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官署是國家的象征，士民觀瞻之所系，但清代州縣官署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富麗堂皇，相反，大多數(shù)簡陋不堪。幾百年過去，能夠僥幸完整留存下來的，卻只有河南內(nèi)鄉(xiāng)縣衙。單與那些早已消失在歷史塵埃里影跡難尋的縣級衙門來說，內(nèi)鄉(xiāng)縣衙無疑是幸運的。
內(nèi)鄉(xiāng)縣衙歷史可追溯到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大德八年，明朝初年也曾重新修建過，以后在原址上又屢建屢毀。到清康熙年間政府又撥資重建，當時房舍達三百余間，可是咸豐七年又因捻軍起義，官署又一次被焚毀。
自咸豐七年，內(nèi)鄉(xiāng)縣衙被捻軍焚毀后一直沒能得到規(guī)范整修，三十多年間，先后有二十二任知縣都因縣署破敝而借察院辦公，從無人進行修葺，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浙江紹興籍知縣章炳燾出任內(nèi)鄉(xiāng)知縣才有改觀。
前后二十二任知縣為何寧愿湊合著辦公都不肯修建衙署？只因古代官場一直流傳著“官不修衙”這一常規(guī)。
一是修衙署會靡費錢糧，輕則官聲不好，重則容易造成虧空。《欽頒州縣事宜》第一條“到任”中講到，州縣官初次上任，最應(yīng)該崇尚節(jié)儉，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為榮，將衙署重新修飾一新，轎、傘等重新置辦，所有陳設(shè)務(wù)求華麗。一切裝飾完畢后，長官揚揚入署，快意當前，不知此舉已種下他日禍患。因此，一名稱職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話還要說得斬釘截鐵，使得吏胥不敢借機派累民間。
二是按風水理論，官員們普遍認為，衙署建筑講風水，前人是請了堪輿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隨意改動，改動則不利于官。古人受《周禮·考工記》中建筑學(xué)“結(jié)構(gòu)”理論的影響，也融入了在今天視為環(huán)境科學(xué)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講究安全感、易于識別的“地標性”，以及《易經(jīng)》中“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的“順應(yīng)法”，因而大多尊重現(xiàn)狀，不輕易改動，尤其視拆屋動土為風水禁忌。
三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動性大，俗話說“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這些諺語特別適用于清朝。清代州縣官大多數(shù)不能終其一任，即使能夠任滿而遷，至多也不過三五年，衙署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隨官員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卻愿意捐錢捐物大修寺廟，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種種，僅是“官不修衙”的表象，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地方財政根本沒有這項支出，要修衙署必須官員自掏腰包或另想他法。乾隆四十八年（1783），陜甘總督李侍堯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時，可謂一語中的，他說官員之所以將衙署視同傳舍，甚至朽壞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為“人情各顧其私”。這句話，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實原因所在。因為在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以前，地方官通過加征賦稅來彌補辦公經(jīng)費的不足，實行耗羨歸公以后，養(yǎng)廉銀實際包含了薪金補貼及地方雜項支出兩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養(yǎng)廉銀之外另拔款項修繕衙署，只允許州縣衙門動用閑款，但必須在三年之內(nèi)從其養(yǎng)廉銀中坐扣。其中省級衙署修繕，因其養(yǎng)廉銀豐厚，仍不許動用閑款。而這項規(guī)定之所以難以落實，就在于養(yǎng)廉銀的受益人是官員個人而非衙門集體。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員那里，能夠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務(wù)，而在“各顧其私”的普遍情態(tài)下，官員們往往將養(yǎng)廉銀全部視為己有，豈能拿出來修繕衙署！
在新建衙署的時候可以征收專門的賦稅，有一筆專門經(jīng)費。而以后維修費用卻沒有著落，要維修就必須向上級打報告請求從每年的正常賦稅收入中撥出專款，不過這樣做潛在的危險是給上級落下“靡費”印象，并減少國家神圣的財政收入，會影響政績考核。有的省份試圖將修繕衙署的費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財政支出，但被否決。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撫愛必達就以該省督、撫、學(xué)政、藩、臬、糧、鹽及迤西道各衙署地處邊隅，山高風烈，需要經(jīng)常修葺為名，奏請將四年前經(jīng)督撫議定，并經(jīng)戶部核準列入章程的修繕費用固定下來，這一方案的關(guān)鍵之處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發(fā)給固定銀兩：督撫衙門每年支銀八百兩，藩司六百兩，臬司四百兩，糧、鹽二道各二百四十兩，迤西道及學(xué)政各二百兩，迤東道向無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給二百兩。但乾隆帝認為愛必達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為衙署小有滲漏，應(yīng)該隨時修補，絕不可能每年必須修葺，而修葺工費也有多有少，如果成為定例，按年支給，就成了一項固定支出，難保地方官不以此作為額外進項。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項，免其造冊報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須據(jù)實核查報銷，不得按年支領(lǐng)。
修建衙署，州縣官也可以在當?shù)卣魇仗貏e的稅捐，而這樣做的結(jié)果會與當?shù)丶澥?、財主為敵。這些紳士、財主熱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廟、魁星樓，以保佑本地的文運，讓自己的子弟進入官僚階層。修建衙署，對于紳士、財主卻沒有什么現(xiàn)實好處。得罪紳士、財主，由當?shù)丶澥坎倏v的“輿情”就對州縣官不利，最終會影響州縣官的仕途。
州縣官就是從自己那些不入正式賬目的“陋規(guī)”收入中拿出若干來充作維修經(jīng)費，不過明明可以塞進自己腰包的錢財卻用來辦公事，這是多么讓人肉痛的事。況且州縣官職務(wù)只是官員們仕途上的一級臺階，把臺階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軌范》一書提醒新到任官員：“衙門不可過于修飾，但取門戶牢固、墻壁堅完?！?/p>
明代全國有縣一千一百三十八個;據(jù)《光緒會典》記載，當時全國總計有一千三百四十二個縣，品級比縣高，職能完全相同的還有廳、州，全國共有七十八個廳，一百二十九個州;清代設(shè)縣最多的時候有一千五百九十一個縣。但為何如此多的州縣，官署衙門如今蹤跡難覓？
官署除了得不到經(jīng)常性維修經(jīng)費這個原因外，衙署建筑破敗模樣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民眾的造反破壞。衙門是統(tǒng)治壓迫的象征，每當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時，群眾怒火燃燒的目標首先就是指向衙門，不是燒就是拆。這樣一來，衙門的壽命并不長。
“官不修衙”帶來的弊病是衙門規(guī)制不完善，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縣官與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無不始于州縣衙門，也無不終于州縣衙門。按照州縣衙署獨具匠心的設(shè)計，六房書吏的辦公場所，通常在大堂的兩側(cè)，這種設(shè)計是為了便于州縣官監(jiān)視書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縣衙署的六房多有傾圮，州縣官也不修葺，致使書吏棲身無所，往往抱著卷牘，在自己家里辦公，每當遇到急需調(diào)閱的案件，原案檔冊是否保存，完全由書吏的一張嘴說了算。中間隱匿、抽換等弊端，更是不可枚舉。乾隆帝為此下令各省督撫，檢查所屬州縣內(nèi)，如六房屋宇沒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將所有案牘縝密收藏，否則從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議處。修造的費用，由督撫藩司在本省公用銀兩內(nèi)估價給發(fā)。盡管這是一項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縣衙署，仍多數(shù)傾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