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第二個系統(tǒng)提出并描述社會理想方案的是中國儒家的《禮記.禮運篇》。這里引用孔子的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殘廢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予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予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后來，康有為在注解《禮記.禮運篇》時說：“天下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謂，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無人種之殊，無男女之異。分等殊異，此狹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廣大之大道也。無所謂君，無所謂國，人人皆教養(yǎng)于公產。…….故外戶不閉，不知革兵，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
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中國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對“天下為公”、“大同之道”極為贊賞，他所創(chuàng)立的“三民主義”可以認為是對儒家大同社會理想的繼承和發(fā)展。為什么在他逝世之后，其墓志銘是“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原因就在于此。
重視整體利益是與天下為公社會理想相對應的一種價值取向，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其長期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優(yōu)秀的倫理理想。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以血緣為紐帶，以家庭為本位建立起國家。中國社會雖以家為本位，而又把國作為放大了的家。從根本上說，在道德上強調的是一種全局意識和整體精神，即為社會、為民族、為國的整體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從《詩經》中提出“夙夜在公”，《書經.周官》提出“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墨子》提出要“舉公義，避私怨”，直到賈誼《治安策》提出的“國耳忘家，公耳忘私”等，都不斷地強調著一種為整體而獻身的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文天祥認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顏元力求“富天下、強天下、安天下”；林則徐主張“荀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都顯示了強烈的為國家、為民族、為整體的獻身精神。也正是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fā)，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的關系上，中國傳統(tǒng)道德強調先人后己、助人為樂，強調個人對社會盡責，強調自覺地為他人、為社會、為人群。這種整體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應當說是中國傳統(tǒng)道德傳統(tǒng)區(qū)別于西方倫理道德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優(yōu)點。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的整體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由于是在長期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所以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過去時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例如，封建統(tǒng)治者往往用一姓王朝的利益代替國家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以及愛國精神也蘊涵著對君主的忠誠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予以批判繼承的。換句話說，當年孟子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顧炎武主張的將代表剝削階級的“國”與代表人民利益、代表社會安定的“天下”相區(qū)別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2、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和以和為貴的倫理思想
厚德載物出于《周易.坤卦.象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一個比喻的說法。意思是，大地的德性是博大寬厚，它負載著萬物，養(yǎng)育著萬物。人也應該仿效大地，培養(yǎng)一種寬厚寬容的精神。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正是以這樣一種獨特的倫理精神來鑄造自己的民族性格，塑造自己的民族形象的。“和為貴”是“厚德載物”的重要表現，也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礎。它們共同孕育和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追求和諧，崇尚和平的傳統(tǒng)美德。
眾所周知，中國是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漢族是由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春秋時期，主要是華夏族，到了漢代，又有戍族、狄族、夷族，等等。兩晉時代，有民族斗爭，但經過斗爭又走向了融合。在近代，漢族又和50幾個少數民族相互融合，和睦相處。中華民族內部團結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正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謂“厚德載物”的體現。早在2500多年前的先秦時代，我國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非攻”即“國與國不相攻”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中國歷代修長城，主要是為了防御外來侵略，而不是想打出去。這些也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厚德載物的精神，并且受到了世界的稱譽。
16世紀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在自己的著作中無限感慨又不無敬佩地指出：“在這個幾乎有無數人員和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他們的皇帝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他們很滿足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不同，歐洲人常常不滿足自己的政府，拼命貪求別人的東西”。另外，中華民族的厚德載物精神還體現在同世界人民友好相處，進行文化交流上。例如“張騫出使開‘絲路’”，“通亞非鄭和七下西洋”，“歷萬難唐玄奘印度取經”，“傳經鑒真東度扶桑”等等。
