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漢宋各家對于這幾章的注疏都不能令人滿意，我們有沒有可能給它們一個新的解釋？讓我們回到《陽貨》篇。
全篇之中，與《陽貨》章形式相似的，實際上不止《公山》、《佛肸》兩章，還有《孺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陽貨盛情相邀，孔子避而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也避而不見。孺悲何許人也？《禮記·雜記》中提到他曾受魯哀公委派向孔子學(xué)習(xí)士相見禮，可見他是魯哀公之臣（當(dāng)然也應(yīng)該算是孔門弟子）。陽貨欲見孔子，是為了請孔子出仕，孺悲欲見孔子，又所為何事？如果說不見陽貨的原因乃是此人惡行昭彰，孔子不屑于見，那么不見孺悲又是為了什么？難道孔子厭惡這個并無多少惡行的弟子不成？《論語》原文里沒講，注疏中也沒提到。但是既然和《陽貨》編在同一篇中，我們便可以猜測孺悲欲見孔子跟陽貨興許有著同樣的目的——請孔子從政。既然孔子已經(jīng)“辭以疾”，為何又要“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呢？孔子鼓瑟而歌，是想要讓孺悲聽見什么？孺悲的到來，難道不正是孔子所期待嗎？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保ā蹲雍薄罚?br>
孔子“待價而沽”的究竟是什么？難道真如俗儒所言，等待一個合適的價格出售自己的政治才能？如果說接受陽貨（或許是以季氏的名義）邀請必須承擔(dān)巨大的道德風(fēng)險，那么接受孺悲（代表魯哀公）的邀請則天經(jīng)地義，孔子為何又要遲疑不決呢？
看來，只有從孔子之“志”去尋找答案。
“郁郁乎文哉”的周公禮樂固然是孔子的理想所系，但從事具體的政治事務(wù)卻并非孔子的心志所之。孔子說過“志于學(xué)”（《為政》），也說過“志于仁”（《里仁》），還說過“志于道”（《述而》），但卻從未說過“志于政”。如果這樣講仍不能令人信服，我們不妨重溫《論語》中記載的兩次“言志”。
孔子讓子路和顏回各言其志，子路之志在于自己成功的同時能夠惠及他人，顏回之志則明顯指向德性的完滿和自足，孔子則聲稱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讓人們各得其所[①]。子路的心志指向外在的政治世界，而顏回的心志則專注于自我的內(nèi)在德性，孔子的志向則顯示了一種能夠兼容二者的更高境界。在《先進》篇的“言志”中，子路毫不隱瞞地表達了自己從事政治活動的抱負(fù)。冉有、公西華所表露的心志，雖然在目標(biāo)上比子路更為切近，但其所屬的類型卻并無不同。曾皙的發(fā)言表達了一種生命情調(diào)和人生境界，而這恰恰與孔子對子路和顏回“言志”的內(nèi)容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肯定了曾皙的志向與自己相同，但是并未否定子路、冉有、公西華的志向[②]?？鬃佑寐詭Х粗S的口吻善意地批評了子路缺乏謙遜的美德，但是對其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卻給予了積極地肯定[③]。對于冉有、公西華參與政治活動的熱誠，孔子非但沒有微詞，而且還表示了嘉許。
透過《論語》中孔子“言志”的兩章，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孔子對政治的態(tài)度。以其心志而言，孔子并不熱衷于從事具體的政治活動；但就其現(xiàn)實的處境而言，孔子也不反對或不拒斥從事實際的政治事務(wù)。所以，在很多時候，他都對政治抱持一種積極但不執(zhí)著的態(tài)度。這一點又可以透過對待顏回和子路的態(tài)度彰顯出來。
顏回和子路都是孔子最信賴的弟子，但是兩人之所以與孔子接近的原因卻有所不同。顏回與孔子接近，是因其向?qū)W的志意和樂道的心態(tài)；而子路與孔子接近，則是因其道德的熱忱和淑世的情懷?？鬃釉鴮︻伝卣f：“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述而》）可見，在從政問題上不熱衷、不執(zhí)著這一面，孔子與顏回找到了生命的共契。孔子也曾對子路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可見，在將政治理想付諸實踐（“行道”）方面，孔子又以子路為同道中人。
