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隨著《雍正王朝》這部史詩般影視劇作逐漸深入人心，雍正皇帝的正面形象廣為人知、改革精神為人嘆服的同時，雍正皇帝手下的改革先鋒們也逐漸被人們所熟悉。于江蘇推行“攤田入畝”的李衛(wèi)、于云貴推行“改土歸流”的鄂爾泰，最為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于河南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河南巡撫田文鏡。
《雍正王朝》中的田文鏡，對雍正皇帝忠心耿耿到乃至唯命是從，真正做到了“一頭裝著皇上，一頭裝著百姓”。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政局環(huán)境之下，田文鏡雖然有著雍正皇帝的絕對支持，卻也沒能躲過朝臣上下特別是河南省境內官員和讀書人的聯(lián)合攻擊，以至于發(fā)生了“生員罷考”的惡性事件。
對于《雍正王朝》，我們暫且不作評論，該劇即使有著部分演繹和杜撰的成分在內，也只是出于藝術加工和劇情發(fā)展的需要，并不影響其經(jīng)典著作的影視地位。
那么歷史上的河南罷考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清朝歷史上的雍正皇帝真的因為維護自己的寵臣田文鏡，而受到朝臣攻擊？河南巡撫田文鏡，在河南的境地真的如此不堪？面對河南境內的讀書人、士紳階層真的毫無辦法？
其實，清朝歷史上的河南罷考案，雍正皇帝沒那么好脾氣，田文鏡更沒那么好欺負。其實，河南省“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新政推行乃系田文鏡向雍正皇帝申請，同意后施行的。
《雍正王朝》和清朝歷史上的田文鏡雖然都有著“酷吏”的名號，但其并不像《雍正王朝》中那般，而是一個與河南擁有絕對權力的封疆大吏。
田文鏡，出身八旗漢軍，和李衛(wèi)、鄂爾泰并稱雍正皇帝的“三大寵臣”，乃系雍正皇帝手下絕對的新政改革先鋒。
田文鏡乃系國子監(jiān)監(jiān)生出身，其在康熙朝官至從四品內閣侍讀學士，雖然品秩不低，但其并未得到重用。就連其在御史任上于長蘆巡視鹽政后，對康熙皇帝提出卓有先見之明的鹽政改革之法，康熙皇帝也只是給予了“加引雖可增課，恐於商無益”的反對態(tài)度。
也就是說，自康熙二十二年便開始以縣丞官職正式進入仕途的田文鏡，于康熙一朝都未得到重用。
《清史稿·列傳八十一》如此記載田文鏡于康熙朝的仕途經(jīng)歷：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滴醵?，以監(jiān)生授福建長樂縣丞，遷山西寧鄉(xiāng)知縣，再遷直隸易州知州。內擢吏部員外郎，歷郎中，授御史。尋擢內閣侍讀學士。
但在雍正皇帝登基以后，田文鏡的仕途迎來了春天。筆者通過對《清史稿·列傳八十一》中對田文靜于雍正朝仕途升遷過程予以了梳理：
元年，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二年，調河南，旋命署巡撫。
五年，尋授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
六年，上褒文鏡公正廉明，授河南山東總督，諭謂此特因人設官，不為定例。
七年，尋加太子太保， 旋命兼北河總督。
十年，復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賜祭葬，謚端肅。命河南省城立專祠。又以河道總督王士俊疏請，祀河南賢良祠。
也就是說，雍正皇帝登基元年便對田文靜連升三級，成為從二品的實權官職——布政使。雍正皇帝甚至專門為田文鏡專設了官職，在雍正朝十年完成了康熙朝四十年沒有達到的高度和皇帝恩寵。
雍正十年，田文鏡病逝，雍正皇帝對其也極盡恩寵，“賜祭葬”讓田文鏡成為了雍正皇帝陵寢中唯一一位陪葬大臣，極寵一時，身后留名。
田文鏡的仕途生涯主要集中在河南一省，河南罷考案就是發(fā)生在田文鏡擔任河南巡撫期間。
01 河南罷考案發(fā)生的歷史背景和直接原因
清初時期，為了實現(xiàn)地方官府對基層民眾的有效管控和賦稅征剿，清朝統(tǒng)治階層將連接在官府和基層民眾之間的士紳階層充分利用起來。
