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府尺”、“三司尺”和“文思尺”等，是宋人使用較多的通行官尺。其稱謂的由來，同當時度量衡器的制造和發(fā)行機構有關。[1]北宋初年，太府寺既是中央常設的尺斗秤制作機構，又兼有統(tǒng)一發(fā)下“法式”的具體職責。由這里制作和頒發(fā)的標準官尺，即稱為太府尺。宋代的太府尺，主要包括熙寧四年以前太府寺制作發(fā)出的一切官尺，如營造官尺、太府布帛尺、官小尺等。
至遲從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起，三司開始經(jīng)營度量衡器的銷售活動——“始令商稅院于太府寺請斗秤升尺出賣”；“具帳申三司，十日一轉歷”。[2]于是，在太府寺原發(fā)行系統(tǒng)之外，出現(xiàn)了一條新的尺斗秤發(fā)放渠道，即經(jīng)由三司諸案之一的商稅機構在市肆出賣官尺。凡屬這一渠道流通的官尺，又被稱為三司尺。
所謂三司尺，大約也是太府尺中的一種，即經(jīng)三司發(fā)行使用的太府尺而已。至于三司布帛尺，既屬三司尺之一種，更是眾多太府尺之一。如果將太府尺之外的文思尺、南宋官尺包括在內，三司布帛尺的行用時間就越發(fā)顯得有限。其盛行時代，主要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熙寧末（1077）。元豐間撤銷三司后，“三司尺”之稱亦漸趨于消匿。只是由于三司對布帛賦斂及度量衡等的管理實權，遠大于太府寺，“三司布帛尺”之稱才廣為人知。如果對這種情況不作分析，甚至將宋代日用官尺歸結為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那就未免欠妥了。
名副其實的太府尺時代，是北宋初至熙寧四年（1071）十二月以前。熙寧四年十二月，“太府寺所管斗秤務，歸文思院”[3]。從此以后，文思院或“文思院下界”制造的官尺開始行用。這就是“文思院尺”[4]，或簡稱“文思尺”。
太府尺的極盛時代雖僅至熙寧四年，該尺的廣泛行用卻并不以此為限。人們甚至習慣了“太府尺”的稱謂，有時候，連文思院尺也沿用太府尺的舊稱。而文思院尺的制作規(guī)格，也確實遵依太府寺尺之舊制，直到徽宗朝宣布毀棄舊尺和改行新尺為止。
太府尺的衰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根據(jù)徽宗政和元年（1111）的詔令，文思院新造的大晟尺由朝廷降付諸路，并逐級給付各州郡及其屬縣使用，同時宣布“自今年七月一日為始，舊并毀棄”[5]。對于太府尺和依太府尺舊制而造用的文思尺來說，這是一次致命的打擊。此后的度量衡改革雖又略有反復，但接踵而來的“靖康之難”和高宗南渡，終于使太府尺和北宋文思尺一蹶不振。南宋改用浙尺作為新的官尺之后，北宋遺留下來的太府尺或舊文思尺行用范圍，便越發(fā)有限——乾道間徽州辦理上供絹的官吏獲得外遷時，其原絹匹規(guī)格仍以太府尺舊制計量。
宋代太府尺，是主要行用于北宋的官尺。繼太府尺而起用的“文思尺”，則包括熙寧四年十二月起至南宋滅亡前文思院制造的一切官尺。北宋太府尺的規(guī)格特點前后變化較少。而北宋中葉至南宋的文思院尺，其規(guī)格特點則變化頗大。
概括地說，宋代文思院尺的規(guī)格至少有過三種以上：其一，是熙寧四年十二月至大觀四年（1109）以前的文思尺，即按太府尺舊制而造的舊文思尺[6]；其二，是大觀四年至政和五年（1115）前后制作頒行的大晟新尺[7]；其三，是南宋文思院依臨安府尺樣和依浙尺尺樣制造行用的南宋官尺[8]。
鑒于文思院尺的前兩種分別可稱為“太府尺”和“大晟尺”，所以，宋元時人所說的“文思院尺”，通常多指南宋文思院尺，即南宋官尺。所謂“浙尺”，就是這種南宋官尺之一。關于這一點，后文還將詳細闡述。
