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明代的戶役制是配戶當差，戶籍名色與戶役類別一一對應，實際上明代官府征調戶役并不完全是配戶當差，地方上籍別與役別關系復雜且動態(tài)演變。明初，泉州配戶當差，但民戶供應民差、灶戶承辦灶役、軍戶服軍役的規(guī)定僅停留在官府征役和編戶應役的原則上，民間實則多籍多役。多籍多役及明中期泉州鹽場制度改革在客觀上變更了役戶應承戶役類別，使得民戶、軍戶都可能成為鹽課繳納的主體。此戶籍戶役制度變遷的直接契機是民差、軍餉、鹽課的不足，而根本性原因則是配戶當差制本身及其與運作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明代戶籍戶役制度是關系國家財政征收、社會經濟發(fā)展、地方治理的重要制度。從徭役征調的角度審視，明代戶籍有兩個維度的區(qū)分：一是里甲戶籍，指隸屬于里甲系統(tǒng)的戶籍，包括里長戶、甲首戶、甲戶和畸零戶；二是民戶、軍戶、匠戶、灶戶等專業(yè)戶。本文聚焦第二個維度的內容，集中考察官府征調戶役時對戶籍類別的考量，探討籍別與戶役類別（即役的類別，下文簡稱“役別”）二者之間在制度規(guī)定和制度運作兩個層面上的關系。關于此類問題，目前學術界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并且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即配戶當差——人戶以籍為定，役因籍異，役皆永充。在此制度邏輯下，明代的籍為世籍，役為世役，籍別與役別形成一一對應的、穩(wěn)定的結構。前輩時賢已注意到配戶當差制在明中期官、民實際運作中被突破，民間為規(guī)避賦役冒充役輕或有優(yōu)免的役戶，以軍戶作民戶，以民戶作軍戶、灶戶，而官府也有向役戶征調其非本分戶役的情況，造成戶籍不明。梁方仲考察一條鞭法時甚至指出配戶當差制到明中后期發(fā)生質的改變，明中后期官府在面對社會經濟變化、商業(yè)發(fā)展、流民起義不絕等社會現實時，放棄職業(yè)與戶籍掛鉤的制度，萬歷初年攤派徭役于田糧以后，戶別空有其名，并非編定賦役的實際根據了。高壽仙則將明代戶籍分為基本戶籍和次生戶籍兩大類，民、軍、匠、灶是基本戶籍，其他是次生戶籍，指出前者之間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疊加次生戶籍，可與基本戶籍兼容并存。饒偉新研究指出“軍灶籍”的設立與存在，既意味著逸出了明王朝“以役（業(yè)）定籍”的戶籍戶役管理軌道，同時也反映了明代沿海鹽場地區(qū)戶籍戶役結構及其管理制度的深刻變化。筆者則探討了登記于黃冊上的戶籍對應的社會實體，發(fā)現明初泉州地區(qū)民間戶籍戶役狀況并非一籍一役，而是普遍性的多籍多役。上述研究充分說明明代籍別與役別的對應關系復雜，啟發(fā)我們進一步思考以下問題：其一，明初以降官府征調民差、灶役等基本戶役時，如何考量籍別？靈活運用或繞開配戶當差制是在什么契機下進行的？官府對役戶征調非其本分戶役的機制是什么？其二，民間如何應對乃至利用配戶當差制？相關策略如何影響戶役制度的運行及其變遷？對此類問題的考察，有利于闡述明代籍別與役別之間的關系及其演變的具體脈絡，總結配戶當差制在地方上的運行模式，進而加深對明代戶籍戶役的認識。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明代最為主要的戶類之二——民戶、灶戶為例，考察福建民差、灶役的具體攤派情況，以及不同時期民戶、灶戶應當戶役種類，探討戶籍戶役結構演變背后的邏輯和實現的機制。一、明初的配戶當差與多籍多役
明初國家要求地方官府將百姓登記為軍、民、匠、灶等多種役戶，規(guī)定各役戶承擔本分戶役，役皆永充。洪武《大明律》特意列出“人戶以籍為定”的條款，載“凡軍、民、驛、灶、醫(yī)、卜、工、樂諸色人戶，并以籍為定。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罪同。若詐稱各衛(wèi)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fā)邊遠充軍”?！睹魇贰份d：“凡軍、匠、灶戶，役皆永充?！蓖踟广尫Q之為“配戶當差”，并指出民戶應當民役，當正役和雜泛差役，軍戶應當軍役，出軍丁防御，匠戶應當匠役，承辦造作工藝，灶戶應當灶役，辦納鹽課，等等。王毓銓關于民、灶戶役的說法大體沒錯，不過，灶戶除應當灶役外，還需在州縣服里甲正役，只有雜役優(yōu)免。灶役包括制鹽納課和為鹽政衙門提供勞役（充當總催、秤子等職役）?？梢?，民戶和灶戶有共同的役負擔——里甲正役，不同的是，民戶服州縣雜役免灶役，而灶戶承辦灶役免雜役。