以從思想方法上將其歸納為兩種:一種是從表層來看;一種是從深層來看。
從表層看,那就是從表面上進行類比。古代有什么?現(xiàn)代有什么?古代有的東西現(xiàn)代還保留著,那就是流傳下來,那就是古代與現(xiàn)代的一種聯(lián)系;古代有的東西現(xiàn)代沒有了,那就是失傳了,那就是古代與現(xiàn)代的斷裂。
從深層看,那就是從內在的聯(lián)系上看,將人類的文化視為一種不斷繼承、不斷積累和不斷更新、不斷揚棄的歷史過程。用這種觀點看問題,第代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在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每一代人都在從上一代身上汲取,又在上一代的基礎止創(chuàng)新;每一代人都在為下一代積累,又在為下一代人除舊。汲取、創(chuàng)新、積累、除舊、積累、創(chuàng)新、汲取,一代接一代地滾地下去,古老的東西就會在歷史浪潮的沖刷之下化解。其中的一部分屬于時代的產物,承受著時代的變遷逐漸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此而被淘汰,變成了死的東西。而喂部分而屬于人類文明進步的要素,隨著人類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它的外在形式可能在不斷變化,它的內容可能在不斷更新,而它自身卻作為人類邁向文明的激素,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活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在人類的生存中永遠發(fā)揮著作用。它與自己的幼年相比,可能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不過它畢竟是它,只是現(xiàn)代的它比古代的它成熟了、老到了,就像80歲的張三和與20歲的張三是一個人,只不過80歲的張三比20歲的張三成熟了、老到了一樣。
站在宇宙觀的高度觀察人生,老莊開創(chuàng)的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后一種東西?,F(xiàn)代人講為人民服務,就形式與內容來看,與兩千年前創(chuàng)立的老莊意境好像風馬牛不相及,可是細細考察起來,沒有老莊開創(chuàng)的宇宙論,沒有老莊開創(chuàng)的站在宇宙觀的高度觀察人生的思維方式,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有兩千多年的形而上學的思維訓練,也就不可能有兩千多年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tǒng),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接受以科學的宇宙觀為指導,建立在形而上學基石之上的“為全人類的利益而活著,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獻身”的人生觀,也就不可能確立自己的“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換句話說,是老莊意境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架起了一座橋梁,使之與西方的形而上學溝通了起來,是老莊意境將中國人的思維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的高度,使之具有了引進西方形而上學,同化西方形而上學的能力,是老莊意境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奠定了宇宙觀的基礎,使之具有了理解、接受和消化科學宇宙觀的能力,從而才有可能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為人民服務”是中國現(xiàn)代人生的最高境界,又是老莊意境磨煉千年的現(xiàn)代成果。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老莊意境是中國現(xiàn)代最高人生境界得以確立、得以發(fā)揚的歷史性的智慧基石。
現(xiàn)代人生的指導思想
上面的結論并非無稽之談,不過要把它們說清楚、還須弄清西方智慧的特點和現(xiàn)代中國人的人生指導。
西方智慧 重在形上
西方智慧的特點是什么?是形而上學。
要明了這一點,還須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說起。
柏拉圖是古希臘的智慧大師。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大約活動于老子之后、莊子之前。他的真實名字叫阿里斯托克里斯。因為他才華出眾,身體粗壯,并長有一個寬大的額頭,所以他的體育老師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即“柏拉圖”,意謂“粗壯”、“寬闊”。從此,這個稱號伴承隨著他的思想火花閃爍著,傳遍了歐洲,而他的真實名字卻很少有人知道。
在柏拉圖看來,現(xiàn)實世界是紛繁多樣的,五彩繽紛,無奇不有,然而卻又有條不紊,和諧融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它的背后有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是有條不紊、和諧融通的。這個模型就是理念產?,F(xiàn)實世界正是因為分享或模仿了理念,所以才成為自己的樣子的。比如,一朵花,紅白相兼,柔潤光華,非常美麗,這是因為它分享或模仿了丑的理念產。既然如此,現(xiàn)實世界上有多少事物,便有多少理念與其相對應,于是理念便構成了一個模型的世界。不過這個作為模型的理念世界卻與現(xiàn)實世界頗為不同:其一,它沒有具體形象,不顯現(xiàn)于外,人們不能用感官感知它,只能用理智思考它。其二,它的存在不受時間空間的極制,無時不有,永恒存在,無處不在,遍播環(huán)宇。其三,它御著低層,層次越高數(shù)目越少,最頂端的理念是“善”?!吧啤笔抢砟钍澜绲慕y(tǒng)帥,它最完美,最真實。正因為它最完美,所以理念世界才如此和諧融通;正因為它最真實,所以是一個沒有分別的整體,眾多的理念都仰仗于“善”,體現(xiàn)著“善”。理念世界作為一個整體規(guī)劃著現(xiàn)實世界,決定著現(xiàn)實世界。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大約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17歲進柏拉圖學園學習。
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fā)展了柏拉圖的觀點,他徑直把“善”視為人的本性,不過他的一番論證卻別具一格。
在他看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質料和形式兩種東西組成的。比如一個銅像,既有構成此像的材料銅,又有構成此像的造型模樣;銅就是銅像的質料,模樣就是銅像的形式。
在質料和形式的關系中,形式高于質料,形式決定事物的本質。假如沒有銅像的模樣,這個銅像就不成其為銅像了,它可能就是一堆銅而已。銅像之所以區(qū)別于銅鍋、銅壺,之所以成為銅像,在于它的形式。
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人也不例外。
人是有血有肉的動物,然而一切動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有血有肉不是人的本質、本性,他的本質、本性應該是有別于其他動物的形式。由此推論,“人長有兩條腿”,這種形式便要比他的質料“血”和“肉”來得更為根本。然而每種事物的形式,除了其外形模樣及內形結構之外,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它的運動形式;一個是它的功用形式。亞里士多德分別稱這三種形式為“形式”、“動力”、“目的”。這三種形式中的“形式”是狹義的,專指靜態(tài)的形象、結構等,比如銅像的造型、人的形象等;“動力”指所以成為這種形象、結構的力量源泉,如銅像由人雕塑而成,人由神創(chuàng)造而成等等;“目的”指造就這種形象、結構的功用,如雕塑銅像用來作紀念,造人用來體現(xiàn)神的完美性和至善性等等。而在這三種形式之中,“目的”是一種東西區(qū)別于他種東西的本質中的本質,本性中的本性,因為它最能體現(xiàn)這種東西存在的意義及價值。
從這種觀點出發(fā),亞里士多德認為,善作為人的本質、本性,是一種目的的體現(xiàn),功用的體現(xiàn)。在他看來,具體的事物都是有生有滅的,不能永恒存在。它們之所以產生,一定有一個促使它們產生的東西。然而促使具體事物產生的東西又是由其他東西促使產竹的。以此類推,終有一個只促使他物產生而自身不生不滅的,不能永恒存在。它們之所以產生,一定有一個促使它們產生的東西。然而促使具體事物產生的東西又是由其他東西促使產生的。以此類推,終有一個只促使他物產生而自身不生不滅的東西,這便是“努斯”。
“努斯”,是理性、理解的意思。亞里士多德借用這個概念來說明宇宙最終的動力和目的,認為努斯不生不滅、完美無缺的,因此是至善至美的。因為它是完美無缺、至善至美的,所以,一切事物都要追墳它,從而使一切事物得以運動起來。反過來說,一切事物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求善,如小麥生長是為了成熟,石頭從山上滾動下來是為了求得平衡。而人類又與其他事物不同,他具有理性,自覺地追求善是他的本性。
就求善的形式和內容而言,人類與其他物類大有不同;而就求善的原因言,人類與其他物類沒有什么不同,都是由追求努斯的目的造成的。
由此看來,柏拉圖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都在人巨之上,或者說都在人世背后,構筑了一個宮殿。這個宮殿不是上帝的住所,而是理念的住所。
什么是理念?理念就是事物遵行的條理、法則、規(guī)范,類似于中國古代所說的“道”、“理”或“道理”。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人巨之上、人巨背后,有一個超越于人世的世界。這是事物的條理、法則和規(guī)范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宇宙的源頭和人世的根據(jù),人巨上的一切都由這個世界產生并由這個世界主宰。
這一點,與中國老子開辟的思路是一致的。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個世界與人世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它是無形的、抽象的,而人世是有形的、具象的。
這一點,與中國老子開辟的思路也是一樣的。
有鑒于以上兩點,所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考察人巨的時候,都從這個無形的支配人巨的世界中去尋找依據(jù)。
這一點,與中國老子開辟的思踟如出一轍。
正因為如此,所以,當這種學說傳到中國后,中國學者曾經將其譯為“玄學”,而近代學者嚴復則取《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語義,將其譯為“形而上學”,并為歷史所接受。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開創(chuàng)的形而上學,是西方最高智慧的象征,也是西方最高智慧的特征。西方歷代的最高智慧都在沿著形而上學的路子向前走,直到近代的兩位智慧大是由——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所提出的學說。
黑格爾是德國人,出生于1770年,卒于1831年。他繼承并發(fā)展了西方智慧,提出一套絕對理念的學說。
在黑格爾看來,宇宙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是一樣的,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水無變化,自己就是自己。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它無所謂起源,無所為演化,它就是全體。然而就是其體系內部而言,卻充滿著矛盾和對立,展示著穿插和轉化,布滿了往來的軌道,好似由一個充滿理性的智慧的大腦布置的和諧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絕對合理,絕對正確,沒有任何可以剔的地方,充分體現(xiàn)了最高的理性和最高的智慧,代表著宇宙最終的靈機。所以黑格爾稱它為絕對理念或絕對精神。
絕對理念內部充滿著活力,這種活力使其自身所起包含的全部內容處在不斷鋪展而又不斷回卷的過程中。
在黑格爾看來,絕對理念在最初階段沒有任何存在形式,沒有任何構物原料,虛空無有,存在的只是成體系的、合道理的邏輯網(wǎng)絡,就好像靜臥之人的大腦、雖不思考問題,但卻包含著思考問題的思路、條理。黑格爾把絕對理念瓣這一階段稱為邏輯階段。
