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寓言”：與譬喻論證，其特征是“藉外論之”?！敖逋庹撝笔侵浮坝H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yù)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按照人之常情，某人被別人稱贊比被其父稱贊更易令人信服，因為父親稱贊兒子容易致人生疑。 其特征是用人們熟悉的事例來論證自己的主張。就其規(guī)則而言，即是“與己同則應(yīng)，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在使用寓言時，當(dāng)然是贊同與自己相同的觀點(diǎn)，反對和否定與自己不同的觀點(diǎn)，其是非必須由自己來主張和評定。郭象注曰：“寄之他人，十言而九信”。就是說通過假托他人或者另外的事來說明道理。這樣做的效果是說十件事，有九個人會相信。這種手法在《莊子》中用得相當(dāng)廣泛，是《莊子》的一大特點(diǎn)。所以司馬遷在《莊子傳》中說“大抵皆寓言也”。托物言事，形象生動，我們熟知的《秋水》篇就是一段典型的寓言。其它的還有“呆若木雞”（見《莊子·外篇·達(dá)生》）；“蝸角之爭”（見《莊子·雜篇·則陽》）；“庖丁解?！保ㄒ姟肚f子·養(yǎng)生主》）。
2.“重言”：與引用論證，其特征是“借有見解、有才德之長者或先人的言論來論說”。 就其規(guī)則而言，即便年長卻無才、無德、無做人之道者，其言論亦不能作為論說之論據(jù)。其作用而言，即如“以重言為真”。 此名人名言的論證形式與印度邏輯的“聲量”、“圣言量”相似；但在形式邏輯里，則犯了“以人為據(jù)”或“訴諸權(quán)威”的錯誤，因而此“真”不是形式邏輯之“真”概念。重言。一般有兩說?！爸亍闭撸柚匾?。也就是重復(fù)，即援引古代名人賢士的話。另一種是“重要”之重。今人王麗梅《寓言、重言、卮言正解》中則認(rèn)為，重言，是一種類比、博喻的表達(dá)方式。
《莊子》里的“重言”大致有如下幾種類型：
（1）虛構(gòu)一個人的言語作為論證之理由；
（2）用真人虛構(gòu)一個事件為論證之理由；
（3）用真人真事為論證之理由；等等。由此可見，它與先秦諸子的引用論證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3.“卮[zhī ]言”：與事實論證，其特征是“事實陳述”。萬物有其固有的本性和作用。即為未經(jīng)刻意思考，從而不帶任何成見之言，即無心之言。 其規(guī)則是：在論證說理中，必須真實地描述事物，所言必須與物之本性相一致。也就是說，“卮言”不能是主觀言論，不能有價值判斷，只要是合于事物本身即可。
由此看來，戰(zhàn)國時期莊周的《莊子》的“卮言”論式要求不帶有價值偏好等個人成見，是一種事實陳述。卮言。郭象注曰：“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于言，因物隨變，為彼之從，故曰日出?！背尚⒆⒃弧柏矗破饕?，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巵言也?！?成又曰：“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dāng)，故謂之卮言也”。二說不一。今人邊家珍《卮言考論》中則說卮言是“合道之言”。卮言，大概是那些隨意發(fā)揮的，行云流水般的、得意忘言的闡發(fā)道體的言辯。
在莊子看來，自然規(guī)律不需要言說；如果真要言說，也只能合于自然的規(guī)律，即這種言說只是描述自然規(guī)律。就其作用而言，即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事實勝于雄辯”的論證作用。
一個語篇的主要論說方式有三種，三者所占比例為：整個語篇都是“卮言”；語篇的十分之九為“寓言”；語篇的十分之七為“重言”。
用邏輯學(xué)類與類的關(guān)系看，在一個語篇里，“卮言”、“寓言”、“重言”三者的外延關(guān)系為：如果“寓言”真包含于“卮言”，“重言”真包含于“卮言”，“寓言”與“重言”為交叉關(guān)系。
那么，一個語篇的論說方式必為“卮言”，“寓言”、“重言”外延之和必小于一個語篇的論說方式。
從中我們可以推導(dǎo)出：所有論說方式必為“卮言”，其中在“卮言”論式里，所包含的“寓言”、“重言”是主要論式，另外還應(yīng)有其他論式。