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稱贊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這可以說是孔子生命的最好注腳?？伤倏删茫商幙墒?，于“理”上固然圓融，但是落入具體的“事”中，未必不會表現(xiàn)為遲疑猶豫、進退兩難。對于陽虎、孺悲的前避而后趨，對于公山、佛肸的欲往而未果，這一切恰恰說明孔子自有孔子的困難。如果換作“圣之清者”伯夷，或者“圣之任者”伊尹，他們?nèi)绾翁幹秒y道會有懸念？
既然孔子并不過分熱衷于從事政治活動，為什么還會給后人留下一個汲汲于求仕的印象？孔子不是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嗎？前往叛亂的中牟和費邑不也是“不義”之舉？既然孔子引子路為政治事業(yè)的同道，為何又屢次在政治問題上與之發(fā)生爭執(zhí)？
引入一個熟悉的例子——去衛(wèi)國的路上孔子與子路的對話——也許會對我們解答這些問題所幫助[④]。衛(wèi)國等待孔子師徒的到來，是因為衛(wèi)國有太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解決。子路認(rèn)為孔子所言太過迂闊，非今日之急務(wù)。這一批評固然太過生硬，但以常人眼光觀之，未嘗沒有道理。子路與孔子的爭論，很難說誰對誰錯，但從中卻不難看出二人的差異所在：子路對于政治，持一種積極的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孔子對于政治，卻始終抱持著浪漫的理想主義的精神。換言之，子路著眼于解決具體而微的政治難題；孔子念茲在茲的卻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子路更關(guān)注在技術(shù)的層面如何操作；而孔子關(guān)注的卻是政治生活的正當(dāng)性如何體現(xiàn)。我們還在其他地方論述過：子路的立場，代表一個行動中的政治家對政治的實踐性的理解；而孔子的立場，則體現(xiàn)了圣哲對于政治生活的反思性的批評。
孔子對政治生活的理解與普通人（包括子路這樣的政治家）究竟有何不同？
《論語》中孔子論及政治，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格言（沒有提問者的“子曰”）；另一種則是答問。答問又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回答各色政治人物咨詢；一種是對幾個杰出弟子的教誨。沒有具體情境的格言顯然比回答具體人物的提問更能代表孔子對于政治的一般性看法；而對于國君或執(zhí)政者的宣講也明顯比對弟子從政的告誡更能切近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問題。
在所有談到政治的條目中，下面這章多少顯得有些特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且酁檎?，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既然是“或謂……”，有兩種可能：要么不清楚問者為誰，要么根本無需指明是誰在發(fā)問?？傊?，有人提出孔子為何不去從政這樣一個問題。在某些人看來，孔子的回答只是托詞敷衍或者自我解嘲，并無太多深意。譬如朱熹，就說：“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是故，人們讀至此處，往往輕輕放過，并不探究其中深義。孰不知，《論語》之中，孔子引《書》，只此一處，豈容小覷？
孔子引《書》，無非是想說明，自己所要表達的觀念來自于古老的傳統(tǒng)，而非自己的杜撰。這種觀念認(rèn)為，發(fā)揚孝悌這樣的美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教誨和影響那些有國有家的諸侯、大夫（“施于有政”），這本身就是政治，而且是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換言之：在孔子看來，政治的根本問題就是教化?？鬃泳褪菑慕袒ɑ蛟唤逃┑慕嵌葋砝斫庹?。孔子借助于上古的政典《書》來闡述這一觀念，說明這一觀念早已不為時人所知。
