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隱身流浪客
明朝中后期遷民的原因與記載
明朝洪永年間經(jīng)過移民墾荒，生產(chǎn)恢復，社會安定，政權鞏固，社會經(jīng)濟與人民生活趨向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長，大約六、七十年后，明朝社會出現(xiàn)了衰敗現(xiàn)象，政府一面號召繼續(xù)墾荒，一面又繼續(xù)出現(xiàn)拋荒的惡性循環(huán)。筆者認為逃戶流民大量的出現(xiàn)，并長時間往復循環(huán)直至明最后一朝，不可能都回流到本鄉(xiāng)，這是明朝人口大動蕩趨向新的人口分布又一種遷民形式。不探討這一問題對明朝遷民研究是不完的。
此次遷民大調查中，河北、山東、河南、陜西等省遷民后裔大約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為明朝中后遷民與建村。如定陶縣洪洞遷民396戶中統(tǒng)計，洪武年241戶，建文年2戶，永樂年100戶，洪熙年1戶，宣德年4戶，正統(tǒng)年2戶，景泰年7戶，成化年11戶，弘治年3戶，正德年1戶，嘉靖年3戶，萬歷年9戶，崇禎年9戶，以上有50戶是洪熙年以后遷來的，占洪洞遷民總戶數(shù)的百分之十五多一點。這種情況各省各縣都有，絕不是個別現(xiàn)象。為什么會出現(xiàn)明朝中后期遷民，這和流民逃戶，以及政府反復號召移民墾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先看看明朝流民逃戶的情況，再看一看明中后期歷朝號召墾荒與形成逃戶流民的原因。
明朝的逃戶和流民無論從人數(shù)行業(yè)和流串范圍都比元朝要嚴重的多，雖然沒有完整的資料，但從歷史文獻零散的記載可知概貌。宣德三年保定和南陽地區(qū)有流民達10余萬，宣德五年河南有逃民115600余戶，正統(tǒng)元年還編了“逃戶周知冊”。正統(tǒng)三年就有逃亡士卒達120萬人，工匠也有逃民4000余人。正統(tǒng)四年還增加詔撫山東、山西、陜西、湖廣等省的逃民官吏，正統(tǒng)五年山西流民就達3萬4千余戶。真定、太原有逃民36600余戶。正統(tǒng)十年山西、陜西河南省流民達20余萬。
景泰元年政府逮回逃匠34800余人，到景泰四年又征逃匠38000人。
成化元年，荊襄地區(qū)逃民4萬余人起義，被鎮(zhèn)壓后至六年此地又有逃民起義。成化七年此地逃民增加到90余萬。弘治十八年，荊襄地區(qū)仍有流民23萬5千余戶，達73萬余人。正德五年四川流民入陜西、湖廣。由于這些逃戶流民使各地墾熟了的荒地又荒蕪起來。成了明朝社會經(jīng)濟上一個重要問題，促使明朝反復號召墾田，直到最后一朝。根據(jù)續(xù)通典、“續(xù)通考”等文獻記載明中后期號召墾田至少有14次。
(1)正統(tǒng)三年，英宗詔凡各處人額納糧田地不堪耕種另自開墾補數(shù)者，可不重新起科。
(2)景泰二年二月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勘農，授民荒田可貸牛種。
(3)景泰三年，令浙江布政司，丁多田少者之人，開墾田地，原系稅額者，三年后可仍納本等稅糧。
(4)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墾無額田地及原佃種荒田地土者，從輕起科。
(5)成化二十一年，令遼東地方軍人有新開土地者分上中下三等起科。
(6)弘治二年令順天等六府入官田地，俱撥于附近無田小民耕種起科，每名30畝。
(7)嘉靖六年令各處拋荒田地，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匠盡力耕墾，永為已業(yè)。
(8)嘉靖八年令陜西拋荒田最多之州縣分三等，第一等召募墾種免稅三年，第二種許諾諸人承種三年稅后方納輕糧，第三種召民自種不征稅糧。又令西安延慶等府田地確系拋荒者召人墾種，官給牛、種子不納稅糧。
(9)十三年又準：各處拋荒田地可召流移小民或附近軍民耕種，免稅三年，官給牛種，不許科擾，如地主見其墾熟又爭種者許告官三分之一歸地主，三分之二歸墾荒者人承種。十年后再均分。
(10)二十四年又詔流民復業(yè)給牛種開墾閑田。
(11)三十六年七月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15畝。開墾三年后起科。九月詔蘇州府開墾荒田者六年后起科。確山縣墾荒田八百余傾給貧民牛500頭。