太府尺和文思尺等朝廷頒降的標準官尺，當時也稱為“省尺”。其中，作為地方官府仿造時依據(jù)的樣品尺，稱為“省樣”尺[9]。不過，省尺一語在實際使用時的具體含義，似乎還兼有短缺不足之意——正如“省斗”不同于“官足斗”，“省秤”不同于“足秤”那樣。從一定意義上說，宋人語匯中的“省尺”和“官尺”，未必總是毫無差別的一回事情。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官尺”又與“省尺”通用。由于“官尺”和“省尺”較多，又彼此混稱，所以有時很難區(qū)別。就連當時的學者朱熹等人，也不免產(chǎn)生誤會。
太府尺不僅是全國通行的日用官尺，而且，還曾作過樂尺的標準參照物。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四月八日李照的奏疏說：“伏見太府寺《石記》，云'官尺每寸十黍’；臣以今黍十二，方盈得一寸。愿望更造官尺?！边@一奏議被批準后，他制作了新式尺斗秤等七種。其中的新律尺即所謂“李照尺”，便是“準太府尺以起分寸”，比一般樂尺長出許多。[10]更具體些說，他所用的太府尺即“太府寺鐵尺”。[11]后來范鎮(zhèn)定律，也認為“世無真黍，乃用太府尺以為樂尺”。[12]
除李照樂尺“準太府尺以起分寸”外，景祐年間出現(xiàn)的樂律尺還有三種，即和峴尺、鄧保信尺、阮逸胡瑗尺。[13]這三種樂尺與李照用的“太府寺鐵尺”合起來，當時也稱為“太府寺四等尺”。[14]《宋會要》中提到的“太府寺四等尺”這一說法[15]，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誤解以為當時的太府寺尺為四種。其實，那不過是指四種樂尺、其中包括李照用的太府寺尺罷了。
宋代的官尺，至少包括北宋官尺與南宋官尺兩大類。北宋官尺，又有太府尺、三司尺、北宋文思尺等。太府尺或北宋文思尺中較為常用的官尺，則有官小尺、營造官尺，以及太府布帛尺或三司布帛尺等。
“官小尺”，見于《玉?！返妮d述：
政和元年五月六日，攽大晟樂尺〔自七月朔日行之〕；此官小尺短五分有奇。[16]
這里所說大晟尺比官小尺短五分有奇的比例，略異于《宋會要》、《通志》所載大晟尺短于太府布帛尺四分的比例。[17]如果這不是《玉海》的刊誤，那么，所謂“官小尺”，當不是太府布帛尺的別稱，而是另一種區(qū)別于三司布帛尺的太府尺或北宋文思尺。其長度，約為31.6厘米至31.7厘米。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說他制作天文儀器時，考訂了“古尺”與“今尺”的比例——“古尺”2.53寸，當“今尺”1.845寸[18]。這一比例表明，他所說的“今尺”，正是31.68厘米長的官小尺。
在現(xiàn)存宋尺實物中，至少有六七種尺的長度與上述官小尺相符。如1973年蘇州橫塘出土的浮雕五子花卉木尺，長31.7厘米[19]；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的鎏金銅尺，長31.74厘米[20]；羅福頤《傳世歷代古尺圖錄》第45、46圖著錄的星點銅尺和鏤花銅尺，均長31.6厘米。此外，蘇州博物館所藏江陰發(fā)掘的另一宋代木尺，長31.8厘米。該尺正面雕飾梅花圖案，反面為云海紋飾。[21]無錫博物館藏當?shù)爻鐾羶擅端文境撸婚L32厘米，一長31.85厘米。前者一面半尺雕牡丹花，另一半5格，每格1寸，又標出5分線；后者一面刻字，一面為5分10格。[22]
歷史博物館藏31.74厘來長的鎏金鳥獸花紋銅尺，或許即羅福頤《古尺圖錄》第46圖之鏤花銅尺。如是，則該尺31.74和31.6厘米兩種長度中必有一數(shù)不確。但不論如何，銅尺上面那精美絕倫的寸格雕飾，在現(xiàn)存宋尺實物中實屬罕見（參閱〔圖版十五〕）。而1973年蘇州橫塘出土的浮雕木尺，其所刻五名童子和折枝、纏枝牡丹等生動形象，又不禁令人想起北宋蘇湖一帶的僧俗雕繪風格，以及范成大《曉泊橫塘》詩中的“草市”情景。[23]