邏輯階段在不斷按照邏輯次序發(fā)展變化,其基本的邏輯形式是“三一式”。“三一式”是通過正、反、合三者的有機統(tǒng)一關系進行推導的方式。
黑格爾認為,這種輯推理的開端,也就是宇宙自身的演變的源頭,這個源頭便是“有”。因為要思考宇宙的起源,首先頭腦中要有一個思考的對象,要承認有宇宙這種東西存在,因此宇宙的運動首先從“有”這個觀念始。
既然承認有宇宙這個東西,那么也就是對“有”做了肯定,這在邏輯上稱為“正”;不過,這時候的“有”做了肯定,這在邏輯上稱為“正”;不過,這時候的“有”,只是一個觀念,它什么屬性也沒有,所以又可以說它是“無”;“無”是由“有”推導出來的,但它卻又是對“有”的否定,這在邏輯上稱為“反”;然而應該明白的是,這時候的“無”已經不是純粹的“無”了,不是什么也沒有的“無”,而是“有”中之無,是說“有”沒有屬性,由此看來,這個“無”也就是前面說的那個“有”,而前面說的那個“有”,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這個“無”。所以說,這里的“有”和“無”合成了一體,這在邏輯上稱為“合”。
在“有”與“無”的統(tǒng)一體中,既可以說是“有”,又可以說是“無”,“有”可以變?yōu)椤盁o”,“無”可以變?yōu)椤坝小?,“變”就是合的結果。
在黑格爾的學說中,在宇宙發(fā)展的邏輯階段,“變”是一個關鍵,因為有了“變”,就可能變出無窮多樣的東西來。不過,在這個階段,所變出來的東西,都是一些概念,比如動、靜、現(xiàn)有、無限、自有、質、理、度、假象、現(xiàn)象、實在、同一、差異、矛盾、主觀、客觀、理念、普遍、特殊、個體,等等。
這些概念雖然層次不同,但相互之間都以三一式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個思維邏輯的網(wǎng)格,為可見的現(xiàn)實世界的展現(xiàn)畫出了一幅完整的、無形的藍圖。
這種藍圖展現(xiàn)出來,便成了現(xiàn)實的世界。黑格爾把展現(xiàn)稱為“外化”。在黑格爾看來,無論是日、月、星辰,還是動、植、人類,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事物及現(xiàn)象,其中也包括人類,都是思維邏輯的外化。思維邏輯外化后的自然界是絕對理念或宇宙演化的第二階段,黑格爾稱其為自然階段。
自然階段處在不斷的發(fā)展變化之中。發(fā)展變化同樣遵循三一式進行,由時間、空間、物質、熱、聲、磁、電等逐漸演化,越來越豐茂,越來越具體,之后又先后出現(xiàn)了地質、植物及動物。人從動物中一脫胎而出的。
人從動物中一脫胎出來,便具有自己獨特的屬性,這便是精神。人有大腦作為精神和思維的自然的物質的基礎,他具有情感和靈魂,由此與自然階段明顯地區(qū)別開來,進入了具有情感和靈魂,由此與自然階段明顯地區(qū)別開來,進入了絕對理念或宇宙演變的第三階段。黑格爾稱之為精神階段。
精神階段也在不斷發(fā)展變化。發(fā)展變化仍然遵循三一式進行,首先出現(xiàn)的是個人自身的精神,比如人的情感、感覺、思考、理論分析等等。黑格爾稱之為主觀精神。主觀精神的分析、綜合,構成社會的精神,比如藝術、宗教、智慧之學,等等。黑格爾稱之為客觀精神。
然而,不管是主觀精神也好,客觀精神也好,都是宇宙的原有絕對理念的復蘇。
當然,黑格爾的學說并沒有到此為止,它還在向原本的絕對理念復。不過我們說到人也就可以了。
當我們說到人的時候,就可以看出,黑格爾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沒有本質的區(qū)別,他也是將宇宙分成了兩斗半,一斗是無形的理念世界,一斗是有形的現(xiàn)實世界,而人是現(xiàn)實世界的組成部分,他的一切行為興趣止、原由和依據(jù),都在那形而上的絕對理念中早就存在了,都須在那形而上的世界里尋找答案。
費爾巴哈也是德國人,生于1804年,卒于1872年。他在青年時期,是一個虔誠的黑格爾學說的信徒,認為形而上的理念就是形而下的人的本性。后來,他有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認為形而上的理念是虛構的,不存在的,人來源于自界。在他看來,自然界是人的本源,也是人性的本質,他甚至認為人的食物也是人的本質,因為食物是血、心和腦的原始材料。然而他并沒有用自然界所人理沒起來,而認為人高于自然界,自然界是非人必的。人高于自然界的是什么?在他看來,是“理性”、“意志”和心。這是動物所沒有而人所特有的,所以,他把這三者稱為人的“絕對本質”。這種絕對本質的具體表現(xiàn)是相互之間的“愛”。因為理性使人類自身意識到自已是一個類,是一個普遍聯(lián)系的整體,而“愛”是把個人與個人連成一個整體的紐帶,也只有愛才把人作為一個整體與自然界的動物區(qū)別開來,使其居于自然界之上。因此,費爾巴哈又把“愛”視為人的最高本質。
由此看來,費爾巴哈從形而上走到形而下,又從形而下走到形而上,最后將形而下與形而上的位置顛倒了一下,認為形而上者是由形而下的東西產生的,是由形而下的東西決定的。
說他從形而上走到形而下,是說:最初他認為形而上的理念產生的決定著形而下的人或人的本質,后來卻否定了形而上的理念的真實性,認為人是由自然界產生的,而人和自然界都是有形的、可感知的,都是形而下者,形而下就是一切,沒有脫離開有形的可感知的東西之外的形而上者。
說他又從形而下走到了形而上,是說,他又通過人引出人的理性、意志和心,引出了愛,而人是有形的,是形而下者,理性、意志、心和愛是無形的,是形而上者。認為人受著理必一、意志、心和愛的支配。
說他將形而下與形而上的位置顛倒了一下,是說:黑格爾的學說認為形而上的理念產生形而下的自然界和人類,而費爾巴哈的學說則認為形而下的人類產生形而上的理性、意志、心和愛;黑格爾的學說認為形而上的理念可以脫離形而下的自然界和人類獨立存在,并決定著形而下的自然界和人類,費爾巴哈的學說則認為,形而上的理懷、意志、心和愛不能脫離形而下的人獨立存在,說它支配著人只是說它是人的本質的體現(xiàn),這是什么樣人也就是什么樣。僅此而已。
由上可知,將宇宙劃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用形而上的世界解釋和理解形而下的世界,通過對宇宙和自然的理解來認識人自己,這是西方智慧的特點。
形上為道 形下為器
前面我們說過,在老子之前,中國人在論及人的時候,眼光局限在人世之中,就人事而論人事。這種思維模式,這種狹隘的視野,在老子提出“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命題之后,在道家之外的一些思想家中,仍然延續(xù)了相當長的時期。特別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派,在舊中國后期的荀子提出“天論”學說之前,基本上沒有跳出這一藩籬。
比如孔子把“仁義”視為人生的基本準則和最高理想,但沒有給出這一準則和理想的宇宙論的依據(jù)來,而是從人世的和諧和安定出發(fā),認為行仁行義是維護人世和諧、安定的前提,是人生的當然之則。
在道家之外,借助于老子的思維方法,用宇宙的道理來解釋人世道理的第一批代表人物,是舊中國時期的《周易》學者。
《周易》是成書于周代的一部算卦書,它用“——”和“-”兩種符號六層相疊、排列組合的方法,得出了六十四個復合符號,人稱六十四卦的卦象,用六十四卦的卦象象征自然界及人世各種事物,用六十四卦卦象之間的異同象征事物之間的變化。算卦時,根據(jù)所得卦象之間的轉換,來判斷事物的好壞和吉兇。
后人將《周易》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于是形成了易學。到了戰(zhàn)國時期,這種研究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一批學者對《周易》做出了一整套帶有宇宙論性質的解說,從而奠定了易學的理論基礎。他們的代表作共有10篇,即《文言傳》、《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系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總稱為《易傳》。由此,原本的《周易》也就有了《易經》的稱謂。
“傳”有傳授的意思,《易傳》意為傳授、解說《周易》的書;“經”有恒久不變的意思,它是相對于“傳”而言的,因為“傳”是傳授、解說之作,有許多種,各有各的說法,而原本《周易》只有一種,是各種“傳”所遵從的恒久不變的依據(jù),所以稱為《易經》。
《易傳》的作者們認為:《易經》中六十四卦之間的轉換,嘗示著宇宙中的一切變化,而六十四卦的轉換,都基于每卦之中的兩個最基本的符號“——”和“-”的相互更替,所以宇宙中事物的變化也一定是基于兩種最基本的因素的相互更替。六十四卦中這相互更替的兩個基本符號是形象相反的兩種符號,那么宇宙中相互更替的兩種因素也一定是笥質相反的兩種因素。
他們將六十四卦中這形象相反的兩種符號分別用太陽照不到的陰面和太能照射到的陽面來比喻,稱“——”為陰,稱“-”為陽,并將這種稱謂推廣到宇宙之中,將宇宙中具有柔弱、陰冷、退守、低下性質的因素稱為陰,將宇宙中具有剛強、溫暖、進取、尊貴性質的因素稱為陽。在他們看來,六十四卦之間的轉換都基于陰陽兩種符號的替,所以陰陽兩種符號的交替是整個易卦變化的法則;與此相應,宇宙間一切事物的變化都基于陰陽兩種因素的交替,所以陰陽兩種因素的交替是整個宇宙變化的法則。
由此,他們借用并改造了老子提出的道,認為道是宇宙變化的基本法則,這個法則的內容是“一陰一陽”。將它完整地表述出來,那就是:一會兒陰,一會兒陽,陰陽不斷交替,不斷更迭,這就是宇宙變化的根本大法。用他們的原話說,那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在他們看來,道是宇宙大法,不是具體的有形事物:一陰一陽的相互交替,是指性能相反的兩種因素不斷交替的法則,不是指某兩種具體事物的交替。所以說道是無形的,看不見的。然而這種看不見的法則卻在人類及天地萬物之中普遍存在,并決定著人類及天地萬物的發(fā)和變化。人類和天地萬物是有形有象的,可以看見,可以聽到,可以觸及,它們是具體的器物,這些有形的具體器物都在無形的宇宙大法的支配之下。有鑒于此,他們將無形的大道與有形的人類、天地萬物的這種關系概括成了兩句話,這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這樣一來,在他們的頭腦中,整個宇宙便分成了上下兩個層次:一層是無形的大道,它居于支配和決定的地位,稱為“形而上者”;一層是有形的人類和天地萬物,它們居于被支配和被決定的地位,稱為“形而下者”。www.taoismcn.com
這樣一來,他們便將老子的宇宙論移植到了易學之中,對《周易》做出了理論的解釋,并且用這種理論來觀察人事,對待人生。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由于他們提出了“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的分界,宇宙與人生之間的源流關系和主從關系便越來越深地沁入到了中國人的心田之中。
天大地大人亦大
上一章,我們主要是從思維方式上探討老莊意境與現(xiàn)代人生的關系。本章則從人生的根本問題,從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生的價值上來探討。
我是什么?我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這是解決人生問題的了點,也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最后歸宿。因為它直接涉及到人生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
老子之前,人還沒有完全的自我意識,把以也就談不思考這樣的問題。老子將人與天地萬物分離開來,將他作為獨立于天地萬物之外的一個類別來看待,這個問題馬上就提到了議事的日程上。
老子對此做出了高度概括而又非常明確的回答。他說: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在,而王居其一焉。
意思是說,空曠的宇宙之中有四個最為偉大的東西,而人就是其中的一個。人與道齊,人與地齊,人在自然界的萬物中獨出其秀,超越萬物,與大道和天地同列。
為什么把人抬高到與大道和天地等齊的地位?老子沒有直接解釋,但從他的一系列觀點中可以看出,原因在于人有智慧。不過老子的這一看法有其特定的內涵,分解開來,大概包含著三個方面:
其一是人有智能。這就是第一章中我們談到的,人有知,有明,能知人,能自知。這一點是人外的萬物難以企及的。
其二是人能體道。也就是說,人能體悟大道的本性和大道的法則,能以大道的本性為自己怕本性,以大道的法則為自己的法則。大道的本性是虛靜,人也能虛靜,這就是第一章我們所談到的“致虛極,守靜篤”;大道的法則是自然,人也能自然,這就是第一章我們所談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三是人能棄智。人有智慧,而他的最大智慧就在于能體悟大道。大道虛靜,大道自然,所謂全悟大道,說到根本上也就是使自己的內心虛靜,使自己的行動自然。所以這種大智恰恰表現(xiàn)為順物自然,表現(xiàn)為不炫耀自己的智慧,表現(xiàn)為不顯示自己的智慧,表現(xiàn)為不有意使用自己的智慧。這在老子的學說中叫做“棄智”。后人將人的這一特點歸納成一句話,亦即“大智若愚”。
由有智能到順道而行,由順道而行順自然而行,由順自然而行到順萬物而行。正因為人能順萬物而行,所以才能在萬物之中起統(tǒng)帥作用。