莊子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莊子自己也曾說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莊子.寓言》）。何為“寓言”？凡是出自虛構(gòu)、別有寄托的語言，無論是禽言獸語，無論是離奇故事，無論是素不相及的歷史人物海闊天空的對話，都屬于“寓言”之列；何謂“重言”？凡是重復(fù)——也就是援引或摘錄——前賢或古人的談話或言論，都屬于“重言”之列，至于這些前賢古人是否講過這些話，無從考證，通常都是莊子為了增加自己言語的說服力和權(quán)威性而假借這些古人來表達(dá)自己的見解。何謂“卮言”？“卮言”就是那些寫起來行云流水，讀起來酣暢淋漓，給人以浪漫主義美感的語言。
寓言·重言·卮言——莊子《逍遙游》筆法管窺
莊子之文，不拘一格變幻無窮，打破了世俗觀念世俗形式的限制，表現(xiàn)出一種與現(xiàn)實理念完全不同的哲學(xué)精神，一種與諸子散文迥然不同的行文風(fēng)格。作為表達(dá)莊子思想核心——絕對自由精神的《逍遙游》，筆法上具有“汪洋自恣以適己”的特點(diǎn)，給人以“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的強(qiáng)烈印象。其神思，如龍翔云中，靈動飛異；其行文，如風(fēng)行水上，飄逸灑脫。清代林云銘評《逍遙游》筆法云：“篇中忽而敘事，忽而引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為斷而未斷，以為續(xù)而非續(xù)，以為復(fù)而非復(fù)，只見云氣空濛，往反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這種意隨筆至隨文揮灑的筆法，是莊子絕對自由精神的外化形式，與諸子散文大相徑庭。因此，從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思路、文章框架、結(jié)構(gòu)手法這些角度剖析《逍遙游》，實難窺其妙處。
莊子自論其創(chuàng)作手法曰：“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庇衷啤叭浴敝\(yùn)用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弊鳛椤肚f子》開宗明義之篇的《逍遙游》，其運(yùn)筆行文的顯著特點(diǎn)，正是意象的交融復(fù)沓和“三言”的交替使用。莊子之文“多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即以超越現(xiàn)實的虛構(gòu)，詭怪奇異的想象，荒唐無稽的言辭，編織荒誕虛妄的故事，表現(xiàn)不同尋常的理念。從“三言”這一角度觀照《逍遙游》運(yùn)筆行文之法，可以清楚看出莊子創(chuàng)作手法的特色及與諸子散文的區(qū)別，從而拉近該文與讀者的審美距離?！耙栽⒀詾閺V”是莊子散文經(jīng)常采用的創(chuàng)作手法，莊子“著書十萬余言，人物天地，皆空無事實”。在莊子看來，寓言故事比抽象的思辨具有更為強(qiáng)烈的感染力。可以說，莊子是第一位有意識創(chuàng)作寓言的作家。
《逍遙游》中，莊子以一只將“徙于南冥”的大鵬，創(chuàng)造出一種雄奇深邃的境界。浩渺無垠咆哮奔涌的北海之上，瞬間，“不知其幾千里”的巨鯤化為“不知其幾千里”的巨鵬。起飛之時，“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這是何等雄奇壯闊的景象。接著，轉(zhuǎn)入對九萬里高空景觀的描寫，只見“野馬”奔騰微塵浮游，茫茫蒼穹難辨其色，這又是何等高遠(yuǎn)幽寂的境界。這則寓言對大鵬的描寫，表現(xiàn)出莊子內(nèi)心涵蓋萬物輕藐一切的氣勢，表現(xiàn)出莊子對宇宙人生的一種哲理思索。
這些寓言意在證明：“大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上。此比所能，則有閑矣，其于適性一也?！卑凑展蟮恼f法，“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這兩種自以為逍遙的動物之游弋，“大小雖殊，適性一也”。孟子、韓非子作品中也多用寓言，如五十步笑百步、守株待兔等。這類寓言多為擴(kuò)大化的比喻，運(yùn)用的目的，在于將寓言作為抽象理論的形象例證。莊子寓言則注重以寓言本身來說明觀點(diǎn)寄寓思想。諸子寓言多取材于人們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熟知的歷史傳聞。莊子寓言則善于發(fā)揮驚人的想象力，虛構(gòu)出神奇莫測令人嘆為觀止的故事，創(chuàng)造出多姿多彩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形象。從《逍遙游》中，不難看出這一特點(diǎn)。