《為政》篇一上來就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笨梢姟墩撜Z》的編者的確深得孔子的真意。季康子問政，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fēng)，必偃?！敝v的不都是教化問題嗎？齊景公問政，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弊勇穯柨鬃拥叫l(wèi)國后的打算，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這些難道不都是關(guān)乎風(fēng)教嗎？孔子談?wù)撜螣o不立足于教化，而談?wù)摻袒矡o不關(guān)涉政治?？鬃蛹幢銢]有把政治等同于教化，也幾乎把教化當(dāng)成了政治的核心。從現(xiàn)有的材料來看，孔子從未對任何國君建議過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鬃痈T侯、大夫們的談話，無不是關(guān)于美德和禮法的教誨。孔子周游列國，無非是在教導(dǎo)君王們?nèi)绾纬蔀橐粋€真正的君王（“君君”）。怎么能夠就此認(rèn)為孔子是一個汲汲于求仕的凡夫俗子呢？明白了這一點，很多難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四
《陽貨》篇中的孔子的遲疑，以及他和子路的爭執(zhí)，似乎都已不難理解。
孔子答應(yīng)公山、佛肸，跟他答應(yīng)其他國君（譬如衛(wèi)君），本質(zhì)上沒什么不同?？鬃油耆赡軙ベM邑，或者中牟，但絕不是去參與叛亂?？鬃蛹热粵]有給齊、魯這樣的大國之君提出多少可供實施的建議，又豈能給予兩個叛亂的邑宰以任何實際的幫助？最多，《論語》里多出幾個公山或者佛肸問政的條目罷了。如果歷史上真有公山、佛肸欲召孔子之事，而孔子又果真去了，就像柏拉圖也曾經(jīng)前往僭主迪奧尼修斯統(tǒng)治的敘拉古，后世的批評者（如王充等）反而會無話可說了。
《公山》章之前，編者插入了《子之武城》一章。從表面上看，似乎這章與《陽貨》、《公山》等并無關(guān)聯(lián)。但是考慮到孔子對于政治的理解，這一章的出現(xiàn)便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了：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xué)道則愛人，小人學(xué)道則易使也?！弊釉唬骸岸?！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是武城的邑宰。公山、佛肸叛亂之前也都是邑宰。作為陪臣，他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和地位。這一章放在這里，顯然不是以子游的善政來對比公山的叛亂?！跋腋柚暋憋@然是在暗示子游對武城的治理，乃是孔子教化理想具體而微的成功實踐?！案铍u用牛刀”的戲謔，分明是治小邑亦需用大道的反語。子游引孔子的話等于是說：無論君子小人，只要有向道之心，皆可以施教。武城得到很好的治理，實際上是孔子教化的成功。如果公山、佛肸肯接受孔子的教誨，費邑、中牟不也會像武城這樣到處弦歌之聲嗎？也許這才是“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的含義。
當(dāng)然，如同孔子最終離開了衛(wèi)國一樣，他即便前往費邑或者中牟，也不可能在那里停留太久。衛(wèi)國的難題是君臣父子的錯位：子為君、父為臣。以君臣論，則聵為亂臣；以父子論，則輒為逆子。孔子離開衛(wèi)國的原因顯然是最初為衛(wèi)國擬定的“正名”的政治綱領(lǐng)遇到了內(nèi)在的困難：若正君臣之名，則當(dāng)助輒拒聵；若正父子之名，則當(dāng)出輒入聵?！熬?、臣臣”和“父父、子子”在衛(wèi)國的政治語境中變成了兩條對立的原則。孔子不能（或者不愿）在二者中間作出何者優(yōu)先的判斷，所以只有選擇離去。從各種零星的記載和古人的評論來看，公山和佛肸兩人就其個人的德性而言似乎都不是太壞，而且可能多少有些可以讓人稱道之處。程子就認(rèn)為：可堪教化（可以改過）正是他們讓孔子動心的原因所在