總之，厚德載物是我們中華民族在自己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一種獨具魅力的民族精神，它不僅表現在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相互融合、和睦相處上，而且也表現在與世界其他民族特別是鄰國民族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上。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愛好和平，“協(xié)和萬邦”、“親仁善鄰”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道德傳統(tǒng)。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后對于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而且要發(fā)揚廣大。
中國古代以“和”為最高價值。儒家提出的“和為貴”，即是中華民族厚德載物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現，也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礎。《國語.鄭語》記述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之言：“夫和實萬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意思是，不同的事物相互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事物而達到平衡，這就叫和，這樣才能產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是不能產生新事物的。春秋時齊晏子也強調和與同的區(qū)別，他以君臣關系為例：“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去其否”。這稱為和。如果“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老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這是說，必須能容納不同意見，兼容不同觀念，才能使原來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到正確的結論。老子亦講和，《老子》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又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這都肯定了和的重要性。在老子看來，“和”是萬物生衍生過程的本質規(guī)律，而且也是一條客觀規(guī)律。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堅持宣揚和的觀念。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有若又說：“禮之用，和為貴”。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意義各自保持不同意見，但又能相互合作，不相沖突。“和為貴”則是對“和”的價值的肯定，肯定了“和”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可以看出，在這里，儒家已明確地將“和”的思想引進了倫理道德的領域，用于處理人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孟子繼承和發(fā)揮了孔子的思想，他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huán)而攻之而不勝。夫環(huán)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這就是孟子著名的“人和”觀，它不僅為廣大人民所接受，而且在增強民族團結，提高民族凝聚力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3、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天人合一的倫理思想和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
人類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人應當怎樣對待自然是人類社會必須首先和著重解決的問題，也是歷來中國思想家們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古代所論“天人合一”的“天”含義多樣，一般是指自然與自然的關系。總起來說，中國古代的天人關系說有兩大類型，一類是偏于強調統(tǒng)一的“天人合一”說，一類是偏于強調分別的“天人之分”說。
兩種學說中以“天人合一”說居主導地位。孟子最早提出“知性則知天”的天人統(tǒng)一思想，認為人性是天賦的，天與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說，宣傳人體結構與天體結構相副的“天人相類”的觀點。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強調天道與人性的統(tǒng)一。至于“天人之分”說，主要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說法，含有征服自然的意思。再就是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說，認為天與人各有特殊功能，自然界的自然規(guī)律與人類社會的道德準則是不同的。應當指出，“天人合一”說，是側重于宣揚天人的統(tǒng)一，但并不排除天人的區(qū)別，而承認區(qū)別正是強調統(tǒng)一的前提。
關于人對自然的態(tài)度，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主要有三種學說。
第一，因任自然說。莊子說：“常因自然而益生”（《莊子.德充符》）意思是一切要順乎自然而不用人為地去補充營養(yǎng)。他又說：“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莊子.大宗師》）強調不可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加在道上。莊子認為，自然界是和諧美好的，應當排斥一切人為，以免破壞自然狀態(tài)。
第二，控制自然說。與莊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的作用，他作《天論》云：“大天而思之，孰與物離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持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這里講的“制天”、“化物”、“理物”，就是主張治理自然，利用萬物以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
