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765年)正月，經過日夜深思熟慮，唐代宗在《改元永泰赦文》中，罪己安民，以圖永泰天下，穩(wěn)固李唐統治的施政綱領。
唐代宗罪己安民的出發(fā)點，是為解決面臨的諸多歷史難題，其著眼點是為了把再造的李唐江山，千方百計地穩(wěn)固下來。
能否納諫，是判斷昏君與明君的一個重要標準。所謂納諫，就是廣開言路，能傾聽各方面的意見，擇善而從之。
唐代宗能在平叛、御邊基本勝利之后，見朝政綱紀敗壞，力求革除弊政，下《求言詔》，在諸多方面能廣聽諫言，并區(qū)別善、惡，擇善而從，不愧為尚能納諫的明君。
代宗在平叛勝利之后，文武官員和宦官的奢侈之風愈演愈烈，致使朝政綱紀弛壞，以致引起農民起義，代宗為此坐臥不安。
作為頭腦尚還清醒的代宗皇帝，出于鞏固李唐江山的需要，連續(xù)頒發(fā)了《禁斷織造淫巧詔》、《申約葬祭式敕》、《禁富戶吞并敕》、《恤民敕》、《賑貸百姓制》、《停雜稅制》、《減次年秋稅敕》、《減來年夏稅詔》、《減租稅詔》等，以去奢侈，減租賦，撫百姓，緩和社會矛盾，亂中求治。
大歷元年(766年)十一月，代宗詔令：
“要慮失三農，憂深百姓，務從省約，稍冀蠲除。京兆府今年合計應征（租稅）八十二萬五千石（粟），宜減放一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取一?！?/p>
減免了京兆府百姓的稅賦。又下令，凡流民歸業(yè)，從事農耕，免除三年賦稅。
大歷四年(769年)三月，代宗詔令天下，因為民寡官多，困于供費，提出精簡吏員，減輕百姓負擔。同時派遣御史向商人收稅，減免京兆府當年賦稅。
大歷六年(771年)四月，代宗下令禁淫巧之風。要求官民勿要追求綾綿異彩奇文，禁止大細綿、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當時名貴的絲織品）為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等花紋。這主是要針對各級官吏和有錢人家，禁止他們在穿戴上追求奢靡。
大歷七年(772年)五月，以旱災嚴重，代宗減膳，降低飲食標準，十月，又以淮南發(fā)生旱災下詔免除租、庸三分之二。
代宗在位期間，李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已經元氣大傷。
動亂平息之后，藩鎮(zhèn)割據于地方，所收賦稅拒不上交，朝廷財政發(fā)生危機，所以整頓江淮漕運，改進理財措施，成為當務之急。
唐朝京師長安，位于西北關中，而關中平原所產的糧食、物資不能完全滿足京師官民和龐大駐軍的消費需要。每年需要把東南八道一百萬石左右的糧食和各種財物由長江、淮河經汴水入黃河，再轉渭水運達長安。
安史之亂期間，洛陽被叛軍所占，江淮漕運受阻，上述這條漕運路線完全被切斷。
安史之亂平定之后，為了恢復江淮漕運，把江南的糧米和財物及時調運到關中和西北邊鎮(zhèn)，以保證朝廷和邊防駐軍的需用，代宗經過精心思慮，把這副重擔交給了著名的理財家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今山東曹縣西北）人。劉晏天資聰穎，素有“神童”之稱。天寶年間，玄宗任命他為夏縣令，以善于理財而聞名。
后來歷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職，皆有惠政，百姓刻石頌其德。
肅宗在位時期，劉晏曾任京兆尹，同時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后因受人誣陷，貶為通州刺史。
唐代宗即位后，迅即把劉晏召回，官復原職，兼任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后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諸使如故。后因坐與程元振善，罷相位，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諸使如故。
與劉晏先后和同時的理財能手有第五琦、元載、韓滉等人，其中成績最顯著者，仍數劉晏。
劉晏不僅自己善于理財，而且能對有理財之能的年青人加以培養(yǎng)，培育了一批能掌財賦的人才，如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征、李衡等人。劉晏死后，相繼掌管唐朝財賦者，皆為劉晏身邊故吏。