在清代，士紳階層是鄉(xiāng)村社會中聯(lián)結官府和平民、城市和鄉(xiāng)村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們一般都在當?shù)氐陌傩罩邢碛幸欢ǖ耐?，是平民在訂立契約、發(fā)生訴訟時求助的對象。同時也是協(xié)助官府統(tǒng)治、教化平民的重要社會力量。
因此，清朝統(tǒng)治階層就依照官員品級和科舉功名優(yōu)免該戶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雜辦，賦予了士紳階層部分特權，就是便于借助他們的力量實現(xiàn)對農村的控制和保證賦稅的征收。
在清朝統(tǒng)治階層的許可和地方官員的支持下，士紳階層在自己擁有的特權支撐下，逐漸出現(xiàn)膨脹、放縱的狀態(tài)，一直到了康熙朝晚期、雍正朝初期達到了鼎盛乃至不可收拾的狀態(tài)。
士紳階層享受朝廷賦予的免除徭役和賦稅的特權，勢必會對國家財政收入造成較大傷害，會傷及到朝廷的根本利益。但這還不是士紳階層對于清朝朝廷最大的傷害，這一階層對于國家律法“擦邊球”式的踐踏，才是其對朝廷和當前社會的最大危害。
其危害主要體現(xiàn)在：
1、倚仗功名、職銜取得在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的特權；
2、串聯(lián)科舉同年、同鄉(xiāng)、同宗為名互相勾結起來，爭權奪利；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中記載了田文鏡奏折中，對士紳階層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說明：
或者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xiāng)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shù)。
這顯然侵害了封建政府的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完整和統(tǒng)一，干預了政府正常行政職能的行使，自然不會為官府所長期容忍。因此，如何平衡政府、士紳、平民三者之間的關系成了地方行政所必須處理的一個問題。
河南省作為當時黃河治理的關鍵省份，黃河治理過程中對于人工的巨大需求，讓地方政府勢必需要從紳士階層招募人手，這也就直接產生了官府和擁有“免徭役”特權的士紳階層之間的矛盾。
早在田文鏡調任河南之前，士紳階層和官府之間的矛盾，就已經(jīng)凸顯。
雍正元年，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就發(fā)出告示，要求士紳階層與百姓一體當差。立即就引起了生監(jiān)們的不滿，縣學教官楊倬生就借他事煽動生員們控告張可標，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
雍正二年正月，田文鏡實授河南布政使，成為河南省主管錢糧、民政的主管省長，由此開啟了以田文鏡為首的河南各級官府和士紳階層之間的正面對決。
雍正二年五月，因黃河河情緊急，一時募夫不及，需用民工。開歸道封丘縣令唐綏祖規(guī)定按田畝命各社添雇人伕，運土論方給價，規(guī)定：“每畝田出夫一，計工受值”，士紳也不例外，實際上就是“士民一體當差”在河工上的體現(xiàn)。剛剛上任的河南布政使田文鏡肯定了唐綏祖的這一做法，并且進一步規(guī)定在沿河大堤一二百里內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戶多少，應出夫若干，根據(jù)堤防工程需要，隨傳隨到。
田文鏡到任河南后，也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黃河治理上，同樣，田文鏡也遇到了黃河治理的人力資源問題。河南大堤工程原由里民百姓自行修建，到康熙初年才改由政府募夫修筑，這樣本來是一項為減輕百姓負擔而推行的仁政。但是一旦遇到緊急工程，河工堡夫一時就難以招募，百姓則以為事在官府，與己無關，也不肯出力，因此堤防失修，水害頻繁。
田文鏡認為水患禍眾，固堤防汛，人人有責，況且緊急狀態(tài)下百姓應差，律有明文。因此一面讓屬下試行，一面密奏雍正帝：治河人夫應該由各州縣分別派遣，按照百姓地畝，或者頃半或二頃出夫一名， 工銀由政府統(tǒng)一支付，并且要求“士紳里民，一例當差”。密摺剛剛遞呈，還沒有收到雍正帝的硃批，封丘縣就爆發(fā)了生員由于不滿“紳民一體當差”政策發(fā)動的罷考事件。
02 河南罷考案中，士紳階層的囂張表現(xiàn)