老子以人類代表的身分對此做了經驗性的總結。他說: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成器長”,也就是萬物之長,在萬物之中居于統(tǒng)帥地位。
之所以能“成器長”,原因就在于“不敢為天下先”,也就是不有意做統(tǒng)帥。不有意做統(tǒng)帥,順應著萬物的自然性情行動,所以自然而然能成就萬物,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萬物之長。
為什么能順應萬物?因為人能體道,道的本性就是順應自然。而人之所以能體道,就是因為他有智能,能知人知我,能順應著事物的法則行動。
以上就是老子之所以將人列入四大的基本思路。
下面的一段話亦可作為證明。他說:
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這一段話是以圣人為人類的代表。
“圣人抱一為天下式”,是說圣人遵循著大道,所以成為天下人的楷模?!耙弧?,指大道。
“不自見,故明”,則說正因為他不有意地表現(xiàn)自己,所以在眾物之中才顯得很突出。
“不自是,故彰”,是說正因為他不自以為是,所以在眾物之中才顯得很卓著。
“不自伐,故有功”,是說正因為他不自我炫耀,所以他的功績才人們所認可。
“不自矜,故長”,是說正因為他不矜持傲慢,所以眾物才以他為首長。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都是大道自然本性的表現(xiàn)。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得到了大道的自然本性,無意作為而順物自然,所以才成了萬物之長,宇內之大。
老子將人作宇內之大,確立了人在宇宙之中的高尚地位,在人的心理上豎立起了一塊界牌,上面書寫著幾個大字,這就是:“我是人!”從此人在自己與萬物之間,特別是在自己與其他動的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
“我是人!”這幾個大字,看上去好似簡單,但卻表現(xiàn)出了人在萬物面前的自尊,表現(xiàn)出了人在萬物面前的驕傲,標志著人從此有了人格意識。
人格意識、自尊心理,雖然與“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的“四不”精神不合,但卻恰恰是從老子思想中引申出來的。因為“四不”的結果是為器之長、為宇之大,“長”和“大”的結果就不能不反映在人的頭腦中,這種反映維持長久,就不能不形成一種觀念。老子曾說“反者,道之動”,也就是說,向著與自身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是大道的運動規(guī)律。由此可見,人由四“不”而走向自尊,這也正在老子意中。
不管對這種結果做出何理解,老子將人類列為萬物之長、宇內之大,對人類形成人格意識和自尊心理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它不但影響到道家學者,也影響到易學學者和儒家學者,不但影響到古代人,也影響到了現(xiàn)代人。
天地設位 圣人成能
《易傳》沿著老了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思路思考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認為天地的變化是有永恒法則的,這個法則便是道。道在天則表現(xiàn)為一陰一陽,在地則表現(xiàn)為一柔一剛。正因為天地永遠按照這一法則變化,所以日月才能永遠一出一沒,經久不變,四時才能永遠寒暑交替,經久不亂。也正因為有日月的常,有四時的常序,萬物才得以綿延和生息。然而,萬物之所以成就,正在之所以和順,與人的存在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人最能夠體悟大道,最能夠自覺地按照大道行事。而圣人便是人類的代表。
《彖傳》在解釋“恒”卦卦名和卦辭“利有攸往”時,表述了這種思想。其文曰: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袄胸?,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說“圣人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就是說,圣人總是遵循著大道行事,由此成就了天下的變化。
《系辭傳》將人在宇宙中的這種地位歸結為兩句話,那就是:
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這段話是在講《易經》的來源和功用。其意是說:
天尊地卑,一高一低,它們的這種結構形式,本身就是大道的顯示,為人類樹立了楷模。所以說“天地設位”。
不過,大道的功用卻是通過圣人的活動成就的,是圣人參照天地的結構創(chuàng)制出了《易經》,從而才將大道的內涵揭示了出來,從而才能使大道得以運用并顯示出它的內在功能。所以說“圣人成能”。
有鑒于此,所以《易經》既是人類的智慧,也是自然界自身的奇妙,而它的實際功能,只有百姓的參與才能得以實現(xiàn)。所以說“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兑讉鳌凡⒉环裾J鬼神的存在,但這里所說的“鬼”,并不就是指人們心目中可以暗中祟的那種鬼,而是指自然界中的奇妙現(xiàn)象,類似于《說卦傳》中所說的“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div style="height:15px;">
也就是說,《易傳》很看重人。在《易傳》作者看來,人不但透過天地的結構形式,揭示出了大道,遵循著大道行事,而且也只有在人的參與下,大道才能實現(xiàn)它的功能。
有鑒于此,《易傳》將人與天地并列起來,認為天、地、人是體現(xiàn)大道的三種最基本的材料,稱為“三材”或“三才”。
《說卦傳》說: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系辭傳》也說: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這兩段話是在解釋《易經》的卦象。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易經》的卦象是由“一”和“一”兩種符號六層相疊而成的,所以這兩段話都說到“六”;“六”,就是指卦象中的六層符號,也稱為“六畫”。
《易傳》將卦象中的六層符號分成三個部分:最上的兩層為一部分,用來象征天;最下的兩層為一部分,用來象征地;中間的兩層為一部分,用來象征人。而每一部分又都包括兩層,以象征天、地、人三種東西中都貫穿著大道,因為大道本身是“一陰一陽”相互交替的法則。
也是說,《易傳》將人與天地看得一樣重要,把人列入體現(xiàn)大道的三種基本材料。在《易傳》作者看來,這種種基本材料在顯示大道的時候雖然各有特色,天表現(xiàn)為一陰一陽,地表現(xiàn)為一柔一剛,人表現(xiàn)為一仁一義,但都從宇宙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xiàn)大道,三者不可或缺。只有三者齊備了,宇宙才稱得上圓滿,宇宙的規(guī)律才展示得完備;而表現(xiàn)宇宙整體和變化規(guī)律的《周易》,也正因為包含了這三個必有的方面,所以才稱得上齊備。所以文中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由此可以看出,《易傳》重視人,基本思路是從老子那里來的。
老子之所以看重人,是因為人是宇宙中的四大之一,人能自覺地遵循著大道行事,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易傳》也是從這個角度看人的,不同的只是它對道、天、地、人四者相互之間關系的理解與老子稍有差異。
我們用直觀的方法來描述:如果說,老子是將道、天、地、人四種東西以先后的順序排列起來,并用道自身的本性“自然”將它們串連起來的話,那么《易傳》則是將天地、人三種東西以先后的順序排列起來,而用作為宇宙變化普遍法則的道將它們串連起來。
而不管《易傳》如何編排,用何串連,因為人有智慧,能通過天地來體察大道,揭示大道,并自覺地效法大道,因而把人作為一種超越于萬物之上的靈秀來看待,以人為萬物之長、萬物之尊,這種人格自尊的觀念也是從老子那里繼承來的。
老莊傳統(tǒng)的人格自尊
老子關于“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命題在道家學派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不同的道家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但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追求人格的高尚,追求精神的超脫,追求意境的高遠,追求與天地等齊,成了道家學派的一種傳統(tǒng)。
首先我們來看老子自身。
在老子看來,人是偉大的。人之所以偉大,在上面已經談到了,那在于他有智慧:有智能,能體道,能棄智。而不管是有智能也好,還是能體道、能棄智也好,都是精神領域中的事情。由此可見,所謂偉大,不是指人的形體,而是指人的精神。正因為如此,所以老子特別看重人的精神,將高尚的精神境界作為人格尊嚴來維護。他認為,人的形體是可以死亡的,而人的精神卻可以永久長存;只有進入了高尚的精神境界,人才可以死而不亡,比如他說: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這兩段話包含著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人不能長久。第二意思是說,只有體悟大道才能與大道融為一體。第三層意思是說,與大道融為一體,才是人的根本歸宿;回到了自己歸宿人才可以長久,才可以在形體死了之后精神永恒存在。
“從事于道”,也就是體悟大道。在老子那里,大道本是宇宙的原本,也可以說是宇宙的問體;體悟大道,也就是讓自己的精神與大道融為一體,也就是一種精神追求。
由此可見,追求高尚的精神,這是老子人格自尊的突出特點。
圣人愚萊屯 萬歲一純
受這種思想影響的,首當其沖就是莊子。
莊子從兩個角度看待人:一個角度是從形體上看;另一個角度是從精神上看。
從形體上看,莊子認為,天蒼蒼,野茫茫,人處在天地之間,也就好像米粒處在泰山腳下,再渺小不過了。
在《莊子·則陽》篇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戰(zhàn)國時期魏惠王因為齊威王違背了盟約,所以想要發(fā)兵攻打齊國。身為國相的惠施為了勸導魏王息兵,請來了國都的一位賢士戴晉人。戴晉人見了魏王問道:“有一種動物叫蝸牛,君王知道嗎?”魏王說:“知道?!贝髌杖苏f:“蝸牛長著兩只觸角。左面的角上有一個國家,稱為觸氏;右面的角上有一個國家,稱為蠻氏。為了爭奪領地,兩國交兵開戰(zhàn),伏尸數(shù)萬,勝者追了十又五天,才收兵回營?!蔽和醪灰詾槿坏匦φf:“這不都是虛假之言嗎?”戴晉人說:“不是虛假之言,不信的話,我來為你論證一下:以君王看來,四方上下有窮盡嗎?”魏王說:“沒有窮盡。”戴晉人又問:“人的心巡游過無窮無盡的宇宙之后,返回到人世,可不可以說人巨渺小到了似有似無的地點?”魏王說:“可以?!贝鲿x人緊跟著又問:“人世既然渺小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而魏國只是人世間的一個很小的地方,國都又是魏國之中很小的一塊地方,君王又是國都中很小的一個形體,那么,相對于無窮無盡的宇宙而言,蝸牛右角上蠻氏國的國王又有什么分別呢?”魏王說:“沒有什么分別。”談到這里,戴晉人便起身離去了。魏王好似被引入了空曠無際的太空,看不到人世,更看不到魏國,體悟到人巨和國土的渺小,感受到了征戰(zhàn)和擴疆的無聊,認識到交兵爭勝,所得不過蝸牛一角之地,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于是稱贊戴晉人為“大人”,認為他有如此眼光,遠遠超過了圣人。
這個故事反映了莊子渺視人體的觀點。在他看來,大海可以說是天地之間最大的東西了,它匯聚萬川之水,永不滿盈,可是與天地相比,好像小石、小木立于泰山之旁,又知蟻穴筑于大澤之中。中國處在海內,又好像米粒處在大倉,渺小而無法計時不時。中國之內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東西,號稱萬物,而人只是萬物中的物,他與萬物相比,又像毫末處于馬體。由此可見,人是不足為道的。
不過這只是莊子的一種觀點,是從人體的角度而言的。
從精神上看則相反,人不但不渺小,反而很偉大。偉大到什么程度?偉大到與日月相伴,與宇宙等齊的程度。比如他說: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置其滑氵昏,以隸相尊。眾人役役,圣人愚屯,參萬歲而一成純。
在這里,“我”和“圣人”都是人類的代表。
在莊子看來:人類將自己看得很大很大,大一與天地等齊,與萬物一體的程度。他倚靠著日月,挾持著宇宙,把日月、宇宙吻合為一體;擺脫瑣事紛擾,把貴賤視為同一。一般的人全會不到這一點,把眼睛盯在那些蠅頭小利上,每天忙忙碌碌,為一點小事工于心計,而圣人則將自己的心胸放大開來,在小事面前無知昏愚,糅合萬年的變化,把它團弄成一個沒有差別的一。
出于這種偉大的胸懷,莊子沿用了以往的傳統(tǒng),將人分為大人與小人。不過這兩個名稱在他那里卻包含著特殊的意義。
什么是“大人”?什么是“小人”?