在中國古代，大凡發(fā)生財政危機，解決的辦法唯有兩種途徑：
一是加征賦稅，徑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鹽鐵、征集商稅，這第二種辦法最后雖然將負擔亦輾轉到百姓頭上，但與第一種辦法終究有所區(qū)別。
代宗采取后者，并重用劉晏等理財家，終于在財政危機中走出困境，使唐室得以延續(xù)一百五十年。
安史之亂以后，唐廷理財實始于第五琦，而成就于劉晏。
廣德二年(764年)三月，代宗鑒于自安史叛亂以來，大運河的通濟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湮廢，致使江淮漕運不得不溯江水入漢水，經梁州（今陜西漢中市）、洋州（今陜西洋縣)繞道運入關中，迂回險阻，勞費很大。
劉晏受命擔任河南、江淮轉運使之后，以改革江準漕運為己任，立即親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勞苦艱辛，深入江淮沿線，察看地形，了解民情，并總結前人宇文愷開梁公堰引河水入通濟渠、李杰又開新堤等治理漕運的經驗。
通過實地勘探調查，究其利病，劉晏向代宗奏報治理漕運的具體規(guī)劃意見，指出：
“三秦（關中地區(qū)，京城及其周圍一帶）之人待此而飽，六軍將士待此而強，諸戎（各少數民族）待此而可威懾，沿線商賈可以往來，百貨可以雜集，流失之饑人可以歸附，經濟可以恢復發(fā)展，既利于朝廷大業(yè)，也利于百姓?！?/p>
代宗見到劉晏的奏疏，如久渴得飲甘露，十分贊賞，并讓他全權負責辦理。
劉晏組織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使漕運暢通；組織兵丁衛(wèi)護，確保漕運安全；在揚子（今江蘇揚州南）設立十個造船場，制造適合各河道水流，并堅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把過去富戶督辦漕運的辦法改為官運，用鹽利雇傭船工、水手，改變過去富人督挽，沿途人民服役的做法；針對江、汴、河、渭諸水，水力不同，各隨其宜，又把直運改為分段接運，使江船不入汴水，只達揚州，汴船不入黃河，只達河陰，河船不入渭水，只達渭口（渭水入河之口），中途設立糧倉備儲。
運船十艘為一綱，用軍將領之，十次運輸無失誤，獎賞其功勞，并提拔官職。分段運輸既省力，又安全，運船亦可短途往返。
劉晏這一套改進江淮漕運的辦法十分有效。此后，江淮地區(qū)的大批糧食和財物通過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到長安，一年可運數十萬石，多的時候可達一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損耗。
京師昂貴的米價跌落下來。當運糧的船隊到達長安時，代宗喜出望外，遣衛(wèi)士列隊迎于東渭橋，并派專使慰勞劉晏說：“愛卿，有如漢代的良相蕭何！”
劉晏還對鹽政實行了改革。唐初，政府不收鹽稅。安史之亂后，政府財政匱乏，于乾元元年(758年)實行食鹽專賣，在產鹽區(qū)設“監(jiān)院”管理鹽務，致使鹽價比以往高出許多，每斗鹽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貧民買不起，就硬性攤派。
百姓倍受其苦，弊端很大。
大歷元年(766年)正月，代宗以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后，劉晏對鹽政進行了重大改革。
劉晏首先精簡鹽務機構，合并“監(jiān)院”，在全國設立十三個巡院，由巡院負責管理食鹽的銷售。
其次調整食鹽專賣制度，把原來的官運官銷，改為朝廷在鹽場統一收購，不許私自賣給商人。辦法是先由官方加價后，賣給鹽商，這叫作就場專賣。商人交納鹽款和鹽稅后，任其自運自銷。
再次，鼓勵商人以絹代錢購鹽，國家以絹供應軍將衣服之用。另外，為了防止鹽商抬高鹽價，還在距產鹽地較遠的偏僻地區(qū)設立“常平鹽”，以穩(wěn)定市場上的鹽價。
劉晏還上書代宗，要求朝廷下令，禁止各地節(jié)度使對鹽商增派鹽稅，以免通過中間環(huán)節(jié)變相提高鹽價。代宗同意劉晏的建議。
劉晏主持鹽政之后，改革鹽法大見成效。