宋代的營造官尺，多制成矩尺行用。矩尺，宋人也稱為“曲尺”。這是一種兼有測量長度和角度兩種功能的標準計量器具。1921年在巨鹿北宋故城出土的三木尺中，有一種較短的矩尺，其長度在30.91厘米左右[24]。這枚矩尺，起先曾被王國維定為淮尺[25]，后又被羅福頤和楊寬定為三司布帛尺[26]。其實，它既非淮尺，亦非三司布帛尺，而是太府尺或文思尺系列中的營造官尺。
營造官尺的使用范圍，包括土木工程、金石制作、田地丈量等等。司馬光述及“深衣制度”的尺寸時，曾談到“周尺”與“省尺”的長度比例[27]。從南宋人校正的這種比例來看，其“省尺”，即此營造官尺?？上В祆涞热擞謱⑵湔`解為三司布帛尺[28]。《宋史·輿服志》中述及“官印”的尺寸規(guī)格時，也是按營造官尺計量的。這種情況，可以從現(xiàn)存官印與《宋史·輿服志》所載規(guī)格的比量中窺知。
《宋史·輿服志》載錄的官印，依品級高下而有金印、銀印、銅印之別。其大小規(guī)格，則有方二寸一分者；二寸者；一寸九分者；一寸八分者，等等。其“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將校等”人的官印，“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29]。據(jù)羅福頤說，他家藏有一方“宋教閱忠節(jié)第二十三指揮第三都朱記銅官印，背刻有元祐三年款識”。他以30.9厘米長的巨鹿出土矩尺比量，發(fā)現(xiàn)該印恰長1.7寸，寬1.6寸。[30]
這就是說，宋代官印的尺寸規(guī)格，確是用30.9厘米長的營造官尺計量的?？上Я_福頤誤信了朱熹“省尺即三司布帛尺”的解釋，將該矩尺定為三司布帛尺[31]。楊寬亦襲此誤。
除了巨鹿短矩尺之外，與該尺長度相同或相近的宋尺實物，還有羅福頤《古尺圖錄》第43圖著錄的鎏金銅尺，[32]和1975年湖北江陵北宋墓出土的銅星木尺。其中，銅星木尺兩端的棱角已磨去，清楚地反映了它被日常使用的痕跡。[33]這兩尺的長度，分別為30.9厘米和30.8厘米，顯然亦屬于營造官尺。至于巨鹿出土的長32.9厘米之另二木尺，雖也被當作矩尺使用，但它卻不是官尺，而是一種地方用尺，即所謂“淮尺”。
宋代土木工程營建中使用曲尺的例子，可以舉出紹興十三年（1143）青城齋宮“起蓋屋宇間架深闊丈尺數(shù)目”丈量，及太廟附近“絞縛露屋，曲尺接至大次前貯廊，及大次上彩結鴟
與曲尺配合使用的，還有一種專門確定水平的營造尺，稱為“真尺”。李誡在《營造法式》中說：“凡定柱礎取平，須更用真尺較之。其真尺，長一丈八尺，廣四寸，厚二寸五分，當心立表，高四尺……〔其真尺身上平處，與立表上墨緣兩邊，亦用曲尺較，令方正?！?sup>[35]這里說的真尺，有點像兩副曲尺合并起來的樣子——呈丁字形。所謂“用曲尺較”，即以曲尺來檢驗真尺的底邊是否呈水平狀態(tài)，以及真尺的“表”是否正直。這種水平儀之類的特殊用尺，曾公亮的《武經(jīng)總要》中也曾述及。[36]
宋代的量地尺，也像唐、五代那樣，多制成專用的量田“鐵度”或“竿尺”之類，但并不限于唐人的“五尺度”竿；也有以十尺為一“丈竿”的。如《景定嚴州續(xù)志》所載建德縣民產(chǎn)“坊郭墓地，以丈計，得三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即是以“丈竿”量地的反映。[37]又如方回說：“今人有五尺竿、丈竿，無此竹引?！?sup>[38]他說的無此“竹引”，指宋人不大使用十丈的竹引量地。
宋代量地尺究用何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從目前所見若干資料看，似既有營造官尺，又有官小尺，甚至還有大晟尺。
用營造官尺丈量土地，可以舉出趙汝愚記述福州西湖堤路之例。淳熙年間福州西路堤路的計量，主要用當?shù)亍班l(xiāng)尺”；但趙汝愚為了便于人們折算，特別標出了“官尺”與當?shù)亍班l(xiāng)尺”的長短比例。從這一比例看，該“官尺”即30.9厘米長的營造官尺。此外，《金史》所說“金代量田以營造尺”，[39]大約也多少反映宋人的情況。