要弄清這兩個名稱的含義,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大”。
對此,莊子有過解釋。他說: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zhí)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心,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在這里,莊子從道入手講解什么是大。在莊子看來,道是最大的東西,之所以說它大,那是因為囊括萬物于已身,因此說:“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既然囊括萬物于已身,那也就是無所謂彼,也就無所謂此了,彼此平等,你我一樣。因此,所謂大,也就具有無親無疏,天下一家的意義,因此說“不同同之之謂大”。
道是人的宗祖,人的楷模。人在大道面前不能不受到感染,不能不剖開自己的心胸,拋掉尋狹小的意氣,樹立遠大的志向。所以說“君子不可以大刳心焉”。
君子如何才能棄小而成大?那就要明白什么是“天”,什么是“德”,什么是“仁”,什么是“大”,什么是“寬”,什么是“富”,什么是“紀”,什么是“立”,什么是“備”,什么是“完”。懂了這十種東西,并身體力行,才能成其為大。而這十種東西的基本精神也不過就是兩條:一條是自然無為;一條是無私容人。而這兩條說到根本上是一個意思:都是要求人放棄自己的主觀意念,放任萬物自然而然。所以說“君子明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其中的“韜乎”,是空曠虛無包容天下的樣子;“沛乎”,是廣大無邊任物馳聘的樣子。心中能包容天下,任物馳聘,那自然是很大很大了。
由此可見,莊子從老子那里繼承了道大、人大的觀點,并且做了自己的闡釋。在他看來:所謂道大,是說道無邊無際,無所不包;所謂人大,是說人心博大,是說道無邊無際,無所不包;所謂人大,是說人心博大,無所不容。說道大,是從客觀方面說的,是說其空間無限,時間無盡,能容納一切;說人大,是從主觀方面說的,是說其心胸開闊,精神博大,能包容一切。而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是從道那里學來的,是遵循道、效法道的結果。
下面的一段話也是一種很好的證明。莊子說: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
“泰初”,亦即宇宙最初的時候。
這段話從宇宙之初講起,之后講到生命的產生,再后又講到人的精神如何回歸,與宇宙原初的狀態(tài)融為一體。大意是說:宇宙原初什么也沒有,沒有有形事物,也沒有有形事物的名稱。不過它畢竟是一種存在,是種混然為一的存在,所以可以說它是一;祥它是一,也就是說它沒有形象,因為有了形象就有了分界和邊境,而有了分界和邊境也就不可能再是一了。
萬物都是從一中得到了基本因素才產生的,從一中轉移到萬物之中的那基本因素稱為德。不過萬物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萬物的基本因素原先處在一中,沒有形象,是一的組成部分,相互之間暫且還沒有界限。至于哪一部分轉移到哪里,形成什么樣的事物,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決定的。這種自然而然的趨勢稱為命。一在不停地流動,流動之中產生了物;物產生出來便有紋理,物的紋理稱為形。有生之物的形全之中都具有精神,不同的生物、不同生物中的不同個體,其精神的檔次是不同的,有智有愚有靈有鈍;因為它們都帶有各自檔次的色彩,所以又稱為性。既然性有不同,所以作為人就必須進行精神修養(yǎng),讓自己的精神恢復到基本因素的檔次,亦即德的檔次;恢復到了德的檔次,就是“反德”;一旦達到了德的檔次,也就與宇宙原初的狀態(tài)融為一體了,所以說“德至同于初”。與宇宙原初的狀態(tài)融為了一體,也就進入了一切虛空的境界,一切虛空的境界就是“大”。
文中講的宇宙之初,也就是指的大道。文中所說的反德,也就是回歸大道。大道原本就是空虛無物的,既無事物,也沒有事物之間的差別;人的精神回歸于大道,也就是回歸虛空的境界。而莊子認為虛空無物、無分無別的境界能容納一切,所以稱其為“大”,說“虛乃大”。
從莊子關于“大”的界定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他所謂的“大人”,是指目光狹小、親疏有別、非彼是已、利已自私的人。
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他使用這兩個名稱的例子中得到驗證。
比如,前面我們講到的戴晉人開導魏王息兵的故事,最后魏王稱戴晉人為“大人”,說他遠遠超過了圣人。原文如下: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圣人不足以當之?!?div style="height:15px;">
“客”,指戴晉人,因為他是惠施請來勸導魏王的客人,所以稱其為客。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戴晉人說完話后便出去了,惠施進來后,魏王對惠施說,這位客人真是一位大人呀,圣人的名稱都不足以顯示出他的偉大。
為什么稱戴晉人為“大人”?就是因為他的心中囊括著宇宙,一個國家的疆土,在他的眼里,不過像是蝸牛之角,不值得一爭。
《莊子·知北游》中也談到過大人。其文曰: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不無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夫人乎!
其意思是說,現(xiàn)今的世界,大道已經破損了。之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大道原本是無所不包、無所區(qū)別的,而現(xiàn)今的世界卻不是這樣,人為地制作了仁義禮節(jié)等等規(guī)范,用來顯示人的尊卑差等。所以越是學習這些規(guī)范,就離大道越遠,而越是想要回歸大道,就越是要泯滅這些規(guī)范。然而要回到大道去,那是很難的了,大概也只有大人才可能比較容易地辦到。
為什么只有大人才比較容易辦到?那是因為大人本來就是與大道融為一體的。所謂與大道融為一體,也就是說,他的心胸與道同大,包容天地,兼蓄萬物。
下面我們再來看莊子對“小人”的使用。
《莊子·山木》中說:
且君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其意是說:君子之間的交往,就像淡水一樣,之間沒有任何利益關系;小人之間的交往,就像醇酒一樣,之間有濃厚的利益關系。君子之間沒有任何利益關系,所以相互之間的友情不受利益關系變動的影響,永遠是真誠的,親密的;小人之間有濃厚的利益關系,所以相互之間的友情隨著利益關系的變動而變動,當利益一致時,好得像蜜一樣甜,當利益相反時,就會一刀兩斷。
為什么小人之間的關系會隨著利益關系的變動而變動,一會兒親如密,一會兒仇如第三季度?因為他們目光短淺,你我有間,一切以自己為核心。
在分別大小與小人的同時,莊子認為,只有大人才是真正的人,才是具有人格、達于至尊的人,所以他又將“大人”稱為“真人”、“至人”,并借助于頌揚“大”,贊美“大”,來頌揚大小,贊美大人,認為只有志向遠大的人,才能博施于民,盡管他們得不到小人的理解,或許還會受到小人的嘲諷。比如他們得不到小人的理解,或許還會受到小人的嘲諷。比如他將大人比喻成高飛九萬里的“大鵬”,釣起震海之魚的“任公子”。
《莊子·逍遙游》有過這樣的描述:
窮發(fā)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shù)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晏鳥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shù)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其中的“斥 晏鳥”,是一種小雀。
這段描述的大意是說:在什么也不生長的邊遠北方再往北,有一個遼闊的大海,名叫天池。天池里面有一種魚,寬度足有幾千里,而長度那就沒有人知道了,這種魚的名字叫做鯤。在那里還有一種鳥,名字叫做鵬,脊背像高大的泰山,羽翼像遮天的烏云,搏擊長空,盤旋而上,高達九萬里。駕著云氣,背負青表,而后向南飛,它是要到南海云。小雀看到了譏笑道:“它這是要往哪里飛呦?我騰地一下就飛起來了,大不了飛上幾丈高就下來,在蒿草之間飛來飛去,這也就算是飛翔的極限了。而它這是要往哪里飛呦?”而這就是大小兩種不同東西的區(qū)別呀!