封丘縣規(guī)定“一體當差”的檄文一下發(fā)，封丘縣的一些生員、鄉(xiāng)紳們就在城外攔截知縣唐綏祖，反對按田出夫。
《清史編年·卷四·雍正朝》詳細記載了當時河南生員們的囂張模樣：
五月二十二日，封丘士紳和文、武生員于河南巡撫衙門生事，言：征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體完糧，一例當差。若要我等赴考，必須分別儒戶，將我等之伕概行豁免，征比錢糧不許與百姓一例滾催。并要將知縣參了。
時任河南學政張廷璐，也就是《雍正王朝》中軍機處大臣張廷玉的弟弟張廷璐的原型。在開封府按考時，封丘縣生員竟然搶去并撕毀少數(shù)考生試卷，以抗議紳民“一體當差”政策。導致該場考試封丘縣文、武生童僅有二十三名應試?？梢?，封丘生員和紳民們的囂張之盛。
但是，造成河南罷考案越來越嚴重的并不是囂張的生員們，而是同樣屬于河南境內科甲出身官員們的縱容和間接支持。這些官員就包括當時主管河南生員的河南學政張廷璐、河南開歸道李時夏、河南按察使張保。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中記載了田文鏡上呈雍正皇帝，彈劾兩人的奏折：
河南學政張廷璐諸事沽名，欲做好人，并不肯秉公執(zhí)法，始終亦無一言嚴飭，止將匿名呈狀，發(fā)開歸道陳時夏查覆，并令代為勸諭考試。
陳時夏竟向街上鋪面借備許多板凳，俱令同座，口稱年兄，央其赴考。
張保雖有審理刑名之才，卻將罷考一事置若罔聞，言：我只管人命盜案，余事皆非我職掌。
這里，為便于理解，需要對上述出現(xiàn)的三個官職予以說明：
在清朝的官制體系中，學政，也就是俗稱的“學臺”，乃系朝廷直接委派，管理地方教育、科考事宜的專職領導。雖然歸于一省巡撫管轄，但其類似“欽差”的身份，讓其擁有了較大權力，基本和巡撫平等。
開歸道屬“道員”，乃系省和府之間的一級官員，正四品。
按察使，乃系協(xié)助巡撫在刑獄、司法方面的專職官員，和布政使同一級別。
也就是說，這三位地方大員乃系應該直接控制和管理生員、士紳階層的強有力人物，他們對于生員們的縱容和間接支持，勢必會鬧事者更加的有恃無恐，氣焰囂張。
03 雍正皇帝對待河南罷考案的態(tài)度
可是，這些囂張的人兒忘記了這是在雍正朝，忘記了田文鏡是有名的“酷吏”。田文鏡將河南罷考案及時上報給雍正皇帝以后，雍正皇帝震怒，并給予了八個字的批示：
查拿為首，申明國憲。
田文鏡秉承雍正帝的意旨，一面將為首鬧事的王遜、范瑚、王前等人緝拿待審，一面組織其他生員補考，風波得以平息。同時沿河各處衿紳一體當差政策不變，黃河堤防工程也得以順利進行。
在田文鏡的雷厲風行下，河南罷考案很快審實查明，王遜、范瑚等被斬決，王前等絞監(jiān)候。田文鏡在該案審理過程中的“特立孤行”，在河南學子心中種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真心實意替朝廷辦事才落下如此埋怨和仇恨，而類似張廷璐、李時夏等應該負主要責任的官員，卻在學子們心中落下一個“青天、好人”的形象。
于是，田文鏡再次給雍正皇帝上呈密折，將河南罷考案審理過程中的種種，并學子們對自己和其余官員的評價予以了詳細匯報：
宗師（張廷璐）甚寬，按察使安靜，陳守道（陳時夏）是好人。唯田文鏡一人，無人不怨，無人不恨。
雍正皇帝的小暴脾氣再也按捺不住，出于對自己寵臣田文鏡的維護，出于對學政官員們的沽名釣譽、有意瞻徇，而將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并下令，今后倘若再有邀約罷考的，就永遠停止河南科考。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田文鏡在處理河南罷考案以及和張廷璐、李時夏等人的相互彈劾中，有著較為高明的地方，才會換的雍正皇帝對自己的絕對支持。
作為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在河南擁有的話語權并不多，但其本著一心為國、一心為民、一心為朝廷的辦事準繩，肩負起了為國計民生考慮的重任。面對一省的生員、士紳和眾多的科甲出身的官員，田文鏡也只能施展計謀，才能換來雍正皇帝的絕對支持，才能于河南站穩(wěn)腳跟。
準確把握雍正皇帝的愛憎，將河南罷考案歸結到了河南科甲官員和生員、士紳的朋黨串聯(lián)之上，精準吸引了雍正皇帝的視線。
和《雍正王朝》中的演繹一樣，歷史上的雍正皇帝對于“朋黨”的憎恨超過清朝任何一位帝王。
《清實錄·世宗實錄》就記載了雍正皇帝對于“朋黨”的堅決態(tài)度：