第三，相互協(xié)調說。《易傳》提出，“乾道變化，各正其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所謂的太和就是指自然界萬物并存并育，保持和諧的意思。在《易傳》中，儒家學者還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德”的思想。《易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所謂先天，是指自然變化未發(fā)生以前加以引導；所謂后天，指在自然變化發(fā)生以后隨順自然的變化，達到人與自然的相互協(xié)調。這是一個非常深湛的符合實際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以人為本是相對于宗教家以神為本而言的，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認識和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鬃与m然承認天命，而懷疑鬼神。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也。”（《論語.雍也》）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覺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鬃诱J為應該重視生的問題，而不必考慮死后的問題。他的學生季路問事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孔子也不贊成祈禱。有一次他生病了，他的學生子路請禱，孔子說：“有諸？”子路對曰：“有之，曰禱爾于上下神祗”?？鬃诱f：“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孔子對鬼神采取存疑態(tài)度，即不否定，又不肯定。認為人應該努力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不必向鬼神祈禱?？鬃舆@種思想觀點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深刻的。
以人為本的思想,后漢思想家仲長統(tǒng)講得最為鮮明。仲長統(tǒng)說：“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日月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yè),其大略也，吉兇之詳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從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與？”（《全后漢文》卷八十九）在此提出的“人事為本”可以說是儒家人本思想最明確的表述。所謂以人為本，不是說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說人是社會生活之本。 佛教東來，宣傳靈魂不滅、三世輪回的觀點，一般群眾頗受影響，但是許多學者起而予以反駁,南北朝何承天著《達性論》，宣揚人本觀念。何承天說：“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安得與夫飛沉螺蠕并為眾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滅神散，猶榮積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這就否定了靈魂不滅，三世報應輪回的迷信。范縝著《神滅論》，提出形質神用學說，更徹底地反駁了神不滅論。
另外，在宋明理學中，不論是以張載為代表的氣本論，或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理本論，或是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本論，都不承認靈魂不滅，不承認鬼神的存在，而都肯定精神生活的價值。氣本論以天地之間的“氣”的統(tǒng)一性來論證道德的根據，理本論斷言道德原于宇宙本原“理”，心本論則認為道德倫理出于“本心”的要求。這些道德起源論未必正確，但是都擺脫了宗教信仰的色彩，其中包含著許多合理的因子。當然，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其發(fā)展歷史上之所以沒有像西方那樣多次出現宗教狂熱，甚至發(fā)生宗教戰(zhàn)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4、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剛柔相濟的人生準則。
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在比較各個文明古國之后曾經說過：“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70多年前，英國著名學者，思想家羅素也這樣評論道：“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如說是一個文明實體---一個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鬃右詠?，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包括羅馬的帝國，都消亡了；但是中國以持續(xù)的進化生存下來了。它受到了外國的影響---最先是佛教，現在是西方的科學，但是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應該說，這都是一些既深思熟慮又切合實際的看法。人們不僅要問：中華文明為什么能夠“幸存”下來？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國家”？答案之一，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在自己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特別是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這種民族精神又引導著推動著中華民族歷史的發(fā)展。換言之，中華民族延續(xù)了五千年，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是因為有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人所共知，中華民族素以勤勞勇敢著稱。而對于這一拼搏精神的歸納，成書于先秦時代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高度概括。所謂“健”，亦即剛健、能動之意；所謂“自強不息”，亦即積極向上、永不停止之意。這句名言，真真切切道出了我們民族堅韌不拔、永遠進取的精神特征。正是憑借這一精神，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發(fā)展史上，創(chuàng)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也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精神文明，１５世紀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并雄居世界３００年。正是憑借這一精神，古代中國人在天文歷法、地學、數學、農學、醫(yī)學和人文科學的許多領域，都做出過獨特的貢獻，并通過西北方戈壁沙漠間的蜿蜒商路，南海和印度洋間的海上航線向西傳播，給歐亞大陸的文明帶去福音，李約瑟說使“全世界都認識到他們身受到的來自中國的恩惠”。特別是中國的造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fā)明，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也正是憑籍這一精神，即使在近代中國處于落后，挨打的情況下，眾多的炎黃子孫不曾失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用血肉之軀筑成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經過百年抗爭，又以巨人的姿態(tài)重新站立起來。正如江澤民同志在美國的思想庫哈佛大學的講演中所說：“我們的先哲通過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化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成為激勵中國人民變革創(chuàng)新，努力奮斗的精神力量。中國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是中華民族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結果。
