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筆者對杜甫與安史之亂相關的行跡頗為關注，偶有所得，現(xiàn)略作考論如次，以就教于方家。一、與房琯布衣之交的可能性兩唐書皆載杜甫與房琯有布衣之交，從而斷定杜甫疏救房琯是出于私交的情誼。這樣的結(jié)論對于尊杜者似乎有些刺眼，于是就有人否定這一結(jié)論賴以產(chǎn)生的基礎——杜甫與房琯的布衣之交。杜甫疏救房琯的動因是否包含著私交的情誼，我們姑且拋開，單就杜甫與房琯的布衣之交這一事實來說，是不能輕易否定的。 考房琯，仕前曾與呂向于陸渾伊陽山中讀書10余歲，開元12年以獻《封禪書》授秘書省校書郎，調(diào)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22年，拜監(jiān)察御史，后仕宦綿亙。假定房氏“無幾去官”在開元13年，22年房氏已拜監(jiān)察御史，則此前起碼應經(jīng)過一考之顯績前職，假定此職任期滿秩4年，則拜職當在開元18年。故房氏與杜甫為布衣之交約在開元12年以前，或13~18年之間，在這些時段中，房氏可能仍然主要住在陸渾。 考杜甫，幼年喪母，寄養(yǎng)洛陽二姑處，且杜家之莊園、祖塋皆在偃師、陸渾一帶，洛陽、陸渾當皆為其游處之所。杜甫有詩《壯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撀湫r輩，結(jié)交皆老蒼?！倍鸥?4歲在開元13年，“脫落小時輩，結(jié)交皆老蒼”并非虛言，“斯文崔魏徒”句下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仇注：“《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短茣罚骸颀埲辏赔吖軜房疲簡⑿募暗?。’［1］”崔、魏二人官居刺史，可見頗有年紀。又杜詩《江南逢李龜年》曰：“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甭勔欢喟丛疲骸搬醴?，崔滌，并卒于開元十四年，則公始逢李龜年，在是年以前……公天寶前，未嘗至長安，其聞龜年歌，必在東都。［2］”可見，早在開元十三、四年，十四、五歲的杜甫就與當時洛陽一帶官場的長輩結(jié)交，而房琯當時只有近30歲，杜甫與他的布衣之交是符合自己交游風范的，而且二人結(jié)交更有著地緣上的便利。二、去成都赴梓州的原因杜甫去成都赴梓州的原因，他曾有詩云：“昔去為憂亂兵入”（《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五）》），“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似乎完全是為了避亂，其實并非如此。按嚴武寶應元年6月入朝，以高適代成都尹、西川節(jié)度使。徐知道7月反，8月即為部將李忠厚所殺，局面已大體得以控制，此時，杜甫比較合乎情理的做法應該是回成都依高適。事實上，杜甫作過這樣的試探，他此時有《寄高適》詩云：“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為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樽?！笨梢姡幸鈿w成都。然而，公竟流寓東川，可能與高適的心境有關。高適方代嚴武職，屬下兵馬使徐知道就鬧起獨立王國的嚴重事件，高適自然覺得很穢氣；而且，當時高適軍政事務繁雜，未必有心事顧及杜甫的文字應酬。 即便后來心力可及，他也未必支持杜甫歸成都，因為高適并沒有打算長期節(jié)度西川。翌年2月，他就向朝廷提出請求云：“復愿更征英彥，俾付西南，許臣暮年歸侍丹闕”（高適《謝上劍南節(jié)度使表》），要求朝廷擇彥自代。 此后，高適雖說仍鎮(zhèn)成都1年，而杜甫的不歸成都更多了一層原因，即對高適防御吐蕃能力的不信任。陳貽焮先生以杜甫《東西兩川說》與高適《請減三城戍兵疏》對比，見出高適與杜甫在防御吐蕃方面的戰(zhàn)略觀點是對立的，高適認為西川邊鄙乃無人之鄉(xiāng)，當消減防御，而杜甫主張應加強防備；此論信實可從［3］。杜甫既然否定高適的防邊戰(zhàn)略，則他的不歸成都就容易理解了。