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窩闊臺滅金的過程中，蒙古貴族就已展開了對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奮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號時，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過，這時的南宋小朝廷已經日益衰朽，兵疲財潰，勢在滅亡了。襄樊之戰(zhàn)是南宋與蒙古之間的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戰(zhàn)爭，也是元朝統治者滅亡南宋統一中國的一次重要戰(zhàn)役，對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長江中上游門戶洞開，南宋的防御體系被突破，長江天險已經不能阻擋元軍的前進；對元朝而言，占領襄樊，元軍乘勝自兩湖長驅南下，加速了元朝統一中國的進程。要完整認識這段歷史，就應尋根溯源，從戰(zhàn)爭入手，深入分析其勝敗原因，以之為鑒明得失。
一、襄樊之戰(zhàn)的背景
1234年當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滅亡金朝后，并沒有按照原來的協議把黃河以南的土地交給南宋。同年南宋軍隊發(fā)起了所謂的“端平入洛”之戰(zhàn)，北上收復汴京等地，宋軍在軍事上未做充分準備，糧食有不繼，狼狽敗回，這次戰(zhàn)爭揭開了蒙古與南宋戰(zhàn)爭的序幕。接著蒙古軍隊橫掃大西南，當吐蕃、大理相繼歸附蒙古之后，除東邊的大海外，蒙古已從南、北、西三面對南宋構成戰(zhàn)略包圍。
此時蒙古統治者認為攻宋時機已經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進攻合州釣魚城時被宋軍炮石擊中，死于軍中。蒙軍敗退。此時忽必烈軍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時為了北歸爭奪汗位也無意南征。而此時南宋宰相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zhàn)，使人求和，許稱臣，劃江為界。忽必烈借機罷兵北歸。南宋與蒙古在江淮一帶保持對峙局面。
忽必烈時期，對宋戰(zhàn)爭的進攻重點改為襄樊，實現了由川蜀戰(zhàn)場向荊襄戰(zhàn)場的轉變。南宋襄樊地處南陽盆地南端，襄陽和樊城南北夾漢水互為依存，跨連荊豫，控扼南北。所謂“西臨關陜，可以召將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勢十分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軍隊的邊陲重鎮(zhèn)。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將劉整進策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統。”劉整還向忽必烈進獻攻滅南宋策略，先攻襄陽，撤其捍蔽，他認為南宋如果“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得”劉整的“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的建議為忽必烈所采納，宋元戰(zhàn)爭進入了元軍對南宋戰(zhàn)略進攻的新階段。
二、襄樊之戰(zhàn)過程及結果
1261年潼川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劉整以瀘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劉整為督元帥。1262年兀良合臺子阿術統領南征蒙、漢諸軍。在忽必烈結束汗位之爭，穩(wěn)定內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 忽必烈根據劉整的建議，開始實施對襄陽的戰(zhàn)略包圍。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軍事地理價值：“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棄上游者棄其所依”正如元將郭侃所說：“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功自平?！痹姀闹猎迥辏ü?