小雀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大鵬的志向,因為它與大鵬處在根本不同的兩個境界。它的目光是那么狹小,它的能力是那么低下,可悲的是它卻自以為大,將它的飛翔稱為“飛之至”,反而認為大鵬高飛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愚蠢之舉。
當《逍遙游》再次講述大鵬高飛的故事時,莊子將原先的斥 晏鳥 換成了蜩與學鳩,亦即知了和斑鳩,并做了評論。其文曰: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了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匹之,不亦悲乎!
其意是說:知了和斑鳩不知道大鵬高翔的道理,它們看見大鵬費這么大的力氣往南飛去,譏笑道:“我騰地一下就飛了起來,碰到樹枝、房梁就落到上面,即使這樣,有時候還飛不到上面,累了就只好落在地上休息一會兒。為什么要費那么大的力氣,高飛九萬里而去南面呢?”
莊子評論說:一個人到郊外去,一天吃三頓飯,回到家里后肚里還飽飽的呢。一個人要走一百里,那可就需要準備隔文化程度的糧食了。假如要到千里之外,那就需要準備三個月的糧食。也就是說,做的事情越大,需做的準備也就越多。知了、斑鳩這兩個小東西怎么能懂得這樣的大道理呢?
這就是說,懂得小道理的不懂得大道理,生命短促的不理解生命長久的。怎么知道是這樣呢?你不看,朝生暮死的朝菌永遠也不知道還有三旬為月的事情,夏天鳴叫的知了永遠也不知上還有春天和秋天,這是因為它們的生命太短促了??!楚國的南面有一種靈龜,以五百年作為春天,以五百年作為秋天;上古時候有一種椿樹,以八千年作為春天,以八千年作為秋天。彭祖是古代一位長壽的老人,據(jù)說活了八百歲。一般的人要與他比較長壽,那不是很可悲嗎?
莊子評論的中心點是說,處在小境界不能理解大境界。究其原因,在于處在不同的境界會有不同的體驗。知了到了中秋就死了,向來沒有見過冬天,怎么會知道世間還有科天呢?斑鳩雖然比知了活得長些,但卻沒有出過遠門,怎么知道出遠門還要準備干糧呢?大鵬之所以要高飛,那是因為要遠去,不高不能致遠;大鵬之所以要遠去,那是因為志在長遠,不遠不足以為大。這種有關大的道理,小東西是永遠也不能理解的。
小東西自以為高,自以為大,不以小為恥,反以大為蠢,莊子認為這是最可悲的了,于是發(fā)了出了感嘆:“不亦悲乎!”
《莊子·外物》篇還講過一個“任公子釣大魚”的故事,與“大鵬高飛九萬里”的蘊意大體一樣。故事說: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 牛害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鰭,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大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
大意是說:任公子做了一個大大的釣魚鉤和一根又粗又長的釣魚繩,用五十頭犍牛作魚鉺,蹲在會稽山上,把魚竿甩到東海之中,一天又一天地在那里等著??墒且荒赀^去了,沒有魚來上鉤。后來終于有一天有一條魚游了過來,吞下了他的魚鉺,將魚鉤深深地卡在了咽喉之處。只見它急忙向海底竄去,把那海水攪成一個山谷一樣的大漩渦;又見它奮鰭上揚,掀起了層層山峰似的大波浪。只聽那海水震蕩,驚動鬼神,憚嚇千里,經久不自。任公子釣到了這只大魚,把它切成肉塊,做成臘肉,自制河以東到蒼梧以北,沒有未曾吃過他的這條魚的。后世那些輕浮淺溥、只以道聽途說為才學的人,聽到此事則驚嘆不已,紛紛相互轉告。那也是的,平時都是用那小魚竿,到那小河溝里去守候那些小魚兒,想要得到大魚自然是很難的了。那些把沒有價值的說法粉飾一下去向縣令獻計獻策的人,距離那通達的大道可是遠著呢。所以,沒有聽說過任公子這種風度的人,距離那經世之道也是很遠很遠的呢!
任公子期過一年都沒有釣上魚來,不是釣魚技術不佳,而是因為他的志向在于釣到震動乾坤的大魚,所以他用的魚鉤很大很大,他用的魚繩又粗又長,腳蹲浙江的會稽山就能把魚竿甩到東海之中,不僅只魚鉺就有五十頭犍牛。
這樣的志向,不成則己,一旦成功,那將驚天動地,惠及天下。這就是大的價值。正是為了突出大的價值,所以故事說:任公子釣上的大魚,翻滾于海,掀起巨瀾,其聲震天;分割其肉,天下共享,遍及山之北、海之南。
以莊子之意,“大人”有大人的心理世界,“小人”有小人的心理世界。大人的心理世界如鯤鵬展翅,宏偉浩大;小人的心理世界如雀跳梁,鼠目寸光。小人又如何能理解大人呢?
莊子并沒有要求小人要理解大人,不過他卻勸導人們做大人,而且勸導人們做一個真正的大人,做一個將自己與他人的界限完全泯除、不分你我、忘我無私、連小人也可以包涵和寬容的大人。這就是他的志向,他的人格自尊。由此,他將自己比喻為志向高澍的宛鳥。
“惠施相梁”的故事正是他自尊心理的表述。故事說: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蛑^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庇谑腔葑涌郑延趪腥杖?。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宛鳥,子知之乎?夫宛鳥,發(fā)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宛鳥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邪?”
其意思是說:惠施在梁國擔任國相,莊子要去看望他。消息傳到梁國后,有人對惠施說:“莊子這次前來,是想代替你的國相?!庇谑腔菔┖芎ε?,派出大量兵丁搜索莊子,一直搜了三天三夜。
莊子到了之后對惠施說:“南方有一種鳥,名叫宛鳥,你知道嗎?它從南海起飛,一直飛到北海,不是梧桐樹便不棲息,不是精美之食便不吃食,不是甘泉之水便不下飲。有一次碰到一只貓頭鷹,它正在吃一只死老鼠,看見宛鳥飛過來,以為是來和它爭吃死老鼠,于是發(fā)出了憤怒的‘嚇’聲?,F(xiàn)在你是不是也像那貓頭鷹一樣,怕我爭奪你的梁國相位而嚇我呢?”
在莊子看來,相位不過是一只腐鼠,而自己卻是一只宛鳥。腐鼠對于貓頭鷹來說可能是美食佳肴,而對宛鳥來說卻不如糞土。
莊子用這個故事表達了自己的高潔和自尊。
我之為我 以有神也
道家的人格自尊,經過莊子的發(fā)揚,到了漢代嚴君平那里,形成了系統(tǒng)。
嚴君平繼承了莊子人格自尊的心理感受,認為雖然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事物,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各自都在按照自己的自然屬性行動,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就應該以鸞鳳為表率,以大人為表率,以大丈夫為表率,以大圣為表率。他說:
鶉 晏鳥 高飛,終日馳鶩,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高舉,逕歷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高仞之上,優(yōu)游太清這中,而常以為卑,延頸舒翼,凌蒼云,簿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洲,棲息八極,乃得其宜。
故規(guī)矩不相害,殊性孰相安?賢圣不為匹,愚智不為群;大人樂恬淡,小人欣于戚戚;堂堂之業(yè)而不喻于眾庶,棲棲之事不悅于大丈夫;鳥獸并興,各有所趨;眾士經世,各有所歸。是的,捐聰明,棄智慮,反歸真樸,游于太素,輕物傲世,卓爾不污;喜怒不嬰于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帥然反化:大圣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目,而下士之所大笑也。
“鶉晏鳥”,一種小雀,又稱鵪鶉。它雖然每天飛來飛云,忙個不停,大不了也只是在低矮的蒿草之中出出進進,干不出大事情。
“鴻鵠”,也就是常說的天鵝。與鵪鶉相比,它的志向那可是很高的了,從東到西,一飛就是萬里之遙。不過與鸞鳳相比,而又遜一籌。
“鸞鳳”,傳說中的神鳥,又稱鳳凰。猶如莊子所說大鵬一樣,它展翅高飛,翱翔太空,凌蒼云,搏日月 ,往來九洲,棲息八極,才感到滿足。
這三種鳥,就像世間的人一樣,性能不同,志向各異,雖然不能拿同一個標準去要求他們,但是嚴君平卻以凌蒼云、搏日月、往來九洲、棲息八極的鸞鳳為楷模,勸導人們做心胸坦蕩的大人、不屑瑣事的大丈夫,要人們向那不為利害、不分貴賤、心游太空、卓而不污的大圣人學習。
這種人生志向是如何確立的?嚴君平有一套系統(tǒng)的思想。這套思想的出發(fā)點,前面已經提到過,這就是人是由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那里來的。而人之所以為人,最基本的象征是生命;人之所以有生命,基本原因在于人的身體之中存在著精神;人要做人,也就要保養(yǎng)精神,求取精神。這樣一來,他便為老莊追求精神境界的人格自尊做出了理論的說明。他將這種說明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他說:
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托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為本,虛無為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
在嚴君平看來,人是由大道那里來的。大道在分化為天地之前,經協(xié)過道德、神明、太和等發(fā)展階段。人之所以產生,是從道德那里得到了稟性,是從神明那里得到了生命。神明是什么?是一種變化莫測、居于人體便會顯現(xiàn)出智能的氣。正因為如此,所以人要為人,就要保存神明,使它常居而不去。不過,要挽留神明并不是通常的辦法可以奏交往的,必須使自己的心境合于大道,清靜虛無。
這樣一來,追求大道,追求神明,便成了人生的志向。而大道和神明,都是最為偉大、最為靈明的東西,追求大道,追求神明,實際上也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培養(yǎng)像大道和神那樣的不分你我、包容天地的宏大精神。這就是做人的目的,這就是做人的標準。
在嚴君平眼里,圣人為人類樹立了這種楷模:
是以圣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托無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兇人為仇,不與吉人為親,不與誠人為媾,不與詐人為怨;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為神,物無大小,視之如身……
追求宏大的精神,將自己的心胸擴展開來:使它像地一樣,無不托載,使它像天一樣,無不覆蓋,使它像日一樣,無所不照,使它像神一樣,無所不及;視天下為一家,視萬物為一體,無親無仇,無此無彼。嚴君平認為,只有達到這種精神境界,才可以稱為圣人,才可能稱為真正的人。所以,他又借助于莊子的稱謂,稱圣人為真人。
比如他說:
形小神大,至于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蒂固,與神明處;真人所體,圣人所保也。
其意是說:人的形體小而神明大,以至大到萬倍以上。一個人如果在神明的指引下行動,那就好像在萬人的托載下行走,不用絲毫的力氣,而會有大的成交往。在神明的指引下行動,人就能順應事物的天然法則,與天然法則完全一至起來。這樣一來,就會把自己的根子扎得深深的,永也不會失敗。正國為如此,所以真人要體悟神明,圣人要保存神明。
總之,追求精神,保存神,這是人生的目標,也是人生的標志。這就是嚴君平得出的結論,也是道家對人格自尊的基本觀點。當人們一聽說“道家”這個名稱時,馬上會聯(lián)想到神奇的意境和宏大的精神,原因也正在這里。
儒家系統(tǒng)的人格自尊
就人類思維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言,首先認識一個一個的具體的事物,之后從諸多具體事物之中再抽象出共同的東西,從而對一類事物的共性有所認識,從而造出類的概念。對自然界的認識如此,對人類的認識也如此。
