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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治今思

文：鹿斌 / 圖源：網(wǎng)絡(luò)

下一個景點是供奉土地神和酂侯的雙祠院。酂侯，就是蕭何，劉邦起義前為沛縣衙門的獄吏，劉邦稱帝后成漢廷丹墀的丞相。“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無數(shù)底層人物的夢想。慧眼獨具、認定劉邦風骨非凡的蕭功曹，這一華麗的轉(zhuǎn)身，更成“些小吾曹州縣吏”的榜樣，化身神祗得到千年的供奉。等級社會里，地位等同命運，自然成為人們從無止歇的追求。

酂侯有原形，土地老兒卻是虛擬的神。但土地神的地位是很高的，如同一家的灶神，掌管人間的善惡，守護一方的平安。但在這兒，土地祠竟然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別稱——“皮場廟”。這與幼做放牛郎、后成皇覺寺小行童、最終貴為天子的朱重八朱皇帝有關(guān)。朱皇帝貧苦的出身，早年飽受敲詐勒索的經(jīng)歷，使他對貪官污吏有著徹骨的痛恨。“剝皮揎草”應(yīng)是古今中外懲處貪污的極端之舉,若吉尼斯紀錄早設(shè)六百年，這位當年會唱幾句鳳陽花鼓的“淮右布衣”，肯定是不二人選。體恤民瘼、仁心兼懷天下的土地公，自己的廬舍竟然成了鮮血淋漓的屠宰場，不知是如何的感受。但游客——似乎都是腐敗的受害者——對洪武大帝的鐵腕多贊譽有加。殊不知，這種舉措固然震懾了一批官員，使他們行為大為收斂，但貪腐就像縣衙大門外照壁上所繪的怪獸——“貪”，有著對金銀財寶永無饜足的欲望。明朝的官員薪俸較低，貪污有著原始的動力，以致明朝成為貪官最多的朝代，連歷仕五朝為“仁宣之治”作出重大貢獻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鏟除嚴嵩父子的徐閣老徐階，都不能免俗。可見，“儉以養(yǎng)廉”只是一種政治理想，達到此番境界的只有那些那些操守極高的少數(shù)人物。清代為消弭貪腐之風，實行養(yǎng)廉銀制度——一個縣官的年薪白銀四十兩，養(yǎng)廉銀低至四百五十兩，高達兩千兩。但高薪未必養(yǎng)廉，類似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等各種各樣的陋規(guī)，愈演愈熾，只一個和珅的例子就擊倒至今不少人仍然天真的認識。一句話，“高薪養(yǎng)廉”的設(shè)計絕不是什么高明的政治智慧。只要存在專制，只要監(jiān)督權(quán)不在民眾一方，即使比“剝皮揎草”更瘋狂的手段，也是枉然。古如此，今亦如此。

   無論歷史的腳步多么遲緩，因了時間的限制，我們在導(dǎo)游的催促下，不得不繼續(xù)前行。

下一步所踏進的是“皂、壯、快”三班院和與中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對應(yīng)的縣級機構(gòu)六房。從介紹知道，“衙役”的本義是到衙門里去服役，本為苦差事，而六房的人員也就是今天的公務(wù)員。但這些人往往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為非作歹，想方設(shè)法敲詐勒索，百姓深受其害。“官不惡衙役惡”，“閻王好見鬼難纏”，諸如此類的俗語一定是無數(shù)細民飽受磨折后得出的總結(jié)。

吏虐與官貪皆是體制的腫瘤，但這卻是朱皇帝這般鐵腕的專制者所認識不到的。我一邊嗟嘆，一邊隨了眾人的腳步，轉(zhuǎn)入中線，直奔這些職能部門一切工作為之開展的核心——縣衙大堂。

內(nèi)置三尺公案、后掛“明鏡高懸”匾額的大堂，在平常百姓心中，因了無數(shù)戲劇的影響，縣官舉行重大典禮的功能已被遺忘，留下的只是“清官大老爺”升堂斷案的一項。置身階下，那塊傷痕累累的被告跪石，引人遐思。一時，令人毛骨悚然的堂威聲，當事人凄慘的喊叫，笞杖與血肉齊飛的慘象，隔著千年的時空，恍惚在耳，依稀如睹。

我們在游了諸如清代文武官服展、清代帝王畫像展、民俗實物展幾個地方之后，返回時，大堂上正進行一場知縣審案的表演。近似喜劇的小兩口婚內(nèi)糾紛案，留給游客們是開心的笑聲，卻沖淡了對它曾釀造了無數(shù)悲劇的歷史真實的認識。