明代文獻往往用“民差”一詞指代民戶需要承辦而灶戶無需承應的州縣方面的雜役。本文沿用此含義。在明代福建方志及鹽政志記載中，洪武年間（1368—1398），包括泉州在內的福建地區(qū)確實登記了多色戶籍。如崇禎《閩書》載福建地方有司通過洪武三年戶貼制度和洪武十四年黃冊制度的推行，編僉了民、軍、鹽、匠、弓兵、鋪兵、醫(yī)等七色戶籍。灶戶主要分布在設有鹽場的縣（下文簡稱“鹽場縣”）。泉州的鹽場縣有惠安、晉江和同安三縣，惠安縣設惠安鹽場，晉江縣設有潯美、州二鹽場，同安縣則有浯州鹽場。此三縣有灶戶。萬歷《福建運司志》載明代福建七場原有鹽戶13910戶，嘉靖四十三年（1564）前惠安場灶丁1913口、潯美場灶丁933口、浯州場灶丁2300口、州場灶丁1070口。灶戶與民戶、軍戶一樣成為鹽場縣最為主要的役戶。如惠安縣“大較民戶為重，且最多……軍戶多，次之……鹽匠多，又次之……若醫(yī)戶最少……兵、鋪兵亦少”。福建亦規(guī)定各色役戶承辦本分戶役。嘉靖《惠安縣志》載惠安場“編附近人丁，使專其曬曝之事，每米一石亦準夫一丁，免雜泛差役，日令辦鹽一斤四兩，積三百六十日為引四百斤者一引零五十斤，以入于倉”。萬歷《福建運司志》亦載福建“其（灶戶）丁產之數，悉照民冊開載，自國初以各戶之丁辦鹽，復計其戶之產受鹽，除里甲正役并納糧外，準免民差雜役”。而灶戶應當的總催、秤子等鹽場職役十年一輪?？梢姡鞒跻越等菥巸L各色役戶，規(guī)定民承民差、灶服灶役，符合配戶當差。然而，仔細考察登記于黃冊的各戶頭所對應的社會實體，則可發(fā)現明初泉州的戶籍登記、戶役承擔并非簡單的配戶當差。實際上，明初福建官府沒有認真普查戶口、編僉戶籍，故早在洪武年間黃冊登記就已無法反應實際丁產等問題，而官府也難以真正控制民戶、灶戶等編戶齊民的人身。與此同時，洪武九年垛集、二十年抽籍等軍政舉措都在泉州鹽場地區(qū)開展，并在客觀上導致民間多籍多役。洪武年間泉州鹽場地區(qū)是以民戶、灶戶等已經登記了戶籍的百姓為主要對象進行垛集、抽籍。垛抽之后，被垛抽的百姓需要登記軍籍服軍役，而他們在垛抽前已承辦的戶役只能部分優(yōu)免而不能全免，已登記的戶籍則不能消除。這就導致了明初泉州百姓普遍登記民、軍、灶等多種戶籍，承應民、軍、灶等多種戶役，而民間為規(guī)避賦役或逃亡，或轉移戶籍，或轉嫁戶役，使得戶籍登記、賦役承擔更加復雜。明初泉州多籍多役現象普遍。居住在浯州十七都六圖的汶水頭的黃家明初時登記了灶籍，之后又與十八都五圖謝來子孫戶一同被垛集登記軍籍，“本戶六丁與本里十八都五圖謝來子孫戶公湊九丁，垛南京留守左衛(wèi)軍”，因而同時擁有灶、軍二籍，并逐漸發(fā)展為“本戶里長黃相軍鹽籍”。定居晉江潯美地區(qū)（今晉江市龍湖鎮(zhèn)衙口、南潯一帶）的施萬安（潯海施氏六世祖）及其子孫在洪武年間同時擁有灶、軍二籍，譜載“公于洪武初受朝廷冠帶，為百夫長，隸鹽民千余戶，司潯美場國計”，又載其與親兄弟施彥仁、施守忠，以及施一哥、施四郎等支派于洪武九年被合戶垛集，服云南屯軍軍役。而晉江縣十七八都的岱陽吳氏（聚居今晉江市龍湖鎮(zhèn)埭頭村）始祖觀志公于洪武初年登記了軍、民、灶三種戶籍。定居于石獅大侖（明清時屬晉江二十都）的蔡服禮于洪武初登記灶戶，洪武九年與一個同樣居住在大侖的蔡姓民戶合戶垛集，充當南京守中衛(wèi)軍，軍戶名蔡景鳳。質言之，配戶當差作為明初官方戶籍登記、戶役征調的一個基本原則，影響著泉州地區(qū)的戶籍登記、戶役征調和民間應役，泉州地區(qū)因此登記了多種戶籍，征調多類戶役，然而民間沒有因此而形成民與民差、灶與灶役、軍與軍役之間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同時擁有多種戶籍，承擔多類戶役。多籍多役與配戶當差制要求的一戶一籍一役之間呈現出結構性偏離，為明初以降泉州戶籍戶役運作及衍變埋下伏筆。二、灶承民差：州縣不遵舊制抑或民間套利
根據明代戶籍戶役制，灶戶只服里甲正役免民差，因而無需承應均徭、驛傳、民壯等雜役項目，不過，明中期的泉州灶戶在實際上有承辦民差的負擔。一般將此視為明中期才有的現象，是州縣不遵舊制的結果，然而灶戶承擔民差更與地方戶籍登記狀況及民間利用配戶當差制優(yōu)免賦役的策略有關。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蠲免灶戶雜役，此后明王朝多次強調優(yōu)免鹽丁雜泛差役。相關規(guī)定也都傳達到了福建。萬歷《福建運司志》卷6《經制志》專設“優(yōu)免差役”一節(jié)，抄錄洪武二十七年、景泰五年灶戶優(yōu)免相關的政令、奏疏。崇禎《閩書》在記載福建賦役時也明確指出灶戶免均徭之役，而驛傳只攤派給“民米”。實際上，明中期包括泉州在內的福建灶戶都有供應雜役的責任?！督痖T志》載浯州場灶戶被編入均徭，“景泰以后，一例鹽課折納本色，有司又編入均徭。”