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動員了十萬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軍費約為全部財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戰(zhàn)略部署分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建立陸路據點，作為攻宋的根據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據劉整建議，遣使以玉帶賄賂南宋荊湖制置使呂文德，請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場，呂文德應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盜賊、保護貨物為名， 要求在襄樊外圍筑造土墻，目光短淺的呂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東南的鹿門山 修筑土墻，內建堡壘，建立了包圍襄樊的第一個據點。咸淳四年（1268年），蒙將阿術在襄樊東南鹿門堡和東北白河城修筑堡壘，切斷了援襄宋軍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 蒙將史天澤在襄樊西部的萬山包百丈山筑長圍，又在南面的峴山、虎頭山筑城，連接諸堡，完全切斷了襄陽與西北、東南的聯系，并建立起長期圍困襄樊的據點，使襄陽與外界的聯系完全中斷，襄樊成為一座孤城，至此，元軍完成了對襄陽的全面包圍。
其次，建立水軍，尋求制服南宋的戰(zhàn)術優(yōu)勢。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術率軍攻打襄陽，俘人略地而歸，宋軍乘蒙古回軍之際，在襄陽以西的安陽灘派水軍扼其歸路，然后派騎兵直沖其陣，蒙古軍隊大亂，都元帥阿術墜馬，險些被宋軍活捉。蒙將懷都選善識水性的士卒泅水奪得宋軍戰(zhàn)艦，其余將領奮勇拼殺，才將宋軍擊退，轉敗為勝。安陽灘之戰(zhàn)，蒙古軍隊雖然打敗了宋軍，但卻暴露出水軍不占優(yōu)勢的弱點。咸淳六年（1270年），根據劉整與阿術的建議，忽必烈命劉整造戰(zhàn)船，習水軍，以圖進取襄陽。劉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練水軍，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戰(zhàn)艦500艘，建立起一支頗具規(guī)模的水軍，從而彌補了戰(zhàn)術上的劣勢，為戰(zhàn)略進攻準備了必要條件。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命劉整、阿術等率軍圍困襄陽和樊城（今湖北襄樊），從此襄、樊軍民開始了長達五、六年之久的襄樊保衛(wèi)戰(zhàn)。而從咸淳四年蒙軍筑鹿門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圍襄陽，蒙古軍隊已處于戰(zhàn)略上的優(yōu)勢，南宋 政府為挽救危局，進行了反包圍戰(zhàn)與援襄之戰(zhàn)，從而揭開了襄樊之戰(zhàn)的序幕。
早在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政府就曾任命呂文煥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次年十一月，為打破蒙軍鹿門、白河之圍，呂文煥命襄陽守軍進攻蒙軍，但被打敗。宋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將張世杰率軍與包圍樊城的蒙軍作戰(zhàn)，又被阿術打敗。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貴率軍救援襄陽，遭到蒙古軍與漢軍的聯合伏擊，兵敗虎尾洲。接著蒙古軍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圍，封鎖漢水，控扼水陸要沖；同時造戰(zhàn)船，練水軍；并屢敗南宋援軍。襄樊被困三年，但賈似道卻一直對宋度宗封鎖消息，甚至有敢說蒙軍攻宋的就被貶職也有被借故殺掉的。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安撫制置使，把督師解圍視為當務之急。范文虎致書賈似道，表示自己將兵數萬就能解圍，但希望不聽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歸功于太師。賈似道就讓范文虎獨領一軍，從中制肘。從此范文虎不受李庭芝節(jié)制，只聽命于賈似道，牽制束縛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動。范文虎只肯用獻媚效忠，而無意用生命效忠，他在蒙古軍隊包圍圈外圍扎營，偶爾截擊一下蒙古的的巡邏部隊，大部分時間都在歡宴享樂。
咸淳六年（1270年）春，呂文煥出兵襄陽，攻打萬山堡，蒙軍誘敵深入，乘宋軍士氣衰退，蒙將張弘范、李庭反擊，宋軍大敗。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率水軍增援襄陽，蒙軍水陸兩軍迎戰(zhàn)，大敗宋軍，范文虎逃歸。咸淳七 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將阿術率諸將迎擊，宋軍戰(zhàn)敗損失戰(zhàn)艦100余艘。這一時期，宋蒙兩軍雖然在襄樊外圍進行了長達3年的爭奪戰(zhàn)，但因蒙軍包圍之勢已經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軍反包圍的戰(zhàn)斗也不可能勝利，宋軍只好困守襄陽，敗局已定。