量地用官小尺之例，可以舉出秦九韶《數(shù)書九章》中修堤浚渠等工程丈量的步尺計法。其中，蘇湖一帶的五尺八寸為步，和一般五尺為步的差異[40]，當即反映量地用尺的不同。而每步5.8尺和每步5尺的用尺比例，恰同浙尺與官小尺的長短比例吻合。
從上述兩例看，30.9厘米長的營造官尺和31.6至31.7厘米左右的官小尺，大約都曾被當作量地官尺使用；而且，當時用于量地的尺度，可能還不止這兩種。
大晟尺被用于量地，至少見于北宋后期的某些地區(qū)。比如政和六年（1116）作“公田”于汝州等地時，就以較短的大晟樂尺丈量民田，同時核查這些民田的契券。凡丈量結果超出田契文書原載數(shù)額的部分，一律沒收為“公田”——“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入官而創(chuàng)立租課?！?sup>[41]
由于營造尺使用范圍極廣，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兼有官尺和民尺兩種性質。宋亡之后，原營造尺失去官尺的性質；但作為民尺，卻繼續(xù)行用于各地。元人所謂“今俗營造尺”，即宋代營造尺之遺制。這種“俗營造尺”，或被用來量地，或用于土木工程。[42]有時候，連官府的“仵作驗尸”也沿用此尺。[43]
宋代的布帛尺，主要包括常用的布帛官尺、特殊的布帛官尺和民用及地方性布帛尺等三種。常用的布帛官尺，如太府布帛尺或三司布帛尺，文思布帛尺和南宋布帛官尺等。特殊的布帛官尺，如天長尺、大晟尺等。民用或地方性布帛尺，如淮尺、浙尺等。民用或地方性布帛尺，有時候也會作為常用布帛官尺而通行各地?？傊?，舉凡一切用于布帛丈量的尺度，均可稱為布帛尺。所謂“三司布帛尺”，只是常用布帛官尺系列中的一種太府布帛尺。其作為布帛官尺的行用時間，似不及一般太府布帛尺和“繒帛特用淮尺”長久。
以往關于宋代布帛尺的認識，有兩種誤會。一種誤會，如吳承洛沿用王國維的觀點，以為宋尺本于唐尺，并以淮浙尺為代表；三司布帛尺被視成“僅為宋之三司量布帛所用”，“非宋代定制之尺度”。[44]這就過分貶低了三司布帛尺的用途。另一種誤會，以為宋代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的長度包括31至32.9厘米，甚至認為南宋仍舊沿用與北宋同一種布帛尺；或者，頗有將宋尺歸結為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之意。[45]這又過分夸大了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的行用時間與范圍。[46]
布帛尺之所以“常用”，主要是因為賦稅征斂中的布帛綢絹等織物，隨時都需要用它來丈量長闊和數(shù)額。據(jù)《宋會要》載錄的“稅租之入”帳反映，宋廷每年“總收”布帛綢絹，常達一千多萬匹左右。[47]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于各地稅賦輸納和輾轉上供。而所有這些絹帛，都須逐一檢驗其長闊廣狹是否合格。凡“不中程式”或“不中度”者，須照例退換并接受懲罰。[48]對那些上供絹匹合乎規(guī)格的有關吏員，則予以獎勵。[49]
所謂輸納上供絹帛中“不中度”，或中“不中程式”，是指絹帛的長、闊和輕重是否合乎規(guī)定。宋代全國各地最通行的絹帛規(guī)格，是從后周沿襲下來的一種舊制：“自周顯德中，令公私織造并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匹重十二兩……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sup>[50]“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于此?！?sup>[51]