歷史上，自秦在中央政府設(shè)立廷尉，以后的王朝均延續(xù)秦制，（或改名大理寺卿），皆有專門掌管司法的部門和官員。但皇帝口銜天憲，又自認聰明絕頂，越俎代庖生殺予奪的事史不絕書。而地方，從來沒有專門的法官和審判體系，司法成為州長縣長們行政事務(wù)中的主要內(nèi)容。這些沒有經(jīng)過專門司法知識培訓(xùn)和缺少現(xiàn)代司法精神的朝廷命官，與他們的偉大領(lǐng)袖一樣，水平同樣參差不齊。依據(jù)個人認知、經(jīng)驗、好惡與喜怒，受各種權(quán)勢和人情甚至師爺門子的影響，“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不在少數(shù)。林則徐禁煙令中的“人贓俱獲，就地正法”八個字，我們從來不曾懷疑它的“偉大、光榮、正確”，但從十七世紀就視人權(quán)天賦的英國人，卻認為不經(jīng)陪審團——我們至今尚缺失的一個概念——合法公開審判，就是野蠻的行為；而有功于重修內(nèi)鄉(xiāng)縣衙的章炳燾，雖在大堂上高懸了一塊“天理、國法、人情”的橫匾，在堂訊時，對嫌疑人——這一稱呼也是近幾年才得到我們認可——往往一笞數(shù)千，使立斃杖下者不在少數(shù)。“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冤案與冤魂難保沒有。章“青天大老爺”自我標榜的準則，遠不敵笞杖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林則徐，被范文瀾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章炳燾，被百姓頌為“執(zhí)法如山”的五品同知，按史家評判官員的標準，皆屬循吏，識見尚有局限，遑論那些“溜須拍馬是其本事，貪鄙兇殘是其本性”之徒。晚于司馬遷三十年任廷尉史的路溫舒，有感于“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shù)”，上書漢宣帝，建議司法改革。他的奏章，被柏楊認為中國最早爭取人權(quán)的呼聲，但卻如飄落滄海的一絮雪花，影響不了他所處的朝代詔獄的弊害，更影響不了大明錦衣衛(wèi)的跋扈和清帝國文字獄的荒唐。他不知道，司法的黑暗是專制制度無法醫(yī)治的頑疾。像漢代削平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周亞夫，因兒子買了紙糊的刀槍，受人誣陷，被處以極刑；像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岳飛，被他為之效命沙場的王朝以“莫須有”罪名，殺害于風波亭；像極富才干并因其一案從此廢了宰相制度的胡惟庸、為大明立下汗馬功勞的藍玉，也被那個發(fā)明“剝皮揎草”的洪武大帝，處以磔刑（即車裂，俗稱五馬分尸）和夷滅三族------路溫舒不理解，這些已不是普通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他更不理解，獨裁者的殘暴與瘋狂，正是反人道的皇權(quán)制度的本質(zhì)。

大堂之后的二堂，也是知縣審理案件的地方。其大門兩側(cè)有楹聯(lián)曰：“法行無親令行無故；賞疑唯重罰疑唯輕”。讀之，心中不勝感慨，尤其是后一句所體現(xiàn)的執(zhí)法思想，至今尚被人排斥。耐人品味的是，這一張揚“皇權(quán)”維護“王法”的地方，竟有一個典雅的別稱——“琴治堂”。“琴治”二字典出孔子的學(xué)生、七十二賢之一的宓不齊。據(jù)說，這位被孔子贊為君子的宓不齊先生任魯國單父縣宰時，身不下堂，鳴琴理案，把單父縣治理得男耕女織，井井有條。這與“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有異曲同工之妙，成為像杜甫那樣擁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理想的士大夫千年的模范。刀劍為武，琴簫為文。一個國度，少了刀光劍影，多了琴聲簫韻，應(yīng)是自堯舜時代人類共同的愿景，然而，這一目標卻與我們似乎有著無限的距離。雖然如此，與之一致的民本思想，在君本思想與官本思想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中國，仍一脈不絕，流貤百代。在內(nèi)鄉(xiāng)大堂兩側(cè)，有清代御史魏象樞所撰的一副楹聯(lián)：“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該聯(lián)正是古賢民本思想的體現(xiàn)。但是，民本思想在本身反人類的專制體制下，微弱的光芒究竟無法照亮殘暴血腥的暗夜。在大堂之前儀門之后，有一牌坊，它背面的銘文“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四句話，堪稱是前者的注解。遺憾的是，觀照歷史，無論是前者對仗工穩(wěn)的聯(lián)句，還是后者言簡意賅的銘刻，終究類似今天我們司空見慣的標語，宏旨大義無法抵達被體制所屏蔽的心靈，從而無法轉(zhuǎn)化為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的力量。

   下午五點，從縣衙深處一步一步地退回，就像從悠遠且沉重的歷史回到現(xiàn)實。回望古衙，秋風殘陽里，斑駁的墻壁，灰暗的屋瓦，瓦縫間已經(jīng)枯黃的蒿草以及屋脊上那些形象各異的吻獸，仍是無限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