所謂“以重言為真”，即虛構(gòu)假托前人言行，虛中求實假中尋真。以莊子觀之，世俗之文，多作“莊語”，即運(yùn)用莊重嚴(yán)正的文辭。而莊子“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莊子認(rèn)為，自己的思想精深博大，在這“沉濁”之世，無法以莊重嚴(yán)正的文辭表達(dá)思想，只能以虛擬假托的“重言”出之。
《逍遙游》中的“重言”包含兩個層面。
一是假托前人言行。莊子筆下，“定乎內(nèi)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的宋榮子（即戰(zhàn)國中期思想家宋研）、“彼于致福，未數(shù)數(shù)然”的列子（即戰(zhàn)國鄭哲學(xué)家列御寇），已被莊子改造重塑失其本真。宋榮子的“猶然笑之”，列子的“御風(fēng)而行”，完全出于莊子的擬托想象。這些人物的出現(xiàn)，僅僅是為了證明萬物皆“有所待”而已。
《逍遙游》中，即令那些可以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起來的人物，“適莽蒼者”“適百里者”“適千里者”“知效一官，行比一鄉(xiāng)，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置于這種“云氣空濛”的氛圍中，也被莊子涂抹上一層浪漫主義的色彩了。
<p>孟子、韓非子作品中寫到的人和事，大都有一定的歷史或現(xiàn)實依據(jù)，即使是涉及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也不是全無依憑。莊子的寓言皆“無端崖之辭”，差不多完全是主觀臆想的產(chǎn)物，其目的，不過是將自己獨(dú)特的理念塞進(jìn)他們的軀殼。所以，莊子能突破時間和空間、自然和社會、神話和現(xiàn)實的種種界限，以上天入地的氣魄和千姿百態(tài)的形象，奇幻莫測的構(gòu)思和汪洋恣肆的語言，形成一種獨(dú)特的個性化的敘述風(fēng)格?！跺羞b游》中，這一特點(diǎn)同樣表現(xiàn)得十分鮮明。
“以卮言為曼衍”，即抽象論說推論?！跺羞b游》節(jié)選部分，主要說明世間萬物皆有所待之理。莊子以“寓言”“重言”敘述的人和物，都是“有所待”的，都難以達(dá)到絕對精神自由這一境界。
經(jīng)過這么多的鋪墊渲染，莊子方揭出全篇主旨——什么是真正的“逍遙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惡乎待哉？”神游宇宙忘記自身存在的“至人”，無用無為拋棄功名利祿的“神人”，隱姓埋名鄙夷是非榮辱的“圣人”，才達(dá)到莊子推崇的“逍遙游”之境。
<p>由此可以看出，莊子的“卮言”更多地寓思想于形象之中。孟子、韓非子作品的說理，往往觀點(diǎn)鮮明情感強(qiáng)烈語言明快氣勢逼人。莊子則注重以形象寓理，其“卮言”之主旨往往具有含蓄隱晦的特點(diǎn)，內(nèi)容具有相當(dāng)大的不穩(wěn)定性和不確定性?！盁o所待而游于無窮，方是《逍遙游》一篇綱要?！北疚囊怨笾f、王先謙之說闡釋《逍遙游》主旨，僅僅是為著行文的方便。事實上，對莊子《逍遙游》“卮言”的理解歷來頗多分歧，而“逍遙游”的內(nèi)涵的確是很難界定的。莊子主張“大道無言”“道不可言”?！暗馈保浅降臒o限的，“言”，是世俗的有限的。無限的世界不能用有限的言辭解釋清楚?；蛟S在莊子的心目中，本來就無意以有限的“言”說清玄妙的“道”。因此，莊子的“卮言”方給人以“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的強(qiáng)烈印象。這應(yīng)當(dāng)是莊子散文與諸子散文的另一個顯著區(qū)別。
“寓言”“重言”是敘述描寫手法，“卮言”是議論方法。莊子的敘述風(fēng)格和說理邏輯，都給人以撲朔迷離捉摸不定的印象。莊子既然無意用程式化的筆法約束自己，讀者也就無須從通常的“文章作法”這一角度解讀文本，事實上，也難以進(jìn)行流暢地解讀。但是，一般讀者又有這樣的審美體驗：領(lǐng)略了《逍遙游》主旨（不管對這一主旨作何理解）之后，又會恍然而悟。三次寫大鵬形象，的確是“以為復(fù)而非復(fù)”，插入朝菌、彭祖等系列比喻，的確是“以為斷而未斷”，摹寫夏棘、商湯的問答，卻又是“以為續(xù)而非續(xù)”。比喻之奇特，聯(lián)想之豐富，意象之變幻，文字之跳躍，可謂妙筆縱橫別具一格。在這一點(diǎn)上，魯迅先生“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這一評判，誠為不刊之論。
詩的三言