在中國,對人的類別認識,是從道家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開始的。他從追溯人的祖先開始,一直追溯到了人類的肇始,并跨過了人類的肇始,進入了無人時期的自然界,又從無人時期折自然界追溯到了沒有天地時期的宇宙源頭,并為其起了一個名字,稱之為道。之后又返轉回來,把宇宙的源頭道,與天、地、人排列在一起來考察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對人有了類別的認識,并由此產生了要格自尊的觀念。
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略晚于老子。他也在努力探索人們共有的本性,人們共有的本質,不過卻不像老子那樣機敏,不像老子那樣靈活,所以沒有能跳到人類的圈子外面去了解人,而是從一個一個人的個體中,從一群一群人的群體中,一點一滴地總結和概括,最后才總算對人有了一個模糊的類概念產,把人的本性、本質歸結為“仁義”,把有沒有仁義作為有沒有人格的分水嶺。即使是這樣,孔子的方論中,也很難找出對人的界定來。如果勉強舉個近似的例子,大概也就是下面的一句話,這就是: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就這句話的涵義來分析:志士仁人活著的標志就是仁,活著而無仁,就等于死了;雖然死了而實現(xiàn)了仁,就還在活著。所以在這里,“志士仁人”可視為人類的代表;“仁”,可視為人格的標志。雖如此說,不過畢竟說的不是那么直接。
按照孔子的思路,對人做出直接界定的,是生活的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第二代代表孟子。他說: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也就是說,他已經將有沒有“仁義禮智”作為人與非人的分水嶺,已經將“仁義禮智”視為人格的標準。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經常拿人與禽獸相比,以做區(qū)別。比如他說: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其意是說,人類與獸類的差別也就那么一點點,一般的人把它丟了,而君子卻何存著。這一點是什么呢?也就是舜帝所遵循的仁義。舜帝不是創(chuàng)造了仁義,而是順著仁義行動。仁義是人與禽獸的分水嶺。
由此可見,孟子已經沿著孔子的思路,確立了人的類概念,并樹立起了人格自尊。
不過,在儒家發(fā)展的過程中,將人格自尊建筑于系統(tǒng)的理論基礎之上,通過人類與其他物類的對比,尋找出人類之所以偉大的原因,使人格自尊成為人類的一種理性,一種明覺,卻另有兩大代表。一個是戰(zhàn)國時代荀子開辟的流派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稱其為荀派;另一個是北宋時期周敦頤開辟的流派,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稱其為周派。而這兩個流派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將老子的思想深深地注入進了自己的理論之中:荀派是直接從老子那里汲取老子思想的;周派是通過《易傳》間接汲取老子思想的。
現(xiàn)代人生的自尊自愛
上面我們談到了起源于老莊的人格自尊理論,分析了道家系統(tǒng)、易學系統(tǒng)和儒家系統(tǒng)的人格自尊理論。之所以不厭不其煩地做此闡述,目的有三:
其一是為了說明,中國具有悠久的人格自尊理論傳統(tǒng)。
其二是為了說明,中國的人格自尊理論傳統(tǒng)于老莊竟境。
其三是為了說明老莊開啟的人格自尊觀念,經過道家系統(tǒng)、易學系統(tǒng)、儒家系統(tǒng)的理論闡釋和發(fā)揚光大,已經深深地融化在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心理、傳統(tǒng)觀念,成了中華民族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由此,就中華民族的范圍而言,它對現(xiàn)代人的人生觀念具有無可避免的影響。
前兩點,我們已經通過文字做了明白的表述。第三點,按照事物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和傳統(tǒng)心理、傳統(tǒng)觀念的存在形態(tài)、歷史作用進行推理,也當然地包含在了前面的敘述之中,不過尚須做進一步說明?,F(xiàn)在簡述如下:
按照事物這間的內在聯(lián)系來說,任何時代的理論都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理論,它還是時代的標志,是一個時代人類文明進程的里程碑。既反映著當時人們的一般思想發(fā)展水平,也推動著當時人們的思想向前發(fā)展。換句話說,我們在談中國歷代人格自尊理論時,也就是在說,中因歷代,無論是上層社會,還是民間百姓,都存在有人格自尊的心理,都存在有人格自尊觀念;我們在談中國歷代人格自尊理論的沿襲和發(fā)展時,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人格自尊心理和觀念,一代傳一代,已經沉積和凝結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觀念,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心理和傳統(tǒng)觀念。
按照傳統(tǒng)心理、傳統(tǒng)觀念的存在形態(tài)和歷史作用來說,人格自尊,作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tǒng)心理、傳統(tǒng)觀念,它的存在是無形的,它的作用是強大的。說它無形,那是說,它銘刻在了人靈魂深處,融化在了人血液之中,表面上看不見,摸不著,甚或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的來源,然而它確實存在著。說它強大,那是說,它不是在一個時代形成的,也不會在一個時代消失,它具有歷史的穿透力,雖然由于歷史的變遷,它會不斷損益,但這種損益是漸化的,它總是在不斷校正自己的同時,同自己特有的慣性,穿透一個又一個時代,并潛移默化地熏染著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也正因為它對人的影響是無形的、潛移默化的,所以也才具有強大的歷史穿透力,不是哪一個時代可以用行政力量割斷的。
有鑒于上面的兩點,我們可以下這樣一個論斷:中國現(xiàn)代人的人格自尊心理、人格自尊觀念,既是傳統(tǒng)人格自尊心理、傳統(tǒng)人格自尊觀念的延續(xù),又是傳統(tǒng)人格自尊心理、傳統(tǒng)人格自尊觀念的變革。說它是延續(xù),是說,它是從傳統(tǒng)那里發(fā)展而來的,沒有傳統(tǒng)也就不會有它;說它是變革,是說,它的具體形式和內容可能與傳統(tǒng)中未必有過。
如果這個論斷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話,那就不能否認現(xiàn)代人的人格自尊與老莊意境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之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人格自尊源于老莊;之所以這樣說,也是因為,現(xiàn)代人的人格自尊雖然在形式和內容方面不完全一樣,或許完全不一樣,但是作為一種崇高的精神境介,作為一種超拔于萬物之上的自尊意識,卻是一樣的,老莊開河于前,現(xiàn)人撐船于后。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格自尊越來越成為人生必須的現(xiàn)代,人們卻不再知道它的來源了,不再知道它與老莊意境淵源關系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老莊離現(xiàn)代已經有兩千數(shù)百年,歷史對人格自尊的形式進行過無數(shù)次重鑄;另一方面是因為,現(xiàn)代社會又給人格自尊注入了新的內容。這樣一來,不要說是一般人,就連一些頗有根基的學者,都會覺得現(xiàn)代人所有的人格自尊與老莊意境馬牛不相及。為此,有必要對現(xiàn)代人格自尊的幾種觀念解析一下。
夫大人者 與天合德
以人為大,以人為尊,這種觀念關《易傳》中有明確的表述,并出于這種觀念,《易傳》對《易經》中“大人”一詞的涵義做了根本性的改造,使它從人類中的一個群體概念,變成了一個整體概念,變成了一個與天地之道相合,與大道融為一體的人類的類概念,與圣人的概念一起代表人類。
《易傳》中有很多地方在通過贊揚圣人來贊揚人類的偉大。比如《系辭傳》中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太業(yè)。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在第一章中已經做過解釋,這里不再贅述。
“縣象”指懸掛著的東西。
“富貴”,指擁有一切的東西,即宇宙。
這里列出了五個最“大”,其中的一個便是人類的代表,即圣人。而其他的四個,“天地”、“四時”、“日月”、“富貴”,無外乎天地的宇宙。
為什么將圣人與天地、宇宙并列起來,稱其為最“大”呢?下面緊接著做了說明。其文曰: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交往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
“神物”,指算卦時所用的蓍草?!疤焐裎铮ト藙t之”,是說自然界生長出了能演奇妙變化的蓍草,圣人便用它來推衍事物的變化。
“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是關于“八卦”來源的一種傳說。據(jù)說,伏首羲曾看見有龍馬從黃河中沖出,背上畫著一種符號,又曾看見有神龜從洛水中游出,背上畫著另一種符號,受其啟發(fā),而畫出了八卦。后人則將黃河出現(xiàn)的符號稱為《易經》的形式表示出來,作為察往右來的指導。
《易傳》還以《易經》的神奇來贊美人類的偉大?!兑讉鳌氛J為,《易經》是奇妙的,它廣大齊備,不但囊括了宇宙的一切事物,包蘊了天地萬物的一切變化,而且還揭示了宇宙中一切事物發(fā)展變化的普遍法則;《易經》的奇妙正反映出了人類的偉大,因為《易經》是圣人創(chuàng)制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系辭傳》說: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兑住酚惺ト酥浪难桑阂匝哉呱衅滢o,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笔且跃訉⒂袨橐玻瑢⒂行幸?,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shù),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shù),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于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以極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其意是說:知曉變化的法則,那也就是所謂的通神了。而《易經》便是一部通神的著作,其中體現(xiàn)了圣人的四種智慧:精辟的語言,變化的法則,創(chuàng)物的樣式,預測的方式。誰要想做什么事情的時候,只要參照其中的言辭去行動,就沒有不成功的;誰要想預見事物變化的時候,只要按照其中的數(shù)字去推衍,就沒有不知曉的;《易經》自身是沒有思想的,沒有作為的,不會動作的,不過其中卻包括著天下一切事物變化的道理,只要按照其中的道理去推斷,就可以通曉天下一切事發(fā)生、發(fā)展變化、極其通曉事物法則的人,才能創(chuàng)制出來。而圣人也就是這樣的人。
而所謂圣人,也就是人類的代表。圣人的智慧,也就是人類的智慧;圣人偉大,也就是人類偉大。
《系辭傳》還有一段話,可以視為上面意思的補充。其文曰: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大意是說:天下一切有形的東西全部包容在了《易經》的六十四卦之中;天下一切事物的運動全部囊括在了《易經》的卦辭之中;而《易經》的衍繹之所以能推廣到人的行為之中,那是因為兩者之間貫通著同一個道理;而其中的奇妙變化和深奧的道理都蘊涵在人的心里。