嘉靖年間（1522—1566），士紳朱淛稱上里場灶戶被攤派解戶、驛傳之役，“民戶細行開拆，而鹽戶法難分籍，戶丁田產積少成多，解戶重差，未嘗饒免，驛傳更變，半出落綱，復與民家協辦其事?！逼翁锸考澘堤鸵嘣粕侠飯鲈顟襞c民戶一同承應民壯、驛傳等役，“又本縣遞年丁料、軍餉、民兵、落綱等差，不分軍、民、鹽、匠，諸役未嘗稍有分別，俱各一概編差?！?/span>明中期的人常稱灶戶承擔民差為“近者”之事，且將其歸因于州縣官不守法制。景泰五年（1454）兵科給事中王鉉奏曰：“洪武年間，凡灶戶之家止納稅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所以額課無虧，邊儲有積。近者，灶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鹽額，且如他人犯徒罪問發(fā)煎鹽，只辦本身鹽課，并無分外差科，其灶戶系平民點充，反加別役，雖經奏準優(yōu)免，有司妄執(zhí)不從?！薄敖摺币辉~說明王鉉認為灶與民一體當差是“近來”才有之事，其根源則是“有司妄執(zhí)不從”，即有司不遵守制度規(guī)定、政策要求。此說為后人所接受。弘治元年（1488）兩淮御使史簡奏稱：“舊例各場煎鹽灶戶一應雜泛差役派買顏料及解軍等項照例優(yōu)免……近年以來，有司多不遵守，將各場灶丁或僉點解軍等役，或小事一概勾擾。”萬歷二十一年（1593）巡按直隸監(jiān)察御史姚思仁亦云：“近者，灶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課額，雖屢經奏準優(yōu)免，有司偏執(zhí)不從，或應役而雜派肆出，或逋稅而變產輸倍，是民止一差，而灶有二差，其害一也?！比菔考澮喑执苏f。嘉靖九年（1530）潯美場灶戶士紳粘燦上奏稱：“比者有司不遵舊制，復囗［于］里甲之內派辦雜科雜役等項，蓋非祖宗所以囗［恤］鹽戶本意囗［矣］?！笔艽祟愇墨I影響，現有研究也將灶戶承擔非本分戶役現象視為明中期才有，官府不遵制度、官吏里胥作弊的表現。不可否認，地方有司在某些契機下向灶戶或灶田攤派雜役。如正德年間（1506—1521），登記在上里場灶戶戶下的、無需承辦雜役的官租就被編派均徭，由士紳黃華上書奏準罷免。然而嘉靖九年莆田知縣再次向官租征收均徭，御史朱淛和參政王鳳靈上書巡按要求罷免，但沒有成功。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除州縣不遵祖制，明中期灶戶承辦雜役更有其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原因。明初泉州多籍多役，洪武朝以降福建戶籍編審趨于形式化，戶籍登記出現固定化、世襲化現象，多籍多役現象延續(xù)到明中期。如石獅大侖蔡氏到明中期就同時擁有民、軍、灶三種戶籍。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558—1565），該族族人蔡一含編修族譜，稱“吾族入明以來應當軍、民、鹽三戶，軍、民合而為一，鹽則折而為四，其當之之法祖?zhèn)髦两癫粡U?！痹诿耖g擁有多重戶籍身份的情況下，只要這部分人同時擁有民灶二籍或軍灶二籍或民軍灶三籍等，州縣即便完全遵照黃冊登記，只對民戶、軍戶等本分役戶征調均徭、驛傳、民壯等民差，也會在客觀上導致部分灶戶有民差任務。換言之，明中期灶戶承擔均徭、驛傳、民壯之役部分源自多重的戶籍身份。而形成于明中后期的方志等文獻之所以反復強調這是州縣不遵祖制的結果，除文獻的記錄者可能不知民間戶籍登記情況外，也因為明中期的灶戶士紳等民間勢力將之視為減輕賦役負擔的一種策略。明中期，泉州鹽大戶、灶戶士紳致力于減輕賦役負擔，除利用與官吏勾結捏造丁產數額、放富差貧等途徑減少自身負擔外，還通過奏請優(yōu)免民差等方式降低灶戶的總體義務。上奏者為合理化要求，為了讓上級領導批準，有策略地將希望被優(yōu)免的役描述成是原本無需承辦卻因某些人的“不法”行為被迫承擔。浯州張敏家族的活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明史上很有名的以保護幼年朱祐樘有功獲得明憲宗寵信的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張敏，是浯州青嶼人，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入宮當太監(jiān)，而他在青嶼的家人不僅是灶戶，而且有五個軍役。張敏在得到皇帝寵信后，有謀略地解除了本族軍役、優(yōu)免浯州場灶戶雜役。成化二年（1466）開始，張敏先后給憲宗上了三道奏疏要求赦免家族的軍役，并獲得成功。憲宗于成化二年免去了張?zhí)＃◤埫糁郑┑谋?，四年又免去張?zhí)矗◤埫糁郑┑能娨?，十五年免除張益昭、張益弘、張益讚（張敏之叔）的軍役。至此，張敏家族的五個軍戶全部消除，整個家族都不再服軍役。