襄、樊長期被圍斷援，供餉困難。而宋度宗和權相賈似道卻無心援救。咸淳七年十一月（1271年），蒙古建國號為元，加緊對襄、樊的進攻，并對樊城發(fā)動總攻，襄樊之戰(zhàn)正式開始。三月，阿術、劉整、阿里海牙率蒙漢軍隊進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圍，進一步縮小了包圍圈，宋軍只好退至內城堅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移駐郢州（今湖北鐘祥），招募襄陽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鐘祥縣）等地民兵3000余人，于襄陽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并利用襄陽西北的清泥河以輕舟百艘裝滿兵甲物資，派總管張順、路分鈐轄張貴率領都統制救援襄陽。二張率輕舟百艘，士卒3000人及大批物資出發(fā)，五月，救援戰(zhàn)斗開始，二張率舟師在高頭港集結船隊，把船連成方陣，每只船都安裝火槍、火炮，準備強弓勁弩，張貴在前，張順在后，突入元軍重圍。船隊到達磨洪灘，被布滿江面的蒙軍船艦阻住，無法通過。張貴率軍強攻，將士一鼓作氣，先用強弩射向敵艦，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沖破重重封鎖，元軍被殺溺而死者不計其數，又轉戰(zhàn)一百二十余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達襄陽，時襄陽被困已有5年之久。激戰(zhàn)中，張順犧牲，幾天以后，襄陽軍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體，襄陽軍民懷著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張順，并立廟祭祀。 外援船的到來，極大的鼓舞了襄、樊軍民，但在元軍嚴密封鎖下，形勢仍很嚴峻。張貴入襄后，派人潛回郢州，聯絡郢州的殿帥范文虎，約定南北夾擊，打通襄陽外圍交通線，原計劃范文虎率精兵5000駐龍尾洲接應，張貴率軍和范文虎會師。但范文虎卻于會師前兩天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知消息后，迅速占領龍尾洲。當張貴按約定日期率兵3000順漢水而下，檢點士兵時，發(fā)現少了一名因犯軍令而被鞭笞的親兵，張貴判斷計劃已經泄露，于是他果斷地改變了秘密行動，乘夜突圍。元軍中阿術、劉整得知張貴突圍，派數萬人阻截。張貴邊戰(zhàn)邊行，接近龍尾洲，在燈火中遠遠望見龍尾洲方向戰(zhàn)艦如云，旌旗招展，以為是范文虎接應部隊，舉火曉示，對方船只見燈火便迎面駛來。等到近前，才發(fā)現來船全是元軍，宋元兩軍在龍尾洲展開一場遭遇戰(zhàn)，宋軍因極其疲憊，戰(zhàn)斗中傷亡過大，而元軍則以逸待勞，張貴力不能支，被元軍俘獲，不屈被害，元軍派4名南宋降卒抬著張貴尸體曉示襄陽城中，迫使呂文煥投降，呂文煥殺掉降卒，把張貴與張順合葬，立雙廟祭祀。從此，襄、樊與外界中斷聯系。
咸淳八年（1272年）元軍開始進攻樊城。樊城與襄陽隔江對峙，襄樊守將呂文煥以鐵索橋連接二城以相互聲援，元軍認識到若取襄陽必先取樊城，因而對樊城發(fā)動猛攻，取得該城外郭，宋軍退入城內，繼續(xù)抵抗。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軍分別從東北、西南方向進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回回炮匠至前線，造炮攻城。元軍燒毀了樊城與襄陽之間的江上浮橋，使襄陽城中援兵無法救援，樊城完全孤立了。劉整率戰(zhàn)艦抵達樊城城下，用回回炮打開樊城西南角，進入城內。南宋守將牛富率軍巷戰(zhàn)，終因寡不敵眾，牛富投火殉職，偏將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陽形勢更加危急。呂文煥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終無援兵。襄陽城中軍民拆屋作柴燒，陷入既無力固守，又沒有援兵的絕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陽，炮轟襄陽城樓，城中軍民人心動搖。元軍在加緊攻城的同時，展開攻心戰(zhàn)，威脅說如果宋軍不投降，攻下城池后將把兵民全部殺死，同時又派出元朝的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親自喊話招降。1272年2月，呂文煥打開城門投降。襄樊戰(zhàn)役宣告結束。當時南方人民為了保家衛(wèi)國，不畏強暴，欲血奮戰(zhàn)，許多壯烈事跡可以和四川軍民的的抗元斗爭媲美。襄、樊這一軍事重鎮(zhèn)的陷落，決定了南宋滅亡的命運。
三、襄樊之戰(zhàn)勝敗的原因
