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安東尼·埃德利·達米特爵士（Sir Michael Anthony Eardley Dummett，1925年6月27日–2011年12月27日）是一位英國學者， 一直到1992年，他都是牛津大學Wykeham Professor邏輯學教席擔任者，一生主要都在牛津大學度過。他撰寫了分析哲學史，特別是對于弗雷格的解釋，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具體是在數(shù)學，邏輯，語言和形而上學方面。
達米特在思想的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后期維特根斯坦以及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影響，但他的主要工作卻是向西方學術界闡述弗雷格哲學的重要意義。他的哲學貢獻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解釋弗雷格的哲學思想，第二個部分是提出了他的反實在論的語言哲學。
關于對弗雷格哲學思想的解釋，這里簡單介紹一下背景，由于弗雷格在世的時候，默默無聞，很多人不了解他的工作，乃至于他出版的書也沒有多少人做出評論。直到弗雷格去世后，大約二十世紀50年代才由奧斯汀將他的《算術基礎》等著作翻譯成英文進行出版。而也只有到了二十世紀60年代才有學者開始寫文章來評論弗雷格的工作，真正對于弗雷格做出全面的研究是從70年代由達米特1973年所發(fā)表的文章開始。達米特對整個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從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是一個連續(xù)性的過程。
達米特從弗雷格的語言哲學入手，研究了弗雷格的數(shù)學哲學、邏輯哲學以及弗雷格的哲學和其他哲學家的關系。今天我們了解弗雷格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達米特的影響的，是由達米特給我們揭示出來的。
達米特另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他對于語言哲學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關于意義的理論，另一個是關于“真”的理論。這兩個部分恰恰是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
第一，關于語言哲學中意義的理論。通常我們對意義理論的理解是把意義理論看作是解釋一個句子的意義的首要條件。而一個句子的意義就在于我們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把這個句子加以重新構造，或者說，我們知道這個句子是在什么條件下被使用的。因而，一般把意義理論歸結為一種形式論，或者用法論。而目的就在于，我們要構造一種意義理論對我們所使用的句子的意義做出清楚的說明。因而，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又和了解一個句子被如何使用，以及它如何成為真或者假的條件密切相關的。
這樣的情形下，以上這種傳統(tǒng)的意義理論就變成了一種很繁瑣，很具體的一種理論，而且不同的哲學家會構造出不同特點的意義理論。這樣就導致我們只有通過理解所有不同的意義理論才能把握意義概念。如此的意義構造方式就顯得對意義的認識更模糊了。所以以蒯因為代表的一批哲學家干脆拋棄意義問題，甚至把意義這個詞說成是柏拉圖主義留在現(xiàn)代哲學中的最后一個影子，要把意義概念去除掉，取而代之的是“有意義”這樣的詞，也就是把這個名詞化的“意義”替換為形容詞化的“有意義的”。
然而，達米特卻提出了他自己的意義理論，他認為，意義問題的討論其實歸結到實際的語言用法之中，就是我們如何理解一個句子。這是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可以明顯感覺到的，所以，達米特繼承了日常語言學派的一些基本方法，把對語言意義的討論還原到我們語言的用法之中，以我們實際的用法來確認意義的標準。也就意味著，我們要說出一句話來，我們要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情況下能夠理解這句話。
達米特對意義問題的討論不像以前的哲學家們那樣建立一套意義理論，僅僅提出意義是什么，給出一種說明。而是指出，當我們要談論意義概念的時候，或者說當我們要說一句話的意思是什么的時候，我們究竟心里是怎么想的。這樣就把關于意義的討論化解為我們每一個理解者心中所能夠還原出的那套想法。
實際上，達米特的意思是，我們要給出一套方法，告訴我們如何來構造一個意義理論，所以它不是關于某一個具體意義的內容的說明，而是關于構造一種意義理論的形式化說明。換言之，我們要給出一個意義理論的時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具體地去了解在這個意義理論中所給我們解釋的那些語言現(xiàn)象，或者每一句話的意義，而是要了解我們是以什么樣的方法能夠形成這樣的意義理論，然后告訴人們這樣的意義理論是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們的語言活動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達米特實際上是一個構造意義理論形式化要求的一個哲學家。
這里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作為繼承了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傳統(tǒng)的哲學家，怎么會要求一個形式化呢？實際上，達米特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邏輯學教授。他的邏輯學觀念和思維方式與傳統(tǒng)的數(shù)理邏輯有所不同，他特別強調一個所謂直覺主義的邏輯觀念。也就是說，他相信我們的理智直覺能夠有效地掌握我們語言表達的意義，并且根據(jù)直覺來對我們的形式加之評判。因而，作為一個反對純粹的邏輯主義和純粹的形式主義的邏輯觀念的哲學家，作為一個直覺主義哲學的邏輯學家，達米特建立了一套所謂反實在論的邏輯觀念。
達米特建立的意義理論非常宏大，并且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意義理論，一個叫適度的意義理論，一個叫全面的意義理論。