為了讓皇帝同意廢除軍戶，張敏稱他們家族的軍役都源于被誣陷。他在首次奏請赦免張?zhí)＼娨蹠r稱張?zhí)Ｒ?/span>“正統(tǒng)間與民陳宣告爭田，一概枉問，發(fā)南京橫海衛(wèi)充軍”。成化十五年題請赦免三位叔叔軍役時則稱他們于正統(tǒng)年間“為事”而充軍。軍役全部豁除后，張敏又寫《識文》則宣稱在鄧茂七之亂期間，其叔張益彬被任命為“民兵之總”，組織百姓奮力抵抗，卻被與他們有仇的地方豪族冤枉、誣陷,導致一門五個軍役，而他和年幼的弟弟們也因此成為太監(jiān)。張敏家的軍役究竟如何產生有待進一步考證，而雖然張敏前后說辭有別，但不變的是他一直堅持軍役源于被冤枉這點。除免去自家軍役，張敏及其族人還積極減輕浯州場灶戶的總負擔。族人張益胄赴京陳狀，稱均徭屬雜役，灶戶本不需承擔，進而通過皇帝下詔自上而下地優(yōu)免浯州場灶戶的均徭之役。史載：“成化間，大戶張益胄率侄大翊赴京陳狀，詔準寬免（均徭）?！?/span>張敏家族及其他灶戶減輕賦役負擔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減免民差，他們甚至將上供物料、辦公費用等屬里甲正役的內容也優(yōu)免了，其策略亦是將其敘述為不符合舊制。明中葉，為減輕現年里甲差役負擔，福建地方官對里甲之役的征派辦法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把原來由各里甲輪流承擔的“出辦上供物料”及“支應官府諸費”直接攤派到全縣的人丁和田畝上。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沈灼推行八分法（即丁料銀）供應“出辦上供物料”，施行綱銀法，“支應官府諸費”。丁料銀和綱銀都是從里甲正役演繹出來的戶役項目，從戶役項目來源上看，灶戶需要承擔，各場灶戶也確實被攤派了。上引康太和之言就指出灶戶承辦丁料、落綱等差。然而，成化年間（1465—1487）張益胄同浯州場其他灶戶李弘謙等指出丁料銀及相關的攤派是州縣官“誤派”，要求減免灶戶辦納弓箭、緞匹（屬于額辦，由現年里甲籌辦）及其他雜泛差役的任務。嘉靖元年（1522）同安省祭陳文援引鹽戶舊制優(yōu)免雜泛差役之文，將鹽戶丁米盡數奏免。嘉靖九年，潯美場灶戶士紳粘燦要求潯美場、州場與浯州場一樣優(yōu)免各項雜役，“免其里甲雜辦與浯洲同例”，并獲得成功。經過灶戶的努力，到嘉靖朝，泉州灶戶丁、糧應辦戶役較民戶的輕。嘉靖二十一年（1542），泉州府南安縣知縣唐愛詳細對比了浯州場灶戶丁、糧與同安縣民戶丁、糧應該繳納的賦役項目，指出“民鹽二役輕重較然，每鹽丁一歲加辦鹽米三斗六升，該銀一錢八分，鹽戶買民米一石入戶，歲加辦鹽二斗五升，該銀一錢二分五厘。若民戶則每丁料銀六分、機兵工食銀一錢五分，均徭銀約該銀一錢二分，比之鹽丁歲辦已多銀一錢五分。民戶每糧一石每歲納料銀六分，驛傳銀一錢七分，均徭銀一錢二分，比之鹽戶每石歲多銀二錢二分五厘。民鹽二役其輕重不倫如此”。鑒于鹽田役輕于民田，泉州瀕海人群紛紛將民田轉移到灶戶戶下。唐愛比較了嘉靖二十一年和弘治十五年（1502）同安縣的鹽冊和黃冊，發(fā)現40年間灶戶田產迅速增加，“田畝有自弘治年間原額不上百畝，到今逐年新收條有增至三千畝者”。與此同時，民間更樂于為灶，非灶者常“冒籍”為灶，灶戶戶籍登記狀況也較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唐愛比較黃冊、鹽冊，發(fā)現“則鹽戶之異籍、分房、花分多于祖戶，而添捏躲閃情狀昭然”。戶籍登記與戶役承擔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多籍多役現象進一步普遍。三、拆東墻補西墻：民米撥補鹽課免民差
明中期，泉州戶役征調與配戶當差不符的現象，除灶戶承辦雜役外，還體現在民戶、軍戶承擔灶役上。民戶、軍戶辦納灶役，一方面源自民間多重的戶籍身份，在多籍情況下，即便鹽課司只向灶戶征調灶役，也會因為該灶戶同時登記了民籍、軍籍，而可以說成鹽課司要求民戶、軍戶承應灶役；另一方面，正統(tǒng)朝以降福建官府為解決地方鹽政、軍政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時，或拆東墻補西墻，更改地方性制度對配戶當差進行變通，或在既有戶籍體制外征收鹽課，二者都改變了役戶應當的戶役類別。本節(jié)將分析正統(tǒng)年間（1436—1449）福建官府令同安縣民戶繳納鹽課免民差之舉，及其對戶籍戶役體制的影響。正統(tǒng)年間，泉州四個鹽場都出現鹽商不愿意報中、鹽引積壓于鹽場的現象。與此同時，福建衛(wèi)所則面臨軍屯敗壞、官兵月糧無出的問題。