起初江淮鹽利每年不過四十萬緡（千錢為一緡），劉晏主持鹽政改革的后期，每年可收入鹽利至六百余萬緡，政府鹽利收入增加了十五倍。
唐政府獲其利，而民又不乏鹽，大歷末年，統計一年國家財賦總收入一千二百萬貫（千文錢為一貫)，而鹽利即占了一半以上。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劉晏不僅有理財的實踐能力，他還總結出一套理財理論。
劉晏認為，戶口增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應以養(yǎng)民為先。所以他又推行“常平法”以穩(wěn)定物價，安定社會。劉晏在各道設置巡院后，注意選用通敏精干、廉潔的人充任知院官。
每旬每月知院官把本道各州縣的雨雪、農業(yè)豐收歉收等情況申報中央。政府在豐收的地區(qū)以高于市場的價錢糴進糧食，在歉收的地區(qū)則以低于市場的價錢糶出糧食，防止商人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穩(wěn)定市場物價。
這就是當時所稱“常平法”。
劉晏規(guī)定知院官一經發(fā)現旱澇歉收的苗頭，立即申報，至某月有多少租稅需要蠲免，某月需要多少救濟，到時候，劉晏不等州縣申請，即奏請朝廷，為其辦好。
由是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人口得以蕃息。劉晏初為轉運使時，天下在籍之戶不過二百萬，他任轉運使后期，乃增至三百余萬戶。凡劉晏所統轄的地區(qū)則戶口增加，非劉晏統轄的地區(qū)則很少有增加。
劉晏在實行“常平法”的同時，又推行了“均輸法”。
這就是規(guī)定各道用當地部分租賦收入和鹽利，購買各地的土特產品以供應京師，既便利了都城長安官民的生活，又促進了各地土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有利于長期戰(zhàn)亂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蕭條局面的復蘇和振興。
早在唐初，征收的賦稅中，除租庸調之外還有地稅、戶稅。至玄宗時，隨著均田制的逐步破壞，地主莊園經濟的逐步興起，戶口流失嚴重，租庸調收入已無法保證，便不斷增加地稅和戶稅額，以彌補財政收入。
代宗即位后，因為戰(zhàn)亂，均田制破壞得更加厲害，地主莊園經濟大有取而代之的態(tài)勢，而且財政危機嚴重，農民起義和兵變不斷發(fā)生，社會階級矛盾尖銳，政治上也產生了嚴重危機。
因此，在賦稅極端紊亂的情況下，代宗除起用理財能手廣開稅源之外，也著手改革賦稅制度，于是出現了“量產定稅”和“以田畝定稅”的征收田賦的辦法。同時擴大和提高以前按戶等納稅的數量，并規(guī)定官吏、商人、地主、百姓一律納稅，這是由租庸調制到兩稅法過渡時期的賦稅內容，并為這一過渡奠定了基礎。
唐玄宗時期，尚能用括戶的辦法，應付戶口流失的問題。
經過安史之亂，大唐的統治一度動搖，括戶的方式不可能再推行下去，因為逃亡戶更大幅度地增加。代宗即位之初，百姓逃散已超過半數，到代宗晚年，更為嚴重。雖然鹽稅的收入數量很大，但就其潛力來講，遠遠比不上戶稅、地稅。因此，增加戶稅和地稅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勢在必行。
戶稅，就是按照資產分天下戶為九等，然后按戶等稅錢。
這一稅制在唐初即已實行。不過那時戶稅較輕，也還沒有規(guī)范化。例如有所謂課戶和不課戶之別，還有三年一大稅，一年一小稅之別。
大歷四年(769年)正月十八日，代宗下令規(guī)定了戶稅的九等比額：
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
現任官吏亦要納稅：一品官準上上戶稅，依此類推，直至九品官準下下戶稅。
若一戶中有幾個現任官或有數處田莊，亦各依品級和資產納稅。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按本戶等加高二等納戶稅。寄居在異鄉(xiāng)的卸任官吏，寄莊戶比照七等戶納稅，寄住戶納八等戶稅。其他諸色浮客及暫時寄住戶，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戶納戶稅。
諸道將士的莊田，因其防御勤勞，一律按九等戶納戶稅。