[⑤]。但是，不管他們秉性是何等良才美質(zhì)，現(xiàn)實的政治身份卻都是不折不扣的叛亂者。這里，孔子再次遇到一個難題——才德和名位的對立。公山和佛肸，依其才質(zhì)和德性，教之無妨；若考慮到他們叛亂者的身份，則避之唯恐不及。當(dāng)然，也許換成了柏拉圖，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迪奧尼索斯裝出熱望學(xué)習(xí)哲學(xué)的樣子，也能誘使這位希臘大哲來到敘拉古。但是孔子多少有所不同：他不僅關(guān)注德性和教化，也注重身份和秩序。即使前者在層級上高于后者，兩者處于對立或者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也不可能通過否定后者來突顯前者。畢竟，“正名”主義是孔子為這個混亂的時代開出的一劑藥方。孔子不可能公開宣稱它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適用。假如去了費邑或者中牟，孔子將如何為自己正名？
子路之所以留在衛(wèi)國幫助衛(wèi)君輒抵抗他的父親聵，乃是因他并不覺得在兩條對立的原則中作出了決斷有多么困難。在子路的觀念中，幾乎預(yù)設(shè)了“君君、臣臣”高于“父父、子子”——這與《微子》篇中子路對荷蓨丈人的評論所表達的立場完全一致[⑥]。換言之，子路對于政治問題具有堅定的信念和獨立的判斷，但是對于孔子在復(fù)雜的政治處境中所遭遇的困難卻缺乏敏銳的洞察和深刻的領(lǐng)悟?？鬃诱f“野哉，由也”，含義非常豐富。既有可能指子路性格質(zhì)樸無文，更有可能指子路不能從教化角度去理解政治。子路既然不知道孔子把教化當(dāng)成政治的根本，自然也就無法了解孔子何以會答應(yīng)公山和佛肸的邀請。子路并非不認(rèn)同孔子的主張，他用來批評孔子的，恰恰是孔子昔日的教誨（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保？鬃涌梢钥隙ㄗ勇分?，但是子路卻始終無法理解夫子之志。
子路完全憑靠某種信念生活——這種信念是來自于圣哲的教誨——所以，子路也就不會有太多困惑。沒有太多困惑，當(dāng)然也就無法成為圣哲。孔子說自己“十五志于學(xué)”，又說“四十而不惑”，可見，圣哲肯定有過很多困惑。圣哲的成長之路就是直面困惑、不斷地穿越困惑。這里，我們無意于貶損子路，他雖不是一個智者，卻是一個勇者。子路矢志不渝，舍生取義，堪稱勇者的楷模。我們講孔子有過很多困惑，也并非是要矮化圣哲。孔子之所以有這些困惑，乃是因為他要面對政治世界本身的復(fù)雜和紛亂。政治世界本身的復(fù)雜和紛亂，使得圣哲必須反省或者超越某些已有的教條和信念（即使這些教條和信念來自于圣哲本人的教誨）。置身政治世界，我們豈能無惑？不領(lǐng)悟圣哲的困惑，我們又如何去接近圣哲？
[①]《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勇吩唬骸杠囻R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仠Y曰：‘愿無伐善，無施勞?！勇吩唬骸嘎勛又??！釉唬骸险甙仓笥研胖?，少者懷之?！?br>
[②]《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诱叱觯?。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唬骸蜃雍芜佑梢?？’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薄拔ㄇ髣t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③]此依朱注而言。朱子于“是故哂之”下注曰：“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保ā都ⅰは冗M第十一》）
[④]《論語·子路》：“子路曰：‘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br>
[⑤]《集注》引程子語：“圣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程子之言大抵可信。否則，《陽貨》之后、《公山》之前，怎么會插入“性相近、習(xí)相遠(yuǎn)”、“上智與下愚不移”等章呢？
[⑥]參看《政治生活：批評與辯護》一文對子路的分析。陳少明主編《思史之間》，頁220，上海三聯(lián)，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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