(13)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民稀，令逐一查核荒土，多方召能耕之民。如山西、浙江等處不問遠近，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為正疆定界。
(14)崇禎十二年，李邦華為兵部尚書請大墾閑田。
上述資料說明，洪武、永樂后的歷朝君主直到最后的崇禎皇帝都有詔募獎勵墾荒的記載，卻查不到具體遷徙的記載。但到最后一帝開荒總數(shù)只7837524頃，始終未超過洪武時8507623頃的數(shù)字。分析原因大約有二：一則，一些詔令是一紙空文，執(zhí)行不通。二則是一方面獎勵墾荒另一方面有逃戶拋荒。
為什么會造成農民大量逃亡以及土地荒蕪熟田又變荒田，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土地高度集中，農民普遍破產(chǎn)，以致流亡成為逃戶，使土地連續(xù)荒蕪。首先是明太祖把官田和荒田大量賜給親王和功臣，名曰莊田，后來有的貴族硬說墾熟了的農田是荒地要皇帝賜給他，公然侵奪民田，外戚宦官也向皇帝要求幾十頃幾百頃的莊田?；实圩约阂泊罅壳滞掏恋?，在各處設立皇莊。明末北京一帶莊田就達20多萬頃。太祖定例，親王莊田1000畝，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shù)。神宗時福王就藩洛陽，賜田4萬頃，中原地畝不足，撥山東、湖廣地湊數(shù)。蘇州知府況鐘曾奏，蘇田如按十六分計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這自然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權貴的莊田強占官私田地，孝宗時有莊田300多處，達33000余頃，北京地區(qū)有5處莊田，開始有地12800余頃，沒幾年就成了37595頃46畝。天順八年，河北順義安樂縣宮中莊田數(shù)年后侵占民田超過原額十倍。宣德六年二月寧夏、甘肅等地衛(wèi)官霸占肥田，四月大同衛(wèi)官侵奪民地，弘治十八年蘇州牧場占民田930余頃。官僚大地主也大量侵占農民的土地，大官僚嚴嵩占田“遍于江蘇數(shù)郡”。明朝的法律莊田賦重民田賦輕，有的地主勾結官吏，為了少交賦稅將莊田強混于民，重賦加到農民身上，久之將農民田掠奪為莊田。成化四年、五年、十三年、十六年曾多次下詔禁皇親、勢家侵占民田，訂立禁約也無濟于事。上述種種，農民無法耕種，只得破產(chǎn)并外流為逃戶。
二、田賦加重，農民不堪承受，為此破產(chǎn)逃亡。明朝前期，年收賦銀200萬兩，萬歷46年遼東用兵(即遼餉)加到300萬兩，到萬歷后期先后加了九次最后520萬兩，崇禎時增加到730萬兩，按當時賦制官田畝收租5升，民田3升，重租田收8升，沒收官田收一斗二升，宦官和地方勾結把官田變成民田，將負擔加到農民身上。農民更是苦不堪言，我們來看一位大臣的奏折看農民的慘景吧。天啟時高推奏折說：臣在路上，見民伏地攔轎哀告道，遼餉苦、遼餉苦，再不減民都要餓死。臣問死的原因，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畝所得不過五斗，沒有遼餉時一半納糧一半糊口，有了遼餉一半遼餉一半充餉，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問你們沒有糧食，何以還能生活，民眾苦告道，夏秋有樹葉水草可以充饑，冬春水凍草枯吃先存儲的野草吃完就無法活命。臣到鞏昌，見附郭鄉(xiāng)村門塞窗閉，人民散走，一望荒涼，臣到狄道、金城，百里內人煙斷絕，官府就現(xiàn)存民戶催逼糧餉，富戶變窮戶，富戶也棄家逃亡。由于人民大量逃亡，以河南為例，河內縣原編戶120里，今并為83里，修武縣原編戶60里，今并為29里。上述境況充分說明，明統(tǒng)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加重賦稅，迫使人民逃亡，農業(yè)大破壞，農民大破產(chǎn)，土地大荒蕪，早年開荒成熟田，熟田又變成荒田，所以到明朝最后一帝，仍然叫人民開荒，這種惡性循環(huán)最后也導致明王朝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