達米特認為適度理論就類似戴維森提出的用“真”的概念來解釋意義，把意義理論建立在“真”理論基礎上。而達米特認為這只是用另外一個概念來解釋意義概念的解釋活動，也就是一種適度的意義理論。相對于這種適度的意義理論，達米特更為強調的是一種全面的意義理論，他認為，我們如何以一種形式化的方法，或者如何以一種輸出話語的理解要求，來規(guī)定語言的意義。
對于這種全面的意義理論來說，實際上就是，當我們說出一個句子是有意義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在說，因為你掌握了或者了解了這個語言背后的一些知識，而且還要進一步的說明你為什么有資格獲得這樣的知識？你獲得這個知識的條件是什么？這相當于擴大了意義問題的要求，提出了一種更大的理想或者一個更大的方案。
意義的理解是和理解掛鉤的，我們能夠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是因為我們能夠理解整個語言系統(tǒng)，或者說我們能夠理解說話者之所以能夠說出這句話背后的原因，只有在這個理解基礎上，我們才能討論每一個語言中的每一句話的意義。其實達米特在這里給我們構建的是一個叫做“語言的海洋”的龐大的語言系統(tǒng)，我們能夠順利的在這個語言的海洋中游蕩的條件就是我們的基本的語言能力。但是這種語言能力并非先天具備，而是通過各種方式獲得的。
也就是說，你能理解一句話的意義，是在于你能夠知道說出這句話背后的原因，以及知道這句話在這個語言系統(tǒng)中起什么作用，甚至你知道這句話可能帶來什么結果。所有這些內容總合起來才能成為我們所談論的意義概念。所以，達米特有一句話常被引用：“理解一句話的意義其實就是要表明你所謂的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币蚨?，這種理解背后既包含了那種所謂的隱晦的知識，同時也包含了我們自己的一種認知活動。
達米特還把意義理論分成三個組成部分：指稱理論、含義理論和語力理論。因為在達米特看來，我們通常把意義理論理解為一種理解理論的話，我們就不能不涉及這三個方面。
第一個部分是指稱部分，是指我們要知道一個句子的真或者假，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句子是否真實地描述了，或者反映了他應當描述的那個實際情況。這一點理所當然地被看作是意義理論的核心部分。而且，這是我們理智的需要，并不是一種形式化的要求。換言之，理智的要求，當我們看到或聽到一句話的時候，我們能夠理解它，是因為這句話的確是在說某件事情，是在告訴人們某件事情，是在談論某件事情，這一部分就是意義的指稱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含義部分，是指說話者關于指稱理論的知識是由什么構成的。因為達米特是將意義理論構建在理解這個層面上來把握的，而理解的重要內容就是含義，所以我們在知道知識是由什么構成的，或者說，我們在知道我們所能夠說出這個話語與我們說出話語的這個所在的語言系統(tǒng)之間是什么關系。這一部分就是含義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被達米特看作最為重要的語力部分，是指這個語言能夠給我們聽者或者給我們的語言環(huán)境帶來的實際效果，也就是語言能夠產(chǎn)生力量。這一點被看作是達米特解釋弗雷格理論過程中引申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這個觀念也恰好與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奧斯汀的以言取效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強調了如何能夠使一個句子在我們的語言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效果。所以，達米特在這里是接受了奧斯汀的思想，并用來解釋弗雷格。
第二，關于語言哲學中“真”的解釋。由于對“真”的解釋是語言學習中的核心部分，所以達米特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真”的概念。
首先，達米特反對戴維森提出的用真值定義的方式來定義意義的方法，也就是把意義解釋為成真的條件。他認為，我們不能把“真”的概念作為意義的基礎，因為在不同的“真”理論中，人們對“真”這個概念的解釋是各不相同的。同樣，在不同的意義理論中，不是所有的意義理論都把“真”看作是一個基礎。
所以，在這一點上來看，達米特堅持反對那種把非真即假看作有意義，否則就是無意義的排中律觀念。相反來講，我們在談論意義的時候，甚至可以不涉及真和假的概念。因而，雖然真和假是句子的屬性，但是，意義更是作為表達者想要說出這個句子，或者已經(jīng)說出某一個句子所產(chǎn)生那個實際效果。
其次，達米特對“真”的解釋比較偏向于關于用法的理論，也就是說，我們對真、假這些詞的使用本身也是需要根據(jù)具體的場合來加以解釋的。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任何方法來定義“真”這個詞，也不能用任何解釋來加以說明。達米特把“真”的概念看作是附屬于一個特殊句子在特殊的解釋下所考慮的情況，而不是對脫離了說話環(huán)境的一般性句子的考量。
在早期的語言哲學中，人們對語言意義的討論都是在談論那些抽象的語句，所以，邏輯實證主義者才可以把句子看作是一種形式化的規(guī)定，才能靜態(tài)的去分析語言的句子。而在日常語言的哲學中，雖然哲學家把句子放在使用中來討論，但是也有日常語言哲學家認為可以離開具體的、特殊的語言環(huán)境來討論句子的意義。
達米特對此是堅決反對，他認為我們不能夠超越句子的特殊的使用，所有的句子都是在特殊的使用中獲得他的真假特性的。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堅決強調真和假只能夠歸屬于特殊的句子。這一觀點是達米特對“真”理論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
達米特的這些哲學思想對當今的分析哲學影響很大。他的哲學思想使得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被譽為分析哲學的第一哲學的語言哲學逐漸被心靈哲學所取代。也就是說，哲學家們更加關注的是，我們在語言的具體使用中，說話者是以什么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語言的。這樣的哲學工作，就使得后來的哲學家不再把對語言的討論，或者對意義理論的討論看作是哲學的主要內容，而開始關注人們的語言在具體使用中涉及到的心靈活動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