代宗這道詔令在稅制改革中意義極為重大。
一是把全國總戶數中的占五分之二強的客戶（由外地逃亡或遷徙來的人戶，與土著戶即主戶對稱)一律要交納戶稅，這就擴大了納稅面，也說明戶稅在國家收入中更加重要。
二是規(guī)定八等戶稅錢七百文，九等戶稅錢五百文，與玄宗天寶中八等戶稅錢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戶稅錢二百二十二文相比，數額幾乎增加一倍。
史載，大歷十四年(779年)戶稅一項的全年收入，即近六百萬貫，比天寶四載至十四載(748~755年)的戶稅年收入二百余萬貫增加了兩倍。
與戶稅調整、改革的同時，代宗朝也調整了地稅。
地稅由唐初的義倉稅發(fā)展而來，太宗貞觀二年(628年)，下令各州縣皆置義倉，規(guī)定所有的土地每畝收稅二升，以備兇年歉收賑災之用。
唐中宗以后，國家財政收入開始拮據，義倉存糧不再用來救荒，而全部用來填補政府財政上的虧空，因此，這種義倉稅變成了國家的一項正式稅收，連其名稱也正式改為地稅了。
玄宗天寶八載(749年)，全國義倉儲糧達六千三百十七余萬石，比正倉儲糧還多三分之一。
可見地稅在政府總收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地稅每畝二升的標準，一直維持到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此后不斷增加，并開始一年兩征。
代宗大歷四年(769年)、五年(770年)發(fā)布的三次詔令中，均提到增加地稅稅額的問題。
其中有兩次詔令均講到“優(yōu)矜”和“從輕”，據此推測大歷四年以前的地稅一度比大歷四年還要重，而又知廣德元年尚未增加，很可能是從大歷元年(776年)開始的，因為當時軍費支絀，唐政府竭澤而漁，擴大各種稅收，當然地稅亦在其列。
只是到了大歷四、五年才調整固定下來。這三次詔令，有的僅提到京兆府的地稅稅額，而沒有講到全國征收地稅的稅額，但諸道州縣，往往以京兆府為準，因此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道詔令中，都稱荒田開佃，每畝稅兩升，這與廣德元年的地稅額相合：但熟田的征收額比廣德元年大為提高。
在這之前，地稅可能一年征收一次，現在和戶稅一樣，也分夏、秋兩次征收。
據《冊府元龜·邦計部·賦稅門》記載：
大歷五年三月，京兆府百姓稅（指地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奶镩_佃田，畝稅一律二升。
不難看出，隨著地稅的增加，代宗朝的經濟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代宗朝，戶稅、地稅日益增加，而在租庸調方面的收入卻日益減少，反映了租庸調制已隨著土地兼并的發(fā)展，流民、佃客、雇農隊伍的擴大，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因此，代宗的這些稅制改革，也漸漸地觸及到賦稅制的重大變化，以后德宗朝楊炎主持的兩稅法改革，在代宗末年已初具規(guī)模。
另外，據有關史籍記載，朝官李棲筠在浙西道任職期間，于方清起義前后推行了量產定稅，京兆府規(guī)定了田畝稅，還規(guī)定按資產定天下稅為九等，不難看出，這些稅制的改革，首先發(fā)生在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比較敏感的地區(qū)，顯然是進行試驗，然后才逐步推行到全國的，并非一步到位。
劉晏執(zhí)掌理財大政十余年，權勢之重，近于宰相。其理財措施也大見成效。
大歷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病死，由他支持的劉晏理財改革也到了盡頭。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二月，楊炎為相，誣陷劉晏，將其貶為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七月，又賜令自殺，天下冤之。楊炎施計陷害劉晏，是為報自己曾被劉晏貶黜的私仇。代宗善于發(fā)現理財能手劉晏，加以重用而不疑，說明代宗治國安民有道，不愧為治亂守成的皇帝。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