宋元襄樊之戰(zhàn)經過長期較量，終于以元勝宋敗結束，蒙元的勝利，在于戰(zhàn)略上處于主動地位，建立了包圍襄樊的堡壘，以逸待勞，又注重彌補戰(zhàn)術上的不足，制造戰(zhàn)船，訓練水軍，在裹樊戰(zhàn)役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宋朝統治者不重視邊備，將帥軟弱無能，呂文德見利忘義，使蒙古軍隊占據了襄陽有利地位，在反包圍戰(zhàn)過程中，因將帥不和、步調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戰(zhàn)術錯誤?？梢哉f元勝宋敗有著深刻的原因。
（一）從兩國的政治方面來看：蒙古處于上升時期，而同一時期的南宋政權的統治卻十分腐朽。
此時，蒙古處于上升時期。1260年忽必烈繼承大汗位，以開平（今內蒙古自治區(qū)自治區(qū)多倫縣境）為上都，燕京為中都，后稱大都，1271年定國號為元。蒙古族自成吉思汗統一以來，經過一段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至此已經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
元朝自統一后實力大大增強，其統治者在其實力的基礎之上，開始不斷實現其更遠大的抱負。主要的表現就是統一全國，蒙古于1227年滅掉了西夏，1234年滅掉了金，1253年吐蕃也歸降了蒙古，1255年蒙古又徹底征服了大理，并不斷地對南宋發(fā)動咄咄逼人的攻勢，蒙古在政治上處于上升時期，一系列的勝利也使蒙古熱衷于對外掠奪擴張。 尤其是在1271年忽必烈建元之后，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革蒙古舊制，實行漢法，加強中央集權等等。這些措施很快就使元朝恢復了正常的統治秩序，而且元朝對人民的賦役剝削限制在一定的數額之內，較之前此的黑暗混亂是一大進步。忽必烈也很重視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的措施，立司農司，墾荒屯田，興修水利，限制抑良為奴，等等。在他統治期間，社會經濟逐步恢復，有些地區(qū)有所發(fā)展，邊疆地區(qū)得到開發(fā)，出現了“戶口增，田野辟”的景象。這些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元朝政權在總體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體制，與中原的封建經濟基礎基本上是相適應的。 而同一時期的南宋政權的統治卻十分腐朽。南宋國內，皇帝如同傀儡，權臣把持朝政，軍備廢弛，財政窘迫，階級矛盾尖銳。
1、統治集團的腐朽。 南宋大敵當前，兵虛財潰，皇室、貴族、官僚集團卻還在侈靡揮霍，縱情聲色，一天天爛下去。
南宋后期，物價高漲，民不聊生?；适摇①F族卻囤積大批糧食財物，恣意揮霍。1262年，臨安城中缺糧，饑荒嚴重。知臨安府馬光祖請見榮王與芮（度宗生父，理宗弟。），連去三次，說現在人民都要餓死，請榮王拿出一些糧食“以收人心”。榮王拒絕，撒謊說他倉庫空虛，馬光祖當面拿出證據，說某倉還有幾十萬石。榮王無話可對，勉強答應拿出三十萬石。榮王是皇室貴族的一個代表。在“民饑欲死”的年代，皇室貴族正是這樣不顧人民死活，囤積居奇。
理宗時賈似道當政時期，朝內外官僚機構空前龐大腐敗，甚至遠遠超過了北宋仁宗時的狀況。
賈似道當權誤國，大批阿諛求利的官員，卻稱頌他是周公再世。
1256年考試進士，江西廬陵人文天祥考中狀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祿的狀況。 士大夫騙取名利，也教育子弟們唯利是圖。宋代以科舉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圖的官僚們把持了。
2、買公田。
對蒙作戰(zhàn)，進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財政上的危機。
四川地區(qū)是僅次于東南的重要經濟基地。南宋的財政稅收和軍糧供應，都有三分之一左右來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區(qū)淪陷后，不能再向朝廷提供軍糧。南宋統治下的東川地帶，還要靠京湖一帶供給駐軍的糧米。東南地區(qū)隨著土地兼并的急劇發(fā)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員將領手中，他們憑借權勢，逃避賦稅。朝廷糧餉不足，便以“和糴”為名，向地主富戶攤派征購，所謂“國用邊餉，皆仰和糴”。朝廷財政虧缺，又依靠增發(fā)紙幣來作為“和糴”的支付手段。結果是：紙幣濫發(fā)，物價上漲，軍糧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機之中。