為了解決鹽政、軍政問題，正統(tǒng)八年（1443），福建布政司孫昇奏請將泉州四場鹽課折米，鹽折米繳納鹽場附近衛(wèi)所官倉，最終朝廷批準了潯美、州二場每年應納額鹽的七成折米，三成繼續(xù)征收本色鹽課，浯州場鹽課全部折米，惠安場依舊征收本色鹽課。正統(tǒng)十二年，潯二場三成的本色鹽課也全部折米。兩次鹽課改折的折例一致，都是每鹽一引折米一斗，改折后的鹽課稱鹽折米或引米，由鹽課司負責催征，由灶戶解送鹽場附近的衛(wèi)所官倉交納，具體而言，潯美場鹽折米輸納與該場鹽課司同在晉江二十都永寧的永寧衛(wèi)、州場鹽課輸納與該場同在晉江圍頭灣東岸的福全守御千戶所、浯州場鹽課則輸納與該場同在浯州島的金門守御千戶所。繳納衛(wèi)所官倉的鹽折米成為衛(wèi)所倉糧，由泉州府通判，晉江縣、同安縣縣丞等負責提調、發(fā)放給相應衛(wèi)所官兵，充當月糧。福建布政司將潯浯三場鹽課改折的同時，還在確定納課主體方面進行了努力。潯二場鹽課仍由各場灶戶承辦，而浯州場鹽課除灶戶應辦外，布政司還令同安縣鹽場地區(qū)以外的民戶繳納。究其原因是浯州場灶戶無法提供足額鹽折米。一方面，明初以降，浯州場灶戶逃亡，辦納鹽課的丁、產不足，另一方面，該場所在的浯州島、烈?guī)Z島不適宜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島上所產糧食難以滿足島民日常所需，遑論用以繳納鹽課。福建布政司令同安縣民戶代為繳納，史載“又因浯州丁糧不敷分受，將上都糧戶撥補，湊足受鹽之額”，又載“又將折米，每丁受三斗六升，田糧每石科受二斗五升，其原額有不足數者，將上都撥補，以足其數，此正統(tǒng)九年之法”。在明代同安縣相關文獻中，“上都”一詞常與浯州或浯州場相對，當是浯州、烈?guī)Z等島嶼之外的同安縣大陸地區(qū)的都圖,“上都糧戶”則是在戶籍上登記為民籍且承擔同安縣民差之人。根據配戶當差制的規(guī)定，上都糧戶只向泉州府縣負責，承應府縣里甲正雜諸役，無需辦納鹽課。福建布政司令其撥補引米，實質上是讓他們辦納鹽課，服灶役，若不減免其民差，必然加重其賦役負擔，引起不滿和反抗，甚至引發(fā)社會不穩(wěn)定，且配戶當差制下繳納鹽課的灶戶無需承擔民差，因此，福建布政司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免去他們在州縣方面的雜役。這部分民戶丁產成為“不編差”，即不編民差的丁產。此做法在不改變戶籍登記的情況下，變更了役戶應對的役別，部分民戶因此承辦灶役而免民差。民戶辦納鹽課誠然不符合配戶當差制，不過，福建布政司此舉的目的不是反對配戶當差制，具體操作也未違背配戶當差制下的制度原則，而是在堅持該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變通執(zhí)行，將部分登記為民籍的戶在戶役征調的具體操作中等同于灶戶，按照灶戶的戶役制度要求相應民戶。令民戶辦納鹽課的做法說明，正統(tǒng)年間福建布政司仍以既有戶籍登記為戶役征調的依據，只是改變了部分編戶應承的戶役種類，而免民差之舉則說明福建官員考慮戶役征調時仍受配戶當差制度框架影響，將灶役等同于民差，編戶承擔一種戶役則免另一戶役。是舉從地方制度上改變了鹽課來自灶戶、民戶服里甲雜役的戶籍賦役制度，使得浯州場鹽課既來自灶戶，亦來自民戶，而同安縣民戶應當戶類類型也出現分化，部分民戶依舊承擔民差，部分則雖為民籍但承辦鹽課，出現“邇年以來，以上都之米有編差不編差之異，而紛紛之議起焉”等問題。改革得以實現，源于以下因素。其一，布政司能夠讓民戶承擔鹽課，鹽課完納方式改革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制度因素。鹽課改折改變民間完納鹽課的方式，不管民間是否生產食鹽，只要擁有糧食就可完成鹽課，因此從制度邏輯上看，灶籍與灶役得以分離，灶戶可以不制鹽，而民戶、軍戶等非灶戶人群也能辦納鹽課。由于只要民間繳納米糧，鹽課則可發(fā)揮其貢賦作用，因此灶籍與灶役可以分離，而福建布政司則是對此的利用。其二，改革對運司、都司和布政司三套機構都有利。由于潯美等三場改折之后，鹽折米由鹽課司征收，并存留地方，輸納泉州沿海衛(wèi)所官倉，充當鹽場附近的永寧衛(wèi)、福全守御千戶所及金門守御千戶所等衛(wèi)所官兵月糧，因此讓民戶繳納鹽課，鹽課司得以完成鹽課，而金門守御千戶所也有了穩(wěn)定的軍餉來源。改革對運司、都司系統(tǒng)都有利，相應官府必然支持。讓部分民戶繳納鹽課免民差，直接導致同安縣部分民差無著落，從這個層面看改革對同安縣不利，然而改革卻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對其有利，即布政司、泉州府、同安縣有管理金門所糧倉、為金門所官兵發(fā)放月糧的職責，有利于金門所尋找穩(wěn)定的軍餉來源。