朋黨最為惡習，明季各立門戶，互相陷害，此風至今未熄。爾諸大臣中不無立黨營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此朋黨之習，爾諸大臣有則痛改前非，無則永以為戒。
田文鏡正是看準了雍正痛恨朋黨這一點，在密折呈奏罷考案審理詳情的時候，將張廷璐、李時夏等人打成了朋黨之嫌，才有了雍正皇帝的震怒，才有了河南罷考案的干凈處理。
03 田文鏡在河南罷考案后對士紳階層的繼續(xù)打擊
客觀的講，“士民一體當差” 政策是政府對官紳之間利益分配做出的一種調整，剝除了士紳階層的一部分特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底層平民的負擔，是值得肯定的改革措施。
這項措施雖然不是田文鏡的首創(chuàng)，但是自田文鏡開始才得以真正落實實施。“罷考事件”是田文鏡與河南紳衿階層的第一次交鋒，顯示了他不畏人言，敢作敢為的性格和雷厲風行的行政風格。
在河南罷考案中，對士紳階層的強有力打擊，增加了田文鏡對于“士紳一體當差”政策的推行信心，此時已經(jīng)實補河南巡撫的田文鏡，在明確得到雍正皇帝于河南全省推行新政的同意后，開始了對士紳階層進一步的打壓和控制。
其主要手段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發(fā)布告示，明確士紳階層的權限。
田文鏡在告示中，以省級政府的名義要求紳衿士人遵守國家法令，嚴格禁止他們包攬詞訟，武斷鄉(xiāng)曲，欺壓平民，也不準他們代民納課。并對學校教官予以了嚴厲斥責和限期整改。
《撫豫宣化錄·卷三》記載了田文鏡對于學校教官明確要求和懲罰手段：
深自警惕，痛改前非。倘若敢陽奉陰違，不僅要即行忝革，追究所在州縣官的責任。
對于文、武生員，田文鏡更是明確作出了“六不”要求：
守分讀書，不出入衙門，不抗欠錢糧，不武斷鄉(xiāng)曲，不挑唆詞訟，不詭寄田地，不包攬糧差。如有違禁，與民一例究治。
對于其余的士紳階層，同樣作出了“嚴禁紳衿把持詞訟，包攬錢糧，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即行嚴拿，詳報以憑，照例分別褫革枷責”的嚴厲懲罰規(guī)定。
天真的河南生員們，因為一次囂張而得到了幾乎長達十年的嚴厲打壓和控制。但這還不是田文鏡“為官嚴苛”的強有力證明，河南士紳階層的噩夢還在后面。
2、嚴苛懲治違法士紳
不僅通過公文告示訓誡和警告紳衿們要遵守法度，田文鏡還堅決打擊處理了一批不法士紳。
雍正三年，為了便于地方官員和學政約束不法士紳，田文鏡奏請將革退獲罪監(jiān)生的批準權由原來的禮部劃歸各省學政，這樣一旦查實監(jiān)生確有不法情事，即可直接將其功名革去聽候審理，只需事后再報禮部備案即可，簡化了涉及生監(jiān)案件的處理程序。
這一奏請為田文鏡大力懲治河南省士紳階層提供了絕對科考和簡便的基礎。
雍正四年，陳州府項城縣進士王轍包攬詞訟、其伯武生王允彝、族人王甸極侵占他人地畝財物，魚肉鄉(xiāng)民。田文鏡經(jīng)移咨河南學政后革去王允彝、王甸極武生衣頂，經(jīng)奏報雍正帝后革除王轍進士功名，提問在案。
并嚴明告誡：
凡在豪紳劣衿，勢豪土棍，各宜以王轍為鑒，改過自新。
雍正五年，監(jiān)生鄭當時誣告佃農，明火執(zhí)刀，撞門燒強其家，田文鏡革除其監(jiān)生身份。
并張貼告示：
使通省之紳衿皆以鄭當時為戒，不敢依恃護符，違禁誣控。
嚴厲懲治以后，即使將懲治對象作為反面典型予以警示地方、吊打其余士紳階層，田文鏡于河南施政期間，固然有著“酷吏”乃至“不近人情”的成分在內。但其對于士紳階層先打后敲的懲治手段確實在平衡士紳和民眾、官府之間的關系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清實錄·世宗實錄》中記載了雍正皇帝對于田文鏡的高度評價：
三年以來，整飭河工，堤岸堅固，河汛安瀾，年豐歲稔，紳衿畏法，正己率屬，地方寧謚，謝絕私交。實為巡撫中第一。
參考文獻：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清史編年·卷四·雍正朝》、《清實錄·世宗實錄》、《撫豫宣化錄·卷三》、《清史稿·列傳八十一》、《清代雍正年間名臣田文鏡評議》、《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田文鏡篇》、《雍正時期田文鏡對河南的治理》、《永憲錄續(xù)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