由此可見人的優(yōu)秀,人的偉大。
正因為人類優(yōu)秀,人類偉大,所以《易傳》在解釋《易經》中的“大”和“大人”兩詞的涵義時,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把“大”解釋為“正”,亦即標準、楷模之意;把“大人”當人類的楷模來看待。
比如《彖傳》在解釋《易經》“大壯”卦的卦名時說: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這里便是以“大”為正。所謂“正”,也就是與事物的原本面貌相符合,所以說“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即然“大”具有與事物原來面貌相符合的意義,那么它也就具有事物代表的意義,具有事物標準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大人”也就具有人類代表、人類標準的意義。
有鑒于此,所以《彖傳》在解釋《易經》“萃”卦的卦辭“利見大人亨”時說:
“利郵大人亨”,聚以正也。
其意是說,《易經》“萃”卦中之所以說“利見大人亨”,那是因為,打卦人的行為是規(guī)范的,合乎標準的,是正派的,見到大人會受到贊揚和嘉獎。之所以行為規(guī)范,合于標準、正派,就能得到大人的贊揚和嘉獎,那是因為大人自身就是按照天地之道行事的正人,大人自身就是人類的典范和楷模。
正是出于這樣的思想,所以《文言傳》對“大人”做了如下的界定: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也就是說,所謂“大人”,也就是天地鬼神都會聽命于他的人。由此可見他的偉大。
天地鬼神之所以聽命于他,那是因為他能順應天地鬼神,能按照自然界的法則行事,是宇宙之中智慧的代表。
人類偉大,人類尊貴,這種從道家那里繼承而來并發(fā)揚光大的人格自尊的觀念,不但在易學系統(tǒng)中保持了下來,而且又通過易學傳給了宋明時代的儒家學者,從而牢固地印刻在了中國人的心里。]
人生有義 故最為貴
荀子在人類一愜 他物類之間劃出了最為明確的界限。這個界限不僅是根據(jù)人類的需要,而且是順著自然界演變的程序劃出的,具有深麝香的學術意義和理論意義。他說: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在這里,荀子按照自然界發(fā)展的前后順序,將萬物分為四個類別:一類是無生物,以水火為代表;一灰是植物,以草木為代表;一類是動物,以禽獸為代表;一類為高級動物,即人類。認為人類除了具有其他三類所具有的屬性之外,還具有其他物類所沒有的屬性,這就是辨別自己應當怎么做和不應當怎么做的理性票準,亦即“義”。在他看來,“義”是人類的標志,人類的象征,是人之氣以高于其他物類,之所以最為尊貴的原由;而義在付諸于實施時,則表現(xiàn)為“禮”,所以有時候他又以“禮”或“禮義”為人類的標志,人類的象征。
我們在談及于此的時候,需要注意兩點:其一是,荀子不僅劃分出了人類與其他物類的界限,提出了人之所以尊貴的原因,而且講出一套道理,并將這一道理與天地的運行變化聯(lián)系起來,與天地運行的法則聯(lián)系起來,與宇宙之道、天地之道聯(lián)系起來,由此將老子的思想納入到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之中;其二是,荀子在容納老子思想的同時,激烈批評了孟子的觀點,認為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信”,“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即不論不類,沒有道理,沒有根據(jù)。這一納一批,在儒家內部進行了一次革命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的突出特點,在人格自尊的觀念上,表現(xiàn)為從人的宇宙中所處的地位上看待人的偉大和尊貴。就這一點而言,突破了儒家的思維局限,帶上了道家的色彩。
下面就此做一分析。
荀子首先論述“禮義”如何人“最為天下貴”。他說: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利,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定故焉,得之分義也。
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百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
也就是說,“禮義”之所以使人偉大和尊貴,那是因為它使人由弱小變得強大了起來,使人具備了支配和駕馭其他物類的能力。
人原本是很弱小的,不像牛那么有力,不像馬那樣善馳,然而人卻能驅使牛,駕馭馬,讓牛馬為自己服務。為什么?因為人能結為群體,發(fā)揮群體的力量,化弱小為強大。人之所以能結為群體,群體的力量,那是因為每個人在群體之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名分,能和諧相處。每個人之所以能在群體之中各有自己的地位和名分,和諧相處,那是因為他有道德意識,知道自己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什么,這就是“禮義”。
由此可見,禮義是人之所以強大、所以偉大、所以尊貴的原由。
“禮義”是由何而來的?
荀子認為,它不是人先天帶來的,而是圣人制定的,君王制定的,或者說是圣王制定的。他說: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辭書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
還說:
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這里的“偽”,指人為造作。荀子認為,禮義不是人類天生就有的原本真性,而是人為造作的,所以稱其為偽。
在荀子看來,原本制作禮義的人君是圣人,所以有時稱其為“圣王”,有時稱其為“圣人”。
這幾段話是說,人的名分是維護群體的根本,而名由人君管理的,所以,人君是維護群體的關鍵。
人君是如何管理名分的呢?是用禮義和法度管理的。由于人的原本之性是自私的,如果不加以引導和限制,人和人在一起,就會發(fā)生利益的紛急。一旦發(fā)和紛爭,就會消弱群體的力量,人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圣君便以禮義來確定不同人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以禮義來確定不同人在社會中的不同行為,并用法度強制執(zhí)行。
圣人根據(jù)什么制作禮?
荀子認為,根據(jù)大道。
他在上面所引“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一句之后,緊拉著說:
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
又說: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執(zhí),道之以道,中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執(zhí)惡用預先備有矣哉!
其意是說:百姓很容易統(tǒng)一于道而卻很難懂得道是什么,所以明智的君王總是用威勢來統(tǒng)治百姓,以大道來誘導百姓,以命令來限制百隆,以言語來表揚百姓,以刑罰來禁止百姓。所以百姓順從大道而風化,就像受到了神奇力時不時的驅使,哪里還用得著辨別形勢呢!
“道之以道”,也就是依據(jù)大道來制定禮義,以禮義來誘導百姓。
什么是大道?
荀子認為,大道就是宇宙之中普遍的法則,一切事物都須遵行的法則;把它運用于人世,也就是人們應該遵行的法則,人們必須遵行的法則。他說:
所謂大圣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辯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有,總要萬物于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謂大圣矣。
由此可見,這里的“大道”是指天地萬物普遍法則,是指宇宙的法則。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說它是“所以變化遂萬物也”,亦即變化的根據(jù)和萬物的成因;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說“是故其事大辯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于風雨”,也就是說,圣人按照它行事,則能知曉天地的運行、日月遙交替,把握萬物的變化、風雨的終始。
有鑒于此,所以荀子用“道”來解釋“衡”。他說:
圣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為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呆道而可非道。
其意是說:人心如果有了主觀的意念,就會遮蔽住自己的眼睛。眼睛被主觀意念遮蔽住了,就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fā)生,就要將心境打掃干凈,當萬物展現(xiàn)在自己眼前的時候,心中要懸掛一個衡量事物的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就是道。荀子認為,心中有了道,就可以辯明是非。
這也是以道為萬物的準則,亦即以道為客觀世界的法則,以道為宇宙的法則。
不過荀子在這里在它的身上另加了一層意義,那就是除了它的客觀性外,又賦予了它主觀性,即人對它人認識。
大道既然是天地萬物普遍法則,那么人在自己的行動中也是應該遵循的,也是必須遵循的。所以荀子把宇宙的法則引入入巨,將人所必須遵行的法則也稱為道。他說:
心知道然后可道??傻?,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這里所說的“道”,便是指人須遵循的法則;這里所說的“守道”,便是指按照人巨的法則行事;這里的“道人”,是指循道而行的人;這里的“非道之人”,是指違背大道的人。
“心知道然后可道”,是說人體悟到了宇宙大道之后也就懂得了人世正道。
正如此思考的基礎上,荀子又進一步對道做了劃分。在他看來宇宙大道只有一個,但是表現(xiàn)在各種事物之中,具體形式又有不同: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天道表現(xiàn)為四時的變化,地道表現(xiàn)為萬物的匯聚,人道表現(xiàn)為禮義的實施。
他說: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的人,數(shù)也。人倫并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為中?曰:
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之所道也。
也就是說,人道是宇宙大道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一方面,它不是獨立于宇宙大道之外的法則;另一方面,它又與其他物類的法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就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而言,它是“禮義”。
有鑒于此,所以荀子又說:
禮者,人道之極也。
圣人又是如何根據(jù)宇宙大道制定出禮義的呢?
荀子認為,是在人生供求關系的調節(jié)中制定的。他說: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共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也就是說,禮義是以人生供求的統(tǒng)一與協(xié)調為杠桿制定出來的:一方面不使人的欲求超過物質供的可能性,一方面不使物質供給乏于人的欲望需求,欲求與供相互制約,相互捉進,這就是制定禮義的原則。
這樣的原則與宇宙大道有什么關系?
