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古代西方人最喜歡中國的兩樣東西，一是瓷器，一是絲綢，而后者更是被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舴矣靡怨诿饔蛏搪?，即人們熟悉的“絲綢之路”(1877年首次提出，后為世人所公認)。中國絲綢走向世界大約在秦漢時期，在西方，它被稱為“賽里斯”(希臘文)，當時的羅馬貴族婦女都以穿上這種高貴典雅的中國絲織衣裙為榮，以至于絲價竟與黃金價格相等，絲綢也成為羅馬帝國最知名的奢侈品之一。在豐厚利潤的驅(qū)使下，商人們競相前往中國販運絲綢及其他物品，這條貫穿西域的“絲綢之路”也由此繁榮一時。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長途販運物品利潤高，但風險也極大。以路程而言，當時的這條陸上商路從中國長安(今西安)出發(fā)，經(jīng)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穿越帕米爾高原，然后通往土耳其或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最終才達到羅馬帝國。唐中期后，由于受到中亞國家崛起并控制商路等因素的影響，陸上“絲綢之路”也幾度中斷而日漸衰落，最終埋沒在無邊的黃沙之中。
——陸上“絲綢之路”興盛的同時，海上也有一條“絲綢之路”通往世界。在前者不斷衰落的過程中，隨著國內(nèi)造船及航海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海上的貿(mào)易商路逐漸上升為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據(jù)《新唐書》記載，當時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道，即所謂“廣州通海夷道”，這大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一般認為“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fā)展于隋唐時期，具體而言，有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條主線路。由于距離較近，中日兩國通過海路交往十分便利，傳說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藥，曾派徐福率領(lǐng)童男、童女、船員、百工等數(shù)千人東渡日本，但船隊出發(fā)后杳無音信，有一說法是到了日本，所以日本至今仍有尊祀徐福為“蠶神”的做法。唐朝時期，日本遣唐使和僧侶頻繁往來中國，中土物品包括絲綢也都大量從海上運往日本，如今的奈良(當時日本國都)正倉院儼然成為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直到明清時期，日本仍把從中國開往長崎貿(mào)易的商船稱之為“唐人船”，而這些船大多從江浙出發(fā)，順風三日(一般七天)即可抵達日本，并在次年春天順風返航。
——另外一條商路則以廣州為起點，以南海為中心，其間途經(jīng)百余國，全長共兩萬八千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當時的廣州港，“大舶參天”、“萬舶爭先”，唐代詩人劉禹錫驚嘆之余，曾留下“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的詩句。以貨物論，這條海上商路往外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絲綢、瓷器、茶、銅鐵器四大宗，往回輸入的則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除中國人出海經(jīng)商外，當時匯集廣州的各國外商也很多，甚至出現(xiàn)了集中的僑居地(即所謂“蕃坊”、“蕃市”、“蕃學”等)，堪稱“蕃漢萬家”。開元二年(714年)，朝廷在廣州設(shè)立市舶使，由專門的官員負責管理來華船只及關(guān)稅等問題，由此可見當時的對外貿(mào)易之繁榮。
——宋朝以后，由于游牧民族不斷肆虐南下，北方商路完全斷絕，而正因為如此，海上商路也變得愈為重要。這一時期，泉州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元代由于蒙古人的關(guān)系，對外交往更為廣泛，當時與中國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海外國家及地區(qū)有220個左右，數(shù)量上遠超唐宋。宋元時期出口的貨物大體不變，進口的貨物則主要有寶物(如象牙、犀角等)、香貨(如沉香、檀香等)、木材、皮貨、雜物等八大類。
——明朝初年，為防止殘余反對勢力與外人勾結(jié)，朱元璋宣布實行“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及“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的政策。不過，這一政策也有例外，即準許非朝貢國家船舶前往廣東貿(mào)易，并由廣州市舶司進行管理。及至明成祖時期，明朝政府開始主動組織大規(guī)模的航?；顒樱@就是歷史上的“鄭和下西洋”。1405年至1431年間，在鄭和的率領(lǐng)下，明朝官方船隊七次南下西洋，一路上到過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qū)，最遠到達非洲麻林地(今坦桑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
——“鄭和下西洋”堪稱中國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壯舉，每次出訪時，船隊檣櫓如云，云帆蔽日，數(shù)萬人馬如同出征，說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混編艦隊，也不為過。據(jù)《明史》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今151米)，寬十八丈(今62米)，“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寶船分四層，船上9桅，掛12帆，錨重上千斤，每次起航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出海。毫無疑問，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雄偉的海船。
——明成祖之所以要派鄭和下西洋，一方面是為了對外商貿(mào)與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宣示國威的政治用意(另一說是尋找逃往南洋的建文帝)。和之后達·伽瑪、哥倫布、麥哲倫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鄭和下西洋”的規(guī)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員更眾、時間更久，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qū)。
——在明朝官方的作用下，李約瑟認為明代已有大帆船(非鄭和船隊)到過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并進入過大西洋水域。這一經(jīng)歷，對后來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并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線及對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始于秦漢的“海上絲綢之路”，到明朝已達高峰。
——清朝以后，為禁止并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海外的聯(lián)系，清廷先后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禁止商民出海貿(mào)易。直到1683年清軍攻占臺灣后，康熙皇帝才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開放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沿海為通商貿(mào)易地點，并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shè)立四個海關(guān)，此即“四口通關(guān)”時期。盡管海禁已開，但康熙并不鼓勵國人出海與西方貿(mào)易，在他看來，“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關(guān)閉寧波、漳州、云臺山三地口岸而只保留廣州一地口岸，此即“一口通商”時期。
——與中國異曲同工的是，東鄰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下也下達了類似的“禁海令”，日本人海外航渡即以死罪論處，由此中日間的交往日漸稀少，官方更是斷絕往來。不過，中日兩國并非完全斷絕對外商貿(mào)交往，如中國在廣州實行“十三行”制度一樣，日本也只開放長崎一地供中國及荷蘭商人前來貿(mào)易。在種種限制下，由東亞人(包括中國與日本)主導的海外貿(mào)易開始日趨衰弱。
——另一方面，盡管廣州實行的是“一口通商”，但與各國的進出口貿(mào)易依舊逐年增長。從乾隆末年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英國在廣州的貿(mào)易增加了八成，而美國則幾乎增長了三倍，中方收入也由1792年的白銀1300多萬兩增至1837年的5500多萬兩。當時的廣州，由于海外貿(mào)易的存在而呈現(xiàn)出極繁榮的景象，英國商人威廉·?？司驮袊@說，“珠江上船舶運行的忙碌情景，就像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在外國人眼里，再沒有比排列幾英里長的帆船更為壯觀了?！?830年，在對曾往廣州進行貿(mào)易的商人進行調(diào)查后，英國議會也得出結(jié)論：“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順利?！?/p>
——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五口通商的逐步放開，上海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中心，中外航路由此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在當下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年代里，對外貿(mào)易在各國經(jīng)濟中都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以此為契機，中國與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重續(xù)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來源：海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