這里所說的稅絹長42尺、寬2.05尺，雖朱明言是以何種尺度丈量，但顯然亦是沿用后周的太府尺，也就是北宋的太府布帛尺。這一點，可以從大觀四年（1110）至政和元年（1111）大晟新尺取代舊尺的折兌“紐定”比率關系中窺知。當時臣僚舉出的“紐定”實例，即以太府布帛尺丈量的絹帛規(guī)格：“謂如帛長四十二尺、闊二尺五分為匹，以新尺計，……即是一尺四分一厘三分厘之二為一尺”[52]；“短于……太府布帛尺四分?！?sup>[53]
北宋太府布帛尺，屬太府寺諸尺之一。前述李照“用太府寺布帛尺為法”而“起分寸”、定樂律，就是這種“太府常用布帛尺”。[54]南宋戶部上奏說，徽州“乾道七年上供絹八萬一千七百六十余匹，系四十二尺為匹”，仍是沿用這類太府布帛尺為準。[55]可以說，宋代稅斂絹帛凡以42尺長為一匹的，無不是用太府布帛尺丈量。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布帛尺既不止此太府布帛尺一種，其布帛長度規(guī)格也不都是42尺為一匹。此外，比較常見的稅斂布帛規(guī)格和布帛用尺，至少還可以舉出三種，即以40尺長為一匹，以48尺長為一匹，及以43尺7寸5分長為一匹。
以40尺長為一匹的稅絹規(guī)格，先見于北宋辰州（今湖南源陵一帶）、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帶）等地，又見于南宋許多地區(qū)。如太平興國二年（977）董繼業(yè)知辰州時，令民納布易鹽，其“布必度以四十尺”。[56]又如呂祖謙追述嚴州（今浙江建德，即北宋睦州）北宋時的丁絹錢說，每匹絹一貫省，每丁納絹六尺四寸，價錢160文省。[57]從這些數(shù)字折計，其每匹絹的規(guī)格恰是40尺。除這兩地之外，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關于諸道州府上供物帛的詔令，稱“并須四十尺已上”。[58]該詔所反映的上供絹帛規(guī)格很不明確，或許并非以40尺長為匹，而是就原42尺規(guī)格略予寬減。
元豐初文同寄詩書給蘇軾：“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回簡說：“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庇趾驮娫唬骸笆篱g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比f尺之絹當250匹，其一匹正是40尺。[59]
如果說，上述北宋稅絹規(guī)格情況尚不足以證實40尺長為匹規(guī)格的確實存在，那么，到了南宋時，這種規(guī)格的盛行就十分清楚了。方回指出：
近代有淮尺，有浙尺……民間納夏稅絹，闊二尺，長四丈?；闯?。重十二兩。吾徽州，十兩。[60]
方回所說“夏稅絹闊二尺長四丈”的規(guī)格，不僅迥異于一般地區(qū)的長42尺闊二尺五分；而且，與前引徽州乾道七年上供絹的皆“系四十二尺為匹”，尤成鮮明的對照。如何解釋稅絹規(guī)格的這種差異？尤其是同為南宋徽州的稅絹，何以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規(guī)格？方回在記述“夏稅絹”長闊規(guī)格后，作了兩個字的說明：“淮尺”。這一說明告訴我們，長40尺闊2尺的稅絹，原來是以淮尺計量的規(guī)格?；闯唛L于太府布帛尺，所以其規(guī)格短于太府布帛尺的規(guī)格尺寸。
40尺為匹的絹帛規(guī)格，究竟在何等時空范圍內施用？方回說：“江東人用淮尺?！笔聦嵣喜⒉恢勾恕Ｇ鼐派卦凇稊?shù)書九章》中討論“復邑修賦”和“戶稅移割”等問題時，曾屢次指出，“以匹法四丈通之”，“各以四丈約丈積成匹”。[61]嘉定六年（1213），倪千里批評“縣邑催科故意存留畸欠”零頭作弊，也說“戶管一匹，則止催三丈八九尺”。[62]足見其四丈為匹的“匹法”行用頗廣。