清代林云銘在 《莊子因》 中評價 《莊子》： “有天地以來， 止有此一種至文。 絕不許前人開發(fā)一字， 后人摹仿一字” 。 可見，《莊子》 的語言境界必有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見前人所未見的地方。 《莊子》 的文本是誘人的， 特別表現(xiàn)在語言上的神奇變幻， 荒誕不經(jīng)， 想必是莊子詩意的語言背后還隱藏著更為深邃的哲理。
關(guān)于 《莊子》 語言， 郭象 《莊子注· 序》 稱：“其言宏綽， 其旨玄妙” 。 成玄英 《南華真經(jīng)疏· 序》亦稱： “當(dāng)戰(zhàn)國之初， 降衰周之末， 嘆蒼生之業(yè)薄， 傷道德之陵夷， 乃慷慨發(fā)憤， 爰著斯論。 其言大而博， 其旨深而遠(yuǎn)， 非下士之所聞， 豈淺識之能究” 。 司馬遷在 《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 評價莊子的語言： “故其著書十馀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 盜跖、 胠篋， 以詆訿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shù)。 畏累虛、 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然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 用剽剝?nèi)濉⒛?雖當(dāng)世宿學(xué)不能自 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 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 劉熙載 《藝概· 文概》 有云： “《莊》 《列》 俱有曲致， 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fēng)行水上， 自然成文也”， “文如云龍霧豹， 出沒隱見， 變化無方” 。 莊子對于自 己的語言的總結(jié)，誠如 《莊子· 天下》 里所言： “其書雖環(huán)瑋， 而連犿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 而諔詭可觀”。 成玄英 《南華真經(jīng)注疏》： “瓌瑋， 宏壯也。 連犿， 和混也。 莊子之書， 其旨高遠(yuǎn)， 言猶涉俗， 故合物而無傷” 。 成玄英看待莊子的語言特點(diǎn)是或虛或?qū)崳?滑稽機(jī)趣， “其旨高遠(yuǎn)，言猶涉俗， 故合物而無傷”。 “參差者， 或虛或?qū)崳?不一其言也。 諔詭， 猶滑稽也。 雖寓言托事， 時代參差， 而諔詭滑稽， 甚可觀閱也”） 。 羅勉道 《南華真經(jīng)循本釋題》： “莊子為書， 雖恢恑譎怪， 佚宕于 《六經(jīng)》外， 譬猶天地日月 ， 固有常經(jīng)常運(yùn)， 而風(fēng)云開闔， 神鬼變幻， 要自不可闕， 古今文士每每奇之” 。 魯迅先生在 《漢文學(xué)史綱要》 一文中評價莊子說： “其文汪洋辟闔， 儀態(tài)萬方， 晚周諸子之作， 莫能先也”。 郭沫若先生的 《莊子與魯迅》 也認(rèn)為： “不僅 '晚周諸子莫能先’ ， 秦漢以來一部中國文學(xué)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之下發(fā)展的”。 可見， 莊子對后世的影響之大， 給研讀者的印象之深。
林云銘在 《莊子因》 中認(rèn)為： “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 本無此人此事， 從空摹撰出來； 重言者， 本非古人之事與言， 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卮言者， 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 作者本如鏡花水月 ， 種種幻象， 若認(rèn)為典實， 加以褒譏， 何啻說夢” 。 莊子語言表達(dá)的主要特征是采用 “三言” 的表達(dá)策略， 即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莊子與其他先秦諸子最大區(qū)別。 關(guān)于莊子筆下的 “寓言”、 “重言”、 “卮言” 及其各自表意方式， 《莊子· 寓言》 和 《莊子· 天下》 篇中， 曾有過敘述。