特別是在朝廷努力重整福建沿海衛(wèi)所，并派遣大員前來整頓的情況下，剛獲得都司衛(wèi)所管理權的布政司，為沿海衛(wèi)所尋找穩(wěn)定的軍糧是其政績的重要表現，因而福建布政司積極促進此改革。上述在不改變戶籍登記的情況下讓役戶承擔非本分戶役的做法，是在既有配戶當差體制下，拆東墻補西墻，以滿足某種戶役需求的做法。此做法在明中期各地較為普遍。明中期，各鹽區(qū)多有鹽課征收不足的問題。明初以來統(tǒng)治者解決這一問題的慣用措施是讓罪犯生產鹽來補足鹽課，然而，鹽課征收不足的問題仍時常發(fā)生，各鹽區(qū)因而設法令非灶戶承辦鹽課，這些做法甚至獲得朝廷的贊同。弘治七年（1494），朝廷有條件地準許從鹽場附近的民戶僉補灶丁，“灶戶死絕充軍者，即以本場新增出幼空閑人丁撥補，如無，方許于附近民戶僉補”。正德三年（1508），兩浙鹽區(qū)直接讓民戶繳納部分鹽課，“正德三年，沿海富家言水鄉(xiāng)蕩價內白塗銀無征，遂割民間已入黃冊科鈔分補不足，再加縣糧耗米包補，謂之白塗蕩價，自是民戶歲代各場補納鹽課矣”。正德至嘉靖年間，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所轄富國、永阜、豐國、寧海等場灶戶逃亡，灶田由民戶承佃，故官府讓承佃的民戶繳納鹽課。如嘉靖元年，御史鄭光琬題“豐國場逃亡灶戶遺下鹽課灶地坐落山東武定州利津等縣，民戶承佃，該鹽課八百四十八引二百三十四斤零，乞照永阜等場事例，將各州縣佃地人戸辦納折色銀兩解部。尚書孫交覆準”。屬于河東都轉運使司的山西蒲州府臨晉縣也有類似的情況，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公知臨晉縣“民戶與鹽戶半，而鹽戶苦重役，佃鹽戶地者身受二役。核而均之，比要至今為律”。除讓民戶承擔灶役，配戶當差制度框架下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還體現在讓灶戶承擔民差上。在兩浙鹽區(qū)，鹽課全面折銀后，除蕩課仍由鹽課司征收之外，水鄉(xiāng)灶戶原需向鹽課司繳納的鹽課，由松江知府樊瑩于成化二十二年建議，改由州縣催征，再繳納運司，與此相應，水鄉(xiāng)灶戶“還入民伍當差”。簡言之，明初以降許多鹽區(qū)都面臨鹽課征收不足的問題，而在不改變戶籍名色等戶籍登記的前提下，改變部分役戶的戶役內容成為各鹽區(qū)普遍采用的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此辦法并沒有放棄配戶當差制，只是在配戶當差的制度框架下進行變通，但戶役的征調在客觀上不再依據配戶當差制。四、另起爐灶：坵盤稅征收與民、軍供應鹽課
上述讓民戶承辦鹽課的做法是在原有的戶籍體系下設法解決鹽課征調不足的問題，而嘉靖、萬歷年間泉州對“私鹽”生產環(huán)節(jié)征稅的具體操作則是在戶籍體系之外尋找更多賦役來源的體現。嘉靖中后期，福建地方財政面臨兩個問題：其一，隨著里甲之役和均徭之役這兩種徭役轉化為財政的形式，地方財政管理體制逐漸形成，且逐漸定額化，一條鞭法后，各級地方政府完全失去了財政收支的自主權。其二，當時福建沿海倭盜之亂頻發(fā)，平定動亂、加強瀕海地區(qū)治理需要大量經費，然而當時朝廷財政緊缺，連官俸、邊餉、官軍月糧等日常財政支出都成問題。為滿足國家與福建地方的軍餉需求，戶部郎中錢嘉猷前往福建、廣東清理鹽法。嘉靖三十三年（1554），錢嘉猷抵達福建，泉州知府董漢臣、推官袁世榮就如何整頓泉州鹽政、增加鹽課收入提建議，其中有一項是向在“舊額”以外的鹽埕上生產的食鹽征收鹽課，其曰：“其各場私設鹽埕不在舊額內，亦宜盡數查出，一例納課，每鹽一引比照折米事例，加倍起科。該場籍記征納，以增課程，庶得適均。如有不愿輸辦，就行掘毀，不許開曬?！庇伞案鲌鏊皆O鹽埕不在舊額內”一句可知，“舊額”鹽埕是在官府相關冊籍上有登記、獲得官府認可、有案可查的曬鹽地。雖然嘉靖朝灶戶在“舊額”鹽埕上所產食鹽沒有輸納官倉，但是從制度上是納過稅的。明初灶戶生產食鹽、以所產食鹽納課，正統(tǒng)八年以來灶戶制鹽應納鹽課折米，弘治、嘉靖朝逐漸折銀，鹽折米或鹽折銀都攤入灶戶丁、糧中征收，因而“舊額”鹽埕所產已納課?！芭f額”以外的鹽埕則是沒有在官府備案、民間私設的食鹽生產地。實際上，正統(tǒng)朝鹽課改折以后，泉州場大使放松對鹽場地區(qū)食鹽生產的管制，瀕海人群紛紛砌筑鹽埕曬鹽，場官沒有對此進行限制，亦無課稅。因此，董漢臣建議區(qū)分鹽埕種類，分別對待，對在尚未征稅的非“舊額”鹽埕上生產的食鹽征稅?！懊葵}一引比照折米事例，加倍起科”，即在私設鹽埕上生產的食鹽按照潯浯三場鹽一引折米一斗、每斗折銀五分的則例征收鹽課。催征權歸鹽課司。戶部允準并要求對私設鹽埕所產食鹽所收的鹽課解部，“其各場私設鹽埕起科納課，每年所增課銀，同上里等場課銀一并依期解部，接濟邊儲”。然而，泉州灶戶士紳反對董漢臣的改革，“邑人吳從憲言諸當道，悉尼不行”，因而該法在萬歷初年被新制度取代。