近百年來為了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境遇，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奮斗、奮發(fā)圖強的斗爭。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首先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并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天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我國人民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在現代化建設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進入了百年來發(fā)展最快最好的歷史時期。”
在中國古代的倫理思想中，與自強不息民族精神有密切聯(lián)系的是關于剛柔相濟的人生準則（即“為人之道”），并且儒道兩家均有所見、各自把握一端，對人們有較大影響。儒家強調人格獨立，重視“剛”的品德。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剛毅，即具有堅定性。孔子弟子曾子也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即是剛毅的表現。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獨立的人格，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贊揚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贊揚堅持獨立的人格?？鬃?/b>更認為，為了實現仁德可以犧牲個人的生命，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進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所謂“有甚于生者”即義，其中包括人格的尊嚴。他舉例說：“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而死。呼爾而之與，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不受嗟來之食，即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堅持自己人格的尊嚴，這是剛健的最基本要求。
儒家把理想人格稱之為“圣人”、“仁人”，并認為其內涵是智、仁、勇三者的統(tǒng)一?？鬃诱f：“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意思是，智者富有知識而不困惑，仁者泛愛眾而不憂慮，勇者果敢剛毅而不畏懼。《中庸》又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并把智、仁、勇三者稱為“天下之達德”，即三種最主要的道德規(guī)范和品德。孟子還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標準，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的這一言論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
先秦時代，儒道兩家曾有過關于剛柔的論爭，即在為人之道上，儒家強調剛健有為，道家主張柔弱無為，從而構成了中國文化思想的兩個方面。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理論，又將它引進人生的層面,即老子認為,自然無為是“道”的特征，是天地萬物的自然規(guī)律，也是為人之道，亦即老子所說的“弱者道之用”，柔弱是“道”的作用。在《老子》五千言中，始終貫穿著柔弱無為的思想。老子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剛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老子還以水作比喻說明了柔弱勝剛強的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觀察自然，看到這樣的現象：“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這些現象都沒有人力和神力的作用，而是自然而然的。他又說：“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zhí)故無失。”顯然，老子的“無為”，既不是無所作為，又不是強求妄為，而是“無為而無不為”，“以輔萬物之自然，不敢為”，即順應萬物的自然本性，按照自然規(guī)律辦事。這才是“無為”的準確含義。老子還從柔弱無為的思想出發(fā)，提出了“三寶”說。其原話是：“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所謂“慈”即慈愛，有了它，才有勇氣。“儉”即儉樸，有了它，才能廣積財富。不敢作天下之先導，有了它，才能擁有眾多的人才而成就大業(yè)。老子認為這是人生的三寶，也是他所提倡的人格內涵的要點。 莊子沿著老子自然無為的人格價值說繼續(xù)前進，進一步提出了“逍遙游”的人生理論。根據《莊子.逍遙游篇》說：“逍遙”就是自由，就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游”是達到這種境界的功夫。文章認為，社會倫理關系，即功、名、利、祿、權、勢、尊、位是束縛人的藩籬，人應回到自然中去。人與自然為一，與天地萬物一體就得到了“逍遙”（自由）。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地與我并存，萬物與我合為一體，天人混沌不分。又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意思是，人應當追求世界萬事萬物的獨立自由，通過自我超越、超脫狹隘的日常人際是非價值觀，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是《莊子.逍遙游》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對老子自然主義人格理論的重大發(fā)展，正可謂“出于老子之言，又別為一宗”。 不難看出，儒道兩家的人格價值理論存在著很大差異，但又有互補性。儒家側重于協(xié)調，規(guī)范社會人際關系，提倡仁義，以道德品質為人格要素，以道德完善為人格主張目標。在人格價值追求上，偏重于求善，實現善的價值。道家側重于從規(guī)范天人關系的角度來確定理想人格的內涵和意義，主張以符合自然為前提，強調人格理想目標是追求主體與道的合一，從而達到人格絕對自由“逍遙”的境界。在人格價值追求上更重于求真，實現真的價值。顯而易見，如果將兩家會通，則是真善美的統(tǒng)一。
馬克思認為，人們創(chuàng)造歷史，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而是在前人基礎上的創(chuàng)造。以上四個方面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優(yōu)秀倫理思想和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它們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而且也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正如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所言：“中國文化的長處在于合理的人生觀。”也正如1988年1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獎人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fā)表的宣言中所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當然，作為炎黃子孫，我們首先應當了解和熟悉我們中華民族的這些文化珍品，使之發(fā)揚廣大，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世界的精神文明貢獻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