后來高適守邊失利，失松、維、保三州，杜甫寫了幾首詩，婉含著對高適的批評。 郭沫若以為杜甫的不返成都是由玄肅之間的政權斗爭決定的，高適是肅宗一邊的人，杜甫靠近玄宗，故二人難以共處，還認為杜甫對高適是不滿意的，流寓梓州時還寫詩諷刺他。此論恐未切實。此時早已是代宗在位，代宗對待玄、肅之間的恩恩怨怨，頗兼容，高適何必執(zhí)偏。實際上，杜、高二人的感情并沒有什么裂痕，二人交契頗久，公寓蜀得適接濟，適以嚴武代還后，公寄詩《奉寄高常侍》表達遙念之切云：“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適亡，公作詩《聞高常侍亡》云：“致君丹檻折，哭友白云長。獨步詩名在，只今故舊傷?！笨梢娡聪е?。第6期李利民：杜甫事跡略考四則
武漢工程大學學報第30卷
三、入嚴武幕府的具體時間杜甫參嚴幕軍事，具體時間素未詳，黃鶴據(jù)公詩《揚旗》題下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僅斷定廣德二年六月杜甫已在嚴府中，至于具體的入幕時間，仍付茫然。今按：杜甫有二詩如下：《嚴鄭公階下新松得沾字》云：“弱質(zhì)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侵玉帳，疏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沾。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檐。”《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云：“綠竹半含籜，新稍才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凈，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云長?！庇^題目、意象、主旨，當同時所作。黃鶴系二詩于廣德二年秋，學者皆宗之。然細審二詩則知，此編未妥。“弱質(zhì)豈自負，移根方爾瞻”云云，知公方入府。黃鶴訂此詩于秋時，蓋依“虛蒙清露沾”一句，私意認為黃氏解“露”過窄。露，一種習見天氣物象，長年多見，不得但屬之于秋；其常見引伸之義就是沾潤恩澤，如《國語·晉語》云“是先王覆露子也”［4］，《漢書·嚴助傳》云“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5］”公正以此意入詩?！熬G竹半含籜，新稍才出墻”云云，正春末夏初物候，焉得訂于秋。又觀公入府前在草堂所作詩《絕句四首》云“堂西長筍別開門”，“因驚四月雨聲寒”，物候與上詩相合，則知公離草堂入嚴武幕府在4月。四、離蜀的時間和直接原因?qū)τ诙鸥﹄x蜀，歷來多以為嚴武卒，公無依靠，故離去。此說宗《舊唐書》，而《舊唐書》何所自，已無從考之。蒲起龍略陳異說，“公于嚴交誼何如，豈有在蜀親見其歿，無一臨哭之語見于詩者。且此后去蜀諸詩，亦絕無嚴卒始去明文也。愚意公之去，在四月嚴未卒時。［6］”時賢陳尚君先生《杜甫為郎離蜀考》一文接力浦說［7］，提出了更多且有力的證據(jù)，認為“杜甫離幕后，嚴武奏請朝廷任命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主張杜甫在嚴武卒前離開成都。杜甫去蜀原因，頗費思量，若言其于嚴武卒后去，不當無臨哭之語；若言其于嚴武卒前去，無意依嚴，無意留蜀，他何以要在春間離蜀前營屋；若言其以郎官赴召，他何以在出蜀途中一路盤桓留滯。筆者認為，陳尚君先生的論證較為合情合理，在此，結(jié)合陳先生的主要觀點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一）辭嚴幕的直接原因歷來學者，并不將杜甫離蜀的直接原因與他辭嚴幕的原因聯(lián)系起來?，F(xiàn)在，筆者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考察，亦不失為支持陳先生觀點的一層新思路。杜甫離開嚴武幕府，有著志屈、位卑、衰病等方面的原因，但筆者認為這都不是直接原因。杜甫的恤民之“襟抱”雖然沒有在嚴武治蜀中得到較好的踐履，但在外擾內(nèi)攘相交迫的蜀地，嚴武力鎮(zhèn)邊鄙、威凌方面的功績則是很顯著的，而這可以說是杜甫更重要的“襟抱”（參杜甫《東西兩川說》）。