《莊子· 寓言》：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 親父譽(yù)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 與己同則應(yīng)， 不與己同則反。 同于己為是之， 異于己為非之。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為耆艾， 年先矣， 而無經(jīng)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 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 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 ……非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huán)， 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天均者， 天倪也” 。
《莊子· 天下》： “以謬悠之說， 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 時恣縱而不儻， 不觭見之也。 以天下為沈濁， 不可與莊語。 以卮言為曼衍， 以重言為真， 以寓言為廣。
獨(dú)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于萬物。 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 其書雖環(huán)瑋， 而連犿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 而諔詭可觀。 彼其充實， 不可以已。 上與造物者游， 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為友。 其于本也， 弘大而辟， 深閎而肆； 其于宗也， 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 其應(yīng)于化而解于物也， 其理不竭， 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 未之盡者”。
以上兩段文字， 是 《莊子》 對 “寓言”、 “重言”、“卮言” 特點(diǎn)的集中闡明。 研究者對 “寓言” 和 “重言”的看法雖有分歧， 但是爭議不大， 對 “卮言” 的理解，則一直是見仁見智。
一、 “寓言” 之辨
關(guān)于 “寓言” 的闡釋， 歷來分歧不大， 比較一致的看法認(rèn)為， “寓言” 是 “藉外論之”， 也即寓 “道” 之言。 《莊子· 寓言》：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對于 “三言” 來說， 寓言占的比重最大，幾乎全篇都充斥著寓言特色。 莊子為什么要采用 “藉外論之” 的方式呢？ 這是因為： “親父不為其子媒。 親父譽(yù)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 與己同則應(yīng)， 不 與 己 同 則 反。 同 于 己 為 是 之， 異 于 己 為 非之”。 莊子的意思是， 自 己也不愿意這樣， 怎奈當(dāng)時的世風(fēng)是 “天下大亂， 賢圣不明， 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 大家都各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莊子出 人意料地自 己不說， 而是去做 “幕后導(dǎo)演”， 按照自己的想法， 設(shè)計 “他人” 出場， 借助 “他人” 之口， 發(fā)自己之思想， 則是可信的。
關(guān)于 “寓言”， 郭象注解： “寄之他人， 則十言而九見信。 世之所重， 則十言而七見信。 夫卮， 滿則傾， 空則仰， 非持故也； 況之于言， 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 故曰 '日出’ 。 日 出， 謂日 新也， 日 新則盡其自 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 言出于己， 俗多不受， 故借外耳。 肩吾、 連叔之類， 皆所借者也” 。 可見， 所謂 “寓言”， 是假借形象思維寓理于事， 表達(dá)己意； 所謂 “重言”， 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 己的觀點(diǎn)； 所謂 “卮言”， 是依文隨勢而出現(xiàn)的無成見之言。