絹帛長度以48尺為匹的規(guī)格，見于《楊輝算法》，也見于程大昌《演繁露》的記述。程大昌寫道：
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俑ㄓ檬〕?，而繒帛特用淮尺也。[63]
程大昌這里強調“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意在說明南宋“官帛”的“四丈為匹”規(guī)格，是因為“特用淮尺”而設定的；其淮尺在南宋繒帛丈量中的廣泛使用，不言而喻。與此同時，程大昌又指出：當時的“官帛”也還有另一個規(guī)格，即“今官尺四十八尺”為匹。他所謂“今官尺”，指南宋時期的文思尺，也就是后文說的“官府通用省尺”。這種南宋“官尺”或“省尺”，實為“浙尺”；或者說，即以臨安府浙尺為樣尺而制作的南宋文思院尺。
與42尺為匹或40尺為匹相比，南宋省尺或浙尺計量的絹帛48尺為匹，已是第三種“官帛”規(guī)格了。而以43尺7寸5分為一匹，則是用徽宗大晟尺丈量的第四種官帛規(guī)格。
大觀四年（1110）至政和元年（1111），徽宗下令以新制的大晟尺取代各地現(xiàn)行的太府布帛尺。其絹帛尺寸，一律用大晟新尺“紐定”。當時公布的新舊尺“紐定”比例如下：
謂如帛長四十二尺，闊二尺五分為匹，以新尺計，長四十二（三）尺七寸五分，闊二尺一寸三分五厘（十二分厘）之五為匹，即是一尺四分一厘三分厘之二，為一尺。[64]
除以上四種不同的賦稅絹匹規(guī)格之外，當時或許還有其他的規(guī)格。不論各種絹匹規(guī)格如何差異，它們都同一定長短的布帛尺相適應：凡布帛尺愈長的，其匹法規(guī)定長度便愈短。四種布帛尺的長短順序，則以淮尺為最長，太府布帛尺次之，大晟尺又次之，南宋省尺或浙尺為最短。茲列表如次：
表3—6 宋代布帛尺及其相應絹帛匹法規(guī)格表
順便指出，以往楊寬批評王國維將布帛尺誤當作淮尺，幾乎已成定論。其實，王國維未必皆非，而楊寬也未必盡是；淮尺未必不可以是布帛尺，布帛尺亦未必不包括淮尺。如果不查明布帛尺的種類和用途，有關的是非是永遠無法辨清的。
上面所說的四種布帛尺，只是宋代絹帛稅斂中常見的布帛尺。除此之外，布帛尺還包括特殊情況下使用的衣尺、衣料尺等。比如宋太宗臨終前幾個月，即至道二年（996）的一道詔令說：
左藏庫支造衣服匹帛，并用天長尺徑量給付。[65]
這里說的“天長尺”究屬何種尺度，其行用范圍如何，尚待研究。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它的長度顯然不同于三司布帛尺或太府布帛尺。否則，宋太宗便無須降此詔令。
從《宋會要》載錄的情況看，宋太宗晚年曾面臨社會動蕩和絹帛缺乏的局面。他為整頓諸庫的管理，采取過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壓縮和節(jié)省衣物支撥。[66]這些跡象表明，作為衣料尺的“天長尺”，大約短于三司布帛尺；或許即天文院所用的“量天尺”，亦未可知。
幾年以后，即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真宗詔“新衣庫所造單衣……支遣之時，須依合支長短尺寸分兩，若看出退嫌者，將樣赴三司看驗勘斷”。[67]這里所說三司用于“看驗勘斷”單衣樣品“長短尺寸”的標準量衣尺，該與“新衣庫”“造單衣”用尺一致。其是否為“天長尺”，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不論“天長尺”是否即“量天尺”或影表尺，有一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宋代禮儀之服的丈量多用小尺。[68]有時候，甚至一般稅斂布帛的丈量也用過禮樂尺——如前面所說以大晟樂尺為布帛尺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