言杜甫以屈志而去，理由不算充分。說到杜甫在嚴幕之中的地位，嚴武一開始就是以幕僚的規(guī)格請他參謀軍事的，杜甫接受了；況且充節(jié)鎮(zhèn)幕僚在當時不失為士子尋求政治出路的有效路徑，言杜甫來以幕僚，去以幕僚，不大合乎情理。 杜甫居蜀，身體一直不佳，但從他的具體生活情形來看，如果認為他被衰病纏得連署務也不能辦理，從而離開嚴幕，也言重了。 筆者認為，是杜甫在嚴武幕府與同僚爭位而遭到失敗的經(jīng)歷，直接導致了他離開嚴幕。杜甫才高，得府主恩遇，又希望遷升，難免要與同僚發(fā)生抵牾。杜甫與同僚之間不協(xié)，個中情形不詳，但合觀幾首相關的詩作，似乎可以做幾分推測。《莫相疑行》云：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冻嘞鲂小吩疲嚎兹肝粗Ｓ薪?，渴飲寒泉逢抵觸?！刑院訃橈w燕，銜泥卻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wèi)莊見貶傷其足。老翁甚莫怪少年，諸葛《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度嵢吩疲焊唏R勿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其一）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diào)。名利茍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其三）《絕句三首》云：謾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掉魚船。合觀諸詩，似乎是說同僚之中有一個陽奉陰違之徒，好爭名奪利，與杜甫搶奪某一職位，肆力行事，擊敗了杜甫；杜甫自視磊落，不屑與爭，故以一笑哂之。不難想見，在這次爭奪中，嚴武即便心里想回護杜甫，但人在官場，不得不依政治理性行事。杜甫敗此一役，受了傷害，甚至有些嗔怪嚴武，如《三韻三篇》云：“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掛席集眾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彼坪蹩畤@嚴氏無大氣魄不得用己之高才。可見，這次經(jīng)歷使杜甫在嚴幕中的處境變得緊張而尷尬起來，很可能是杜甫辭幕的直接原因。（二）受郎職而離蜀杜甫離開嚴幕后，原打算幽居草堂，故營屋［1］。嚴武因前事覺得愧對賢友，于是奏請朝廷授杜甫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到準諾，杜甫遂離蜀入京。相應地，這里涉及到三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前人撰寫的絕大多數(shù)杜甫譜傳所敘嚴武為杜甫同時奏請郎幕二職，杜甫以工部員外參謀嚴幕軍事的說法是不符合實情的。陳尚君先生論此頗詳，請參閱。第二，杜甫是在嚴武卒前離開成都的。蒲起龍以不當“無一臨哭之語”對武死出走說提出質(zhì)疑，陳尚君從時間之促迫、嚴武卒后蜀中之人事安排等方面論證了杜甫不可能在嚴武卒后迅速離蜀。另外，筆者認為，觀杜甫夔州《八哀詩·贈左仆射鄭國公嚴公武》的內(nèi)容，憶生質(zhì)才品，紀扈從兩宮，述協(xié)贊恢復，敘歷任始終，頌治蜀功德，傷籌邊未竟，頗似一篇初悼祭文，尤其“炯炯一心在，沉沉二樹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zhuǎn)荊衡”幾句，從起病到逝世再到歸葬，更似初祭內(nèi)容；若公離蜀在嚴武卒后，則這些話都應該在成都早已說出。第三，杜甫既然因受詔而離蜀赴京，他為何離成都以后沿途盤桓呢？筆者認為，杜甫動身不久，即聞嚴武噩耗，可能覺得失去倚重，擔心回京受逼側(cè)，加之體弱多病，故沿途逗留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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