“寄之他人， 則十言而九見信”， 郭象認(rèn)為， 說是別人說的， 則多說人就信服。 其原因在于如果語言從自 己口中說出， 世俗之人大多不會接受， 因此， 需要借助外在因素。 成玄英 《南華真經(jīng)注疏》： “寓， 寄也。 世人愚迷，妄為猜忌， 聞道己說， 則起嫌疑， 寄之他人， 則十言而信九 矣。 故 鴻 蒙、 云 將、 肩 吾、 連 叔 之 類 皆 寓 言耳”。 唐代陸德明 《經(jīng)典釋文 · 莊 子音義》：“寓， 寄也。 以人不信己， 故托之他人， 十言而九見信也”。 宋代林希逸： “寓言者， 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 十九者， 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 謂寓言多也， 如嚙缺、 王倪、 庚桑楚之類是也” 。 宋代王雱： “寓言者， 極明大道之真空。 以世俗必為迂怪也， 故托為他人所說以言之， 致其十信其九也， 故曰寓言十九，又曰籍外論之” 。 陳景元： “寓， 寄也。 以人不信己， 故讬之他人， 十言而九見信也” 。 明代陸西星 《讀南華真經(jīng)雜說》： “寓言者， 意在于此， 寄言于彼也” 。 清代宣穎也曾云：“寄寓之言， 十居其九”。 根據(jù)以上注解， 可以總結(jié)出莊子 “寓言”的本質(zhì)性特征， 即寄寓性， 不是直說， 而是 “余味曲包”， 此即 “籍外論之” 之意。 “籍外” 何解？ 在莊子看來， 是借助表達(dá)主體之外的任何事物， 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gòu)的， 都可以為其所用。 正因 如 此， 莊子才說“以寓言為廣”。 司馬遷在 《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 中稱： “故其著書十余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 僅僅提到了“寓言”， 沒有提到 “重言” 和 “卮言”。 司馬遷避而不談 “重言” 和 “卮言”， 顯然是把莊子最主要的表達(dá)方式看成了 “寓言”。
莊子把自 己的 “道”， 也就是莊子本人的世界觀、人生觀、 價值觀通通寄寓在自 己選定的對象之中， 對象是包羅萬象的， 也是廣袤無邊的， 而要傳達(dá)的 “道”，無外乎 “無為”、 “吾喪我”、 “用心若鏡” 的 “天地與我并生， 萬物與我為一” 的宇宙同體情懷， 使看不見，摸不到的冰冷的 “道”， 通過 “寓言” 的方式而富有了溫情和詩性的味道。
二、 “重言” 之辨
“重言” 的解讀， 歷來爭議較多， 存在多種理解傾向。 對于 “重言”， 莊子本人的闡釋是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為耆艾， 年先矣， 而無經(jīng)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 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 意思是說， 引述前輩圣哲的言論十句有七句讓人相信， 但莊子又解釋了， 并不是沒有見識的老人， 而是 “得道的老人”。 這樣的人才會被莊子看重和借用來說理。 顯然， “重言” 絕對不是 “老人的話便看重” 的意思， 而是看重那些 “得道的老人的言論”。 雖然莊子已經(jīng)明確表達(dá)了 “重言” 的認(rèn)識， 但后人對于 “重言” 無論從讀音， 還是意義也都存在各自 的見解。
一種意見認(rèn)為， “重” 讀作 zhòng。 但對 “重” 的意思又有不同理解。“重言” 即 “世重之言”。 這種理解傾向出現(xiàn)最早，影響也最大， 認(rèn)可度也最高。 最早由郭象提出： “世之所重， 則十言而七見信” 。 唐代陸德明認(rèn)同：“重言， 謂為人所重者之言也” 。 唐代成玄英解釋為： “重言， 長老鄉(xiāng)閭尊重者也。 老人之言” 。
明確說明了 “重言” 具有兩個特點(diǎn)， 一是老者， 二是德高望重之人。 明代陳景元認(rèn)為： “重言， 謂德重之人所言也”。 只是強(qiáng)調(diào)了 說話人的地位。 蔣錫昌也謂：“重言， 即為人所重之言， 如關(guān)尹、 老聃等耆艾所言者，是也” 。 徐復(fù)觀先生亦云：“按為世所重之言，如堯、 舜、 孔子者是” 。 顯然， 此二人通過列舉的方式， 告訴讀者， “世重之言” 當(dāng)是像古代帝王、 文化巨擘等知名人士所言， 方可得到多數(shù)人的認(rèn)可和信任，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重言” 即 “借重之言”。 借先哲之言以自 重。 這種解讀由朱得之最先提出： “重言者， 引先哲