賈似道當權時，所謂“國計困于造楮（紙幣），富民困于和糴”，已成為極其嚴重的問題。1263年，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等建議實行買公田。賈似道采納此議， 辦法是按官品規(guī)定占田限額。兩浙、江東西等地官戶超過限數的田地，從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如買田得一千萬畝，每年可收六、七十萬石租米作軍糧。據說行買田法，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理宗下詔買公田，設置官田所，由劉良貴提領，先在浙西路實行。地價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給價二百貫。占田在二百畝以下者免買。此法實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買公田約一千萬畝，收租米六百多萬石，在臨安咸淳倉儲存。
買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計劃掠奪到一批租米，但租種田地的農民卻由此遭受到殘酷的壓榨。官府買公田后，在各鄉(xiāng)設立“官莊”，仍由當地的地主充當莊官，向農民收租。規(guī)定每收租米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再額外多收。但事實上地主從中舞弊，敲剝農民。買公田時，往往以租米六七斗虛報一石，官府據以規(guī)定重額的官租，強迫農民交納。農民直接遭受著南宋王朝的殘酷剝削，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化了。
買公田時，有權勢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買”（申請賣田），地方官府要完成買田的額數，便強迫二百畝以下、“百畝之家”的小地主賣田。買田價格，也減少到租米一石給十八界會子四十貫?；蛘咧唤o一些度牒、官誥折價。如將仕郎誥折一千貫紙幣，承信郎折一萬五千貫。官婦的封誥，安人誥折四千貫，孺人誥折二千貫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奪去，換來一些虛銜的官誥。《宋史·賈似道傳》說：公田法行，“浙中大擾”，“破家失業(yè)者甚眾”。南宋王朝同地主爭奪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3、濫發(fā)紙幣。
發(fā)“會子”--南宋王朝，長期以來依靠大量印發(fā)紙幣來挽救它的財政困難。理宗統治時期，紙幣的濫發(fā)，已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
（二）從雙方統治者的素質而言： 蒙古人的大汗忽必烈（1212-1294）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位時勵精圖治，君臣一心。忽必烈為藩王時，便思“大有為于天下”，熱心于學習漢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聰（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竇默等，問以儒學治道。1251年，長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親，受任總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而駐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漢人儒士整飭邢州吏治，立經略司于汴梁，整頓河南軍政，屯田唐、鄧，都收到積極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陜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這里任諸儒臣興立屯田，興復吏治，恢復農業(yè)，建立學校，使關隴地區(qū)的吏治有了明顯的進步。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漢法的認識，并進一步取得北方漢族地主階級對他的擁護。
南宋理宗趙昀，是宋代第十四位皇帝。理宗以一介平民的身份，18歲被史彌遠帶到京城，未及兩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經歷不可不謂奇特。理宗在位41年，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前10年在史彌遠的控制下，無所作為；史彌遠死后，理宗親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稱“端平更化”，持續(xù)了從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時間； 在他統治的最后10余年，理宗喪失了早年的銳氣，沉迷于享樂，國勢日漸衰微。