萬歷初年，倭寇、海盜、山賊依舊擾亂地方，國家財政仍然吃緊，需要增加財政收入。當時的福建巡撫劉堯誨既要滿足朝廷的財政需求，又要福建尋找平定動亂所需軍餉。他一方面奏準將契稅銀、船稅、木稅等留作軍餉，一方面于萬歷三年（1575）奏準設置漳泉分司，派遣運同駐扎，職掌泉州、漳州二府鹽政，以加強對漳泉二府鹽政的控制，增加鹽稅，同時要求對泉州四場私設鹽埕采用新的辦法收稅：“惟潯美等四場鹽坵如系舊額煎曬地畝，仍歸灶戶，或系新漲海灘及民糧田畝，應合委勘，分別照依漳、詔二縣事體，一例征課?！彼^“漳、詔二縣事體”是指漳州府漳浦縣、詔安縣向曬鹽坵埕征收鹽坵稅的事體。明代漳州未設鹽場，不過漳浦、詔安等縣瀕海人群筑埕曬鹽，嘉靖二十六年為了彌補浮糧，在巡按御史趙孔昭的指揮下，漳州府經歷虞希范到漳浦縣勘丈鹽坵，并確立了按照鹽坵面積大小征收稅銀的政策。所收稅銀386兩2錢有奇，稱為“鹽坵稅”，由漳浦縣隨糧帶征。此后，詔安縣仿照漳浦縣征收鹽坵稅129兩零。劉堯誨要求泉州效仿漳、詔二縣事體，對私設鹽埕勘丈、科稅。泉州四場按要求勘丈、測量曬鹽坵盤，并確定了征收則例。其中，浯州場“將曬鹽坵盤分則清丈，每方一丈，上則六厘，中則五厘，下則四厘，共征稅銀八十六兩”。與漳州不同，此項稅在泉州稱“坵盤稅”，在浯州場征86兩，潯美場征50兩3錢有奇，州場征35兩7錢有奇，惠安場征27兩9錢有奇。朝廷要求泉州“其四場鹽坵不系灶戶額地，私自開曬者，委官逐一勘量，分別照例科稅，與各場額課，漳、詔二縣鹽坵稅銀，俱聽運同督征、掣取、通關、繳報”。萬歷八年（1580），漳泉分司因“課稅無幾，實為煩贅”被裁革，而坵盤稅作為一個獨立的稅目被保留下來，由鹽場征收，“贅之以場官，重之以總催”，由泉州府海防同知督征、掣取、通關、繳報，“行令漳泉各海防同知帶征”。坵盤稅成為四場“辦鹽場額”，被視為鹽課的組成部分，“坵折即灶課也，鹽田所納錢糧謂之鹽折，埕所納錢糧謂之鹽坵”。坵盤稅征稅與嘉靖年間董氏之法都是對泉州“私曬”食鹽行為征收鹽課，不同的是后者對產品征稅，而前者對土地征稅。二者也有相似之處，都放棄明初按照戶籍名色攤派戶役的原則，在配戶當差制之外擴大稅源，坵盤稅雖是對土地征收的稅，看似與役無關，卻透露出明代賦役制度的某些變化。關于明代的土地，學者們已經指出其與戶籍、土地、戶役關系密切。一方面，土地附屬于人口。王毓銓指出土地與籍別不可分割，土地是為役戶執(zhí)行本分差役而給予或允許其“管業(yè)”的，一般的土地叫“當差田”“行差地”。具體而言，民籍的土地叫民田，軍籍的土地是軍田，灶籍的土地為灶田。不同籍別的土地用于供應不同的役，民田當民差（里甲正役和雜役），軍田當守御之差，灶田當煮鹽本，不同戶役的田土上的差役輕重有別。另一方面，賦與役不是截然獨立的，而是賦中有役，役中有賦。梁方仲指出：“若從明政府方面來說，初時所定的等級丁稅，原非純粹對丁所課之稅，因為它也以田來作課稅的標準的，我們可以說它是役中有賦；及行一條鞭以后，田賦也就不再是純粹對田所科之賦，因為必須承受役的負擔，所以是賦中有役?！泵鞒跻越等莸膽艏⑼恋?、戶役亦如此。泉州不同籍別下的土地應當戶役項目不同，從前引南安縣知縣唐愛的文字可知嘉靖年間灶田應納鹽課銀，而民田則需承辦均徭銀、機兵、料銀。而鹽課作為灶役的一部分，明初以降就帶有賦的成分，起初灶戶應納鹽課額由戶下丁產共同決定，后來鹽課改折，鹽折米、鹽折銀都攤入灶戶戶下丁、田征收，或同安縣民戶丁田，灶戶每戶應納鹽課額由丁、田分別決定。灶戶田產應納白銀中包括鹽課之役的役銀。坵盤稅的征收則在實際上突破了上述戶籍、土地、戶役之間的關系。一是坵盤稅只問土地用途，而完全不管土地所有者或利用者的戶籍屬性。“私設鹽埕”者和利用“私設鹽埕”曬鹽的人除了灶戶外，還有軍戶、民戶等非灶籍人群。泉州地方有司及運司相關官員對此十分了解，連戶部郎中錢嘉猷都清楚，他指出“其非灶丁者又皆曬有私鹽”。而用于私曬的土地戶籍屬性亦復雜，“或系新漲海灘及民糧田畝”?！靶聺q海灘”是尚未登記入籍、無戶籍屬性的海邊灘涂；而“民糧田畝”則是已登記在民戶或軍戶戶下承擔民糧的土地。然而，不管土地占有者或使用者擁有何種戶籍身份，只要用于生產食鹽，就被要求繳納坵盤稅，成為鹽課的課稅客體。二是雖然坵盤稅與明初的賦役項目一樣，在征收環(huán)節(jié)上都與地方人戶發(fā)生關系（最終都由地方人戶來承擔），但是在計稅環(huán)節(jié)與人戶無關。明初賦役是問“戶”求賦，“戶”是課稅主體也是課稅客體，戶下人丁、事產共同確定了賦役輕重，而坵盤稅在計稅環(huán)節(jié)并不考慮鹽埕、鹽坵所有者及經營者的人丁狀況。坵盤稅的課稅客體不是“戶”，也不是人丁、田糧之和，而是土地本身，課額直接與土地掛鉤，由坵盤的面積、等則決定。因而，坵盤稅的繳納者除灶戶，還包括民戶、軍戶等其他戶籍人群，被要求繳納坵盤稅的鹽埕的戶籍屬性也復雜多樣。