荀子在下面的論述中間接做出了回答。他說:
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辯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
又說:
圣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
也就是說,宇內萬物都是在兩兩相對、兩兩相合的關系中得以成就和得以發(fā)展的,這也就是所謂宇宙的普遍法則,這也就是所謂宇宙之大道,這就是圣人觀察事物、成就事物所遵循的統(tǒng)一的準繩。天與地相合,產生了萬物;限與陽相合,產生了變化。圣人正是參照天地、陰陽兩兩相合這樣的宇宙法則看待人巨的。所以他將人的本始材料與人的后天文理合在一起來成就人巨的,所以他將人的本始材料與人的后天文理合在一起來成就人巨。人的本始材料是什么?是人的物質欲求,人生下來就要吃要喝,這是人的本性。人的后天文理為造作,所以稱為“偽”。圣人造作禮義,正是要彌補人類的先正不足,使人類的先天材料與后在文理合而成對。
由此可見,造作禮義正是圣人遵循宇宙大道的表現(xiàn)。
由此可見,荀子所說的人道,是由宇宙大道引中而來的。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將荀子的人格自尊理論做一歸納了:
其一,人最為天下貴,因為人有禮義,這是與禽獸的根本區(qū)別。
其二,禮義不是人先天就有的,是后天由圣人創(chuàng)制的。
其三,禮義并非是圣人憑空臆造的,而是遵循著宇宙大道創(chuàng)制的。
由此,禮義是宇宙大道的體現(xiàn),人格自尊具有宇宙論的基礎。
這樣一來,荀子的人格自尊理論,雖然仍以儒家的禮義為標志,但是卻遠遠超越了也孔孟的理論體系。在他樹起的旗幟上有兩大特殊的標識:
其一是,人格尊嚴是后在造就的??鬃拥膶W說基本上沒有涉及這一點,而孟子的學說恰好與此相反,認為是先天就有的。
其二是,人格尊嚴與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有關。在荀子看來,人是宇宙中的一個物類,但他不是一般的物類,而是一種有智慧的物類,能辯別事物,能體悟大道,能以大道為指導來管理身身,能以大道為指導來成就萬物,能將自己的心境與整個宇宙融為一體,參與天地的體育,所以最為天一貴。他不但像道家一樣,站在這樣的角度待人,確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尊貴地位,而且也像道家那樣,從這樣的角度稱人為“大人”。
下面這偄話可以說是荀子人格自尊理論的集中表述。他說: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只謴V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是之謂大人。
“虛壹而靜”,指虛空,專一、平靜的心境。
虛空就可以接受新事物,專一就不妨礙接受新事物,平靜就不會干擾接受新事物,所以做到“虛壹而靜”也就會心靈、目明、耳聰,為認識客觀世界創(chuàng)造前提條件,所以說它“謂之大清明”。
這段 說,只要做到虛壹而靜,就能無物不見,無理不明,無言不信,就能將天地日月有、宇宙萬物盡收入心中,就能通曉大道,總理天下,也日月相參,與八極同大。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人是大人。
由此可見,這種人格自尊的理論,是引道入儒的結晶,是道家人格自尊觀念在儒家理論體系中的嫁接和再現(xiàn)。它的創(chuàng)立,恰恰說明了道家人格自尊觀念的強大生命力。從此之后,儒家的人格自尊理論梁上道家的理論色彩,總是從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來體會,并以此來熏梁著中國人的心靈,以此來陶冶著中辦的性情。
比如大約成于戰(zhàn)國末期的儒家典籍《禮運》說: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昧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又如漢代碩儒董促舒在《春秋繁露》中說:
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
起于天至于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
不管他們對人的具體理解如何,都將人與天地并列,都以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為出發(fā)點來樹立人的自尊。
中正仁義 立人之極
荀子的人格自酋理論不但在宋代之前有影響,而且可以說,它熔鑄到了中國人的心靈之中,化為中華民族的基本心理素質,永遠流傳了下去。而到宋代,周敦頤則又從易學的角度,通過解說《易傳》,對其發(fā)揚光大,在中國人的心里又激波瀾。
周敦頤的突出特點是提出了“人極”的概念,亦即做人的標準,并對它做了理論解釋。在他看來,這個標準不是別的,就是“中正仁義”;“中正仁義”不是人先天就有的,而圣人創(chuàng)制的;圣人創(chuàng)制的“中正仁義”依據(jù)什么?依據(jù)宇宙之本,亦即《易傳》提出的“太極”。
周敦頤認為,《易傳》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是指的宇宙演變過程,也就是說,天地人物都是從宇宙之本“太極”那里演化而來的。大極是天地人物之根,也是天地人物之準。人的一切行為都須遵循太極的法則,做人的標準即是按照太極的法則創(chuàng)制的。
太極的法則是什么?是一動一靜。
動則產生陽,靜則產生陰,陰陽相分才產生了兩儀,亦即天地。
陽在不斷變化,陰在不斷理合,陰陽變合產生了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
之后,太極真性和陰陽五行中的精華北緯在一起而癪了人。
人的生產,是一陰一陽這一原則的全現(xiàn)。陰者為女,陽者為男。接著一代,變化無窮。
也就是說,人與萬物相比,它得到的是宇宙的陰陽五行之中的精華,所以是最有靈性的東西。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級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扒莱赡?,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文中的“無極”也就是太極。太極是宇宙的最高點、最初點,而在周敦頤看來,這個最高點和最初點又是沒有極限的,所以又稱為“無極”。
上面兩段表明,就物質基礎而言,人是最靈秀的,因為他得到的是太極、陰陽和五行中的精華。
不過這只是人之所以尊貴的基礎,還不是人之所以尊貴的標志,還不是人之所以高于禽獸的標準,之所以尊貴、之所以高于禽獸的標準,是圣人創(chuàng)制的。人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尚需經過后天的努力。
他緊接著上面的話說:
形既生矣,神發(fā)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故圣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div style="height:15px;">“立人極”,也就是樹立做人的最高標準。
這兩段話是說,做人的標準是中正仁義。中正仁義是圣人遵照天地之道創(chuàng)制出來的,與天道、地道是宇宙之中并列的三道,它正是人有別于萬物及禽獸的最高標準,所以稱其為“人極”。
由此可以看出,周敦頤的人格自尊理論是直接由《易傳》演繹而來的?!兑讉鳌返娜烁褡宰鹄碚撚衷慈诶献?,所以周敦頤的人格自尊理論又具有濃厚的老學色彩,即從宇宙論入后,從人的宇宙中的位置來解說。
周敦頤熔“老”、“易”為一爐所建立的人格自尊理論,在宋代之后產生了很大影響。以人為萬物之秀,以人為天地之心的思想,在一些大思想家的學說中多有反映。比如北宋邵雍,南宋胡宏、陸九淵,乃至清代的戴震等等。
邵雍認為,人比萬物都靈秀。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他汲取了萬物之精華、天地之功用。在他看來,人本來很尊貴,如果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尊貴,沒有自尊之心,那就違背了天地之理,就會遭受災禍。
他說:
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入萬物之色,耳能做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入萬物之味。
唯人能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胡宏認為,人之所以尊貴,那是因為他具血了天地所有的功能,是萬物之中本性最純潔、功能最完備的一類。
他說:
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有爺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tǒng)者焉,有朋根本反始之禮者焉,有朋兄弟之序者焉,有朋救災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于知時御盜如雞犬,猶能有功于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
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這極也。
不過人的本性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發(fā)揮出來的。要想實現(xiàn)人的本性,達到做人的標準,還需圣人引導。做人的標準,是圣人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樹立的。圣人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順應著天地之道而行,從而為人樹立了人道。所謂“人道”,也就是做人標準。
所以他又說:
圣人周萬物而無為,故博施濟眾,不期應于物而物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陸九淵的觀點更是體現(xiàn)出“老”、“易”一爐的特色。在他看來,人之所以尊貴,那是罽,人與天地是宇宙中三個最大者,在萬物的產生和變化中,天、地、人各自發(fā)揮著自己特有的作用,缺一不可。
他接受了中國古代“四方上下曰宇,往來來仿曰宙”的宇宙觀,認為“宇宙無際”;在這無際的宇宙之中,存在著三個至大的有形實體,稱之為“三極”,這便是天、地、人。人與天、地并立而為“參”,是天下萬物無法比擬的。
他在解釋《易傳》“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一句話時說:
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圣人。天地來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不可及也。圣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
在解釋宇宙大道時又說:
此理在宇宙間本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并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
陸九淵之所以以為人尊,以人為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人有心?!靶摹笔鞘裁??在陸九淵的學說中,有兩層意義:一是指思維的器;一是指道觀念,具體來說,也就是仁義觀念。
在陸九淵看來,仁義之心是人所獨有而禽獸所無的。為什么以有仁義之心為親,以有仁義之心為貴,那是因為仁義之心是宇宙大道的體現(xiàn)。在此他在融“老”、“易”的同時,又借助了孟子的觀點。
他說:
人非木石,安得雹主?心于五最尊大?!逗榉丁吩唬骸八荚活?,睿作圣?!薄睹献印吩唬骸靶闹畡t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庇衷唬骸叭酥贼嘤谇莴F者幾鈽,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比ブ?,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又說:
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為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
在前一段引文中,陸九淵引了不少古人的話,其中包括《洪范》、《孟子》等,基本意思都晨說:人心睿智,人心偉大,正因為人心睿智,人心偉大,所以人也睿智,人也偉大。
后一段的引文是說,仁義之心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它是宇宙大道的體現(xiàn)。
用陸九淵自己的名言表述他的這一思想,那就是: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
這里所說的“吾”和“我”,代表著人類;“吾心”,也就是人類之心。人類之心與宇宙同一,可見人之偉大。人類本來很大,可是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表現(xiàn)出自己的偉大,這里的關鍵在于能不能將自己的心完全體現(xiàn)出來。完全體現(xiàn)出來了,人就會與天一樣偉大。
戴震認為,做人的標準是善。而善是由三個內容組成的,這就是仁、禮、義。而這三個內容正是天道的體現(xiàn),是圣人在認識天道的基礎上為人類制定的。
他說:
善:曰仁,曰禮,曰義。其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為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方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致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
也就是說,道是指宇宙的不斷變化,德是指宇宙的穩(wěn)定本性,理是道德在天地萬物之中的具全體現(xiàn)。而只有懂得了天道,才可做事順利;只有合于大德,才能得到成果;只有遵循道德,把握了事物變化的具體法則,才能掌握事物變化的常規(guī)。這三點做到了,也就達到了善。也就是說,仁、禮、義是宇宙大道和宇宙本性在人身上的體現(xiàn)。
戴震用《易傳》對他的思想做了進一步解釋。他說:
《易》曰:“一有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著著也;條理之截然,主之著也,是以見天地之常。三者成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
也就是說,天地遵循著宇宙大道變化不已,從而生化出了萬物。所以說,不斷創(chuàng)生是大道的德性;將這個德性體現(xiàn)在人身上也就是仁。不斷創(chuàng)生就必須有一定的秩序,這個秩序就理;理體現(xiàn)在人身上便禮。理將天地萬物的變化劃分得委分明,誰應當怎樣便怎樣,由此而形成一定的法則,這就是常;常體現(xiàn)在人身上便是義。誰要是將道、理、常三種東西全部汲取于自己的身上,那就具有了天下最高尚的德性,亦即“懿德”。
是誰將這三種汲取到了自己的身上?戴震認為,是人。所以他說:
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囂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來蠕動之性,以訓以素;知卉之生,良農以蒔刈,良醫(yī)任以處方。圣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晨不育于仁,莫不條貫于禮也矣。
這里的“從生”,是說縱著生活的東西,指人;人兩足立地,身體直立,所以是“從生”。
這里的“橫生”,是說橫著生活的東西,指禽獸;禽獸身體與大地平行,在人看來即為“橫生”。
這段話是說,人得到了天地的全部功能和全部德性,所以簡編能性用他的器官來駕馭禽獸,能合用他的智慧來管理禽獸,訓練它們,豢養(yǎng)它們,讓它們乖乖地聽從自己的指揮;動物尚且這樣,植物就更不用說了,農民在田地里種植作物,鏟除雜草,醫(yī)生配藥成方,治療疾病。一切東西都在人的支配之下。
所謂所到了天地全部的功德,也就是具備了仁、禮、義;圣人則發(fā)揚光大之,所以能治理民眾,而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懷著仁、禮、義。這就是人之所以偉大,人之所以尊貴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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