理宗信用宦官，統治集團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時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稱賈似道為“師相”，加號平章軍國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賈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賈似道獨攬朝政，聚集了許多善長駢儷文的士人，歌功頌德，粉飾升平，對財政困難和邊防危機，都不準奏報。 臨安米貴，劉應龍作《勸糶歌》，因而被貶官去朝。度宗從某宮女處聽說邊事緊急，賈似道把宮女處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禍，近在旦夕”，賈似道卻在西湖邊的葛嶺，依湖山之勝，建造他的豪華堂室，題作“半閑堂”，又造花圃稱“養(yǎng)樂圃”。高宗在西湖享樂的集芳園，也歸賈似道作家廟和別墅。賈似道又建多寶閣，強迫官屬貢獻各種奇器珍寶，每天去觀賞。聽說余玠死時，棺木中有玉帶，下令掘開墳墓取走。又著《蟋蟀經》，描述他養(yǎng)蟋蟀、斗蟋蟀的經驗。賈似道強取宮女葉氏作妾，又養(yǎng)妓女數十人，在半閑堂和湖上游戲取樂，置朝政于不顧。賈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團的頭目和代表。充斥各級軍政機構的官員士大夫們，不談理財備戰(zhàn)，不顧國家存亡、民間疾苦，而只是茍且偷安，坐享富貴。（賈似道并不是不赴援襄陽，事實上他不斷派出援軍，只不過他派出的援軍像羊群一樣，一批批被蒙古吞食。）文天祥中狀元時的考官王應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窮，二是兵弱，三是財匱，歸根是士大夫無恥。
（三）兩國軍事力量：蒙古武功曠世，而南宋軍隊的戰(zhàn)力則頗為低下。
蒙古人剽悍勇猛，蒙古軍隊多為騎兵，作戰(zhàn)能力甚強，野戰(zhàn)能力更是南宋軍隊所望塵莫及，蒙古軍隊長期對西夏，金，中亞，西亞從事戰(zhàn)爭，作戰(zhàn)經驗也非常豐富。
南宋軍隊則缺乏游牧民族那種尚武的精神。早在北宋始建，北宋國主就實行“重文輕武”，“守內虛外“的國策，造成北宋一朝的軍隊戰(zhàn)斗力十分低下，對外戰(zhàn)爭屢戰(zhàn)屢敗，而南宋政權更是繼承了這種祖制，其軍隊根本就不是兇猛強悍的蒙古軍隊的對手。
（四）雙方的戰(zhàn)爭意圖和戰(zhàn)爭準備也不一樣。
忽必烈在建元同時，積極著手進行國內統一戰(zhàn)爭。元朝的建立，使蒙古統治中心，完全移到中原。南宋可以說是蒙古人的最后一個敵人，江南的富饒和繁華也一直吸引著蒙古人，蒙古人不論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不會放過南宋。南宋則一直幻想偏安江南一隅，一直存在用稱臣納貢換取南宋的存在，從一開始南宋就打錯了算盤。盡管滅金時蒙古和南宋是同盟，但南宋借助蒙古的力量收復河南只不過是南宋一相情愿的美夢。“蒙古人之南征金、南宋，則系預定計劃?！倍夷纤我恢辈扇〉氖潜粍拥姆烙?，完全沒有掌握戰(zhàn)爭的主動權。任何一個體系的防御目標都不應該是為了防御而防御，而應當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壯大實力。這樣的消極戰(zhàn)略防御思想是此次及多次戰(zhàn)役南宋軍隊失敗的致命原因之一。南宋軍隊也沒有利用蒙古兵力不足的特點采取主動進攻，更沒有發(fā)揮其水軍的優(yōu)勢。宋軍的長期作戰(zhàn)能力也被蒙古軍隊削減殆盡。南宋以往以空間換時間的戰(zhàn)略也徹底失去作用。
從戰(zhàn)爭準備上來看，1234年蒙古與南宋滅掉了金，此后，蒙古貴族立即發(fā)動了滅亡南宋的戰(zhàn)爭。接著蒙古軍隊橫掃大西南，當吐蕃，大理相繼歸附蒙古之后，除東邊的大海外，蒙古已從南，北，西三面對南宋構成戰(zhàn)略包圍。蒙古可謂準備充分，蓄謀已久。而在南宋掌握大權的賈似道卻在慌報軍情，排斥異己，殺害功臣，自毀長城。
而且南宋軍隊貽誤了戰(zhàn)機。圍城前期，南宋若調動全國力量，全力救援，局勢或許不至于此。到戰(zhàn)爭后期，元軍的軍力已遠超過了宋軍。1273年蒙古兵團運來的回回炮，一炮就把城樓轟碎，聲如百萬霹靂俱發(fā)。這是戰(zhàn)爭史上從沒見過的可怕怪物，跟七百年后二十世紀原子彈的一擊一樣。
四、襄樊戰(zhàn)爭的失敗對南宋的影響
襄樊失守對南宋來說是一個毀滅性打擊。本來，南宋對元軍的防線還是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它分為巴蜀、荊襄和江淮三個部分，中間貫以長江等河流，一處受到攻擊，另外兩處可以由水路快速增援，三個地區(qū)相互聲援，組成了一道十分有效的防線，南宋正是憑著這樣一條防線支撐了幾十年。而襄樊失守，元軍順江而下，可直達長江水面，長江的防線就極易突破了。一旦元軍渡過長江，就可以直撲南宋統治的核心吳越地區(qū)，攻擊南宋都城臨安。這樣，巴蜀、江淮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
對元軍來說，襄樊之戰(zhàn)是元軍取得的宋蒙戰(zhàn)爭以來空前未有的勝利，元軍牢牢掌握了通向長江中下游的管鑰，其軍事實力已明顯超過南宋，宋蒙戰(zhàn)爭前一時期的抗衡均勢已被打破，元軍已占據了絕對優(yōu)勢。 所以說，襄樊的失守意味著南宋整個防御體系的崩潰，更意味著南宋的滅亡。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