而福建官府也沒有免去坵盤稅、鹽坵稅繳納者其他戶役，因而，有史料記載到“況漳泉曬丁不同江浙，江浙之灶戶凡灶丁灶田俱免差徭，閩之曬丁與民一例當差，方丈之丘而征銀至三分，后且增至數錢”。坵盤稅的征收原則和邏輯與之前賦役征調完全不同，說明了嘉萬年間的統(tǒng)治者擴大稅源的思路超越配戶當差，試圖在既有體制外不考慮戶籍、單純對土地用途征稅。統(tǒng)治者不再考慮戶籍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原因：其一，在明初親身應役和實物財政中，不管是國家還是地方都無財政預算，官府根據需求隨意向民間攤派，而隨著各種賦役項目的定額化、折銀化，官府難以在既有戶籍戶役體制中獲取更多財政收入以滿足突發(fā)性財政需求。因而，地方官府只能轉向體制外尋找新財源。其二，官府征調戶役所依賴的黃冊登記，到明中期與實際不相符合，“版籍久闕”，按照黃冊的賦役征調容易在社會上引起爭執(zhí)和騷擾。其三，民間利用既有戶籍體制套利，除了灶戶設法優(yōu)免差役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套利。萬歷《泉州府志》就記載到：“田土在民間有券契，官司有冊籍，券契可偽作，冊籍可弊改，而巨豪宿猾率表里舞文據為左驗所由來日久，或告開墾，或告受產，其名可喜，而弊竇爭端伏焉。”在此局面下，地方有司等負有增加財政收入任務的官員在既有體制外尋找財源，這樣可以避免既有體制的束縛。而該兩法都獲得朝廷批準，說明明中期朝廷也接受鹽課不出自灶戶的做法，由此可知役因籍異，灶役出自灶戶的觀念到明中期已然淡化，在既有財政收入制度之外尋找新財源成為統(tǒng)治者認可的做法。五、結語
綜合上述，配戶當差制并非明王朝一貫的戶役制，在某些地區(qū)，配戶當差制的運作也早在明初偏離制度規(guī)定。在福建泉州，雖明初在配戶當差制下登記了各色戶籍，規(guī)定各色役戶承擔本分戶役，但民間仍是多籍多役。多籍多役使得不管州縣還是鹽課司，即便都遵守制度，只向各色役戶征調其本分戶役，也會出現役戶承擔非本分戶役的現象。這是明代泉州地方灶戶承擔民差，而民戶、軍戶承辦鹽課等現象產生的不可忽視的原因。而在洪武朝以降，戶籍編審趨于形式、黃冊上的戶籍登記固定化的情況下，地方各官府為了解決具體時空下鹽政、軍政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不得不靈活運用甚至繞開配戶當差制。正統(tǒng)年間，福建官府為處理鹽課積壓及沿海衛(wèi)所缺乏軍餉等問題，在保持戶籍登記不變的情況下，變通配戶當差制，拆東墻補西墻，令同安縣民戶納鹽課免民差，在地方制度層面上改變了戶役攤派的原則與做法。嘉靖、萬歷年間，為了滿足國家的白銀需求及福建地方平定倭盜所需軍餉，福建官府在既有戶籍戶役體制外尋找稅源，其中向用于生產“私鹽”的土地征調坵盤稅的做法，突破明初以降戶籍、土地、戶役三者之間的密切關系。這種不考慮戶籍、只問土地用途而征稅的做法，使得民、軍等任何名色的戶籍人群都可能納鹽課。經過上述改革，到明末，福建鹽課征收依據及納課主體的戶籍名色都具有多樣性，配戶當差與非配戶當差并存。既有明初確定的籍與役之間的對應，即灶戶承辦灶役，也有正統(tǒng)朝以降出現的籍與役之間的不對應，即非灶戶群體承擔鹽課。后者有民戶繳納鹽課免民差，也有民戶繳納鹽課不免民差之分。而民與民差、灶與灶役、軍與軍役之間并非單線的簡單對應，而是多線的復雜對應。促使明代泉州戶役攤派演變的直接原因是福建官府面臨鹽課、軍餉或州縣賦役等方面的不足，他們通過重新確定鹽課、軍餉或州縣賦役的納課主客體來獲取所需，而其深層次機制則是配戶當差制本身及其運作中出現的矛盾。在配戶當差的制度設計中，人戶以籍為定，役應籍異，國家和地方官府需要什么戶役則編僉相應的役戶，且戶籍不得隨便變更，戶役世襲。此規(guī)定有著難以解決的矛盾——國家和地方官府所需要戶役因時因事而異，因而按照制度規(guī)定黃冊上登記的戶籍名色需要因事變更，然而制度又規(guī)定役戶、戶役世襲，不得隨意變更。當然，從邏輯上看，官府可以通過將更多的無籍者編僉為所需役戶，解決新需戶役。然而，洪武十四年以后，各地戶籍編審形式化、黃冊登記固定化，因而出現變動的戶役需求與僵化的戶籍登記之間的矛盾。此矛盾是明初以降戶籍戶役方面許多問題產生的根源，也是明代諸多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在泉州，不管是正統(tǒng)年間令民戶繳納鹽課免民差，還是萬歷年間在既有戶籍戶役制外尋找稅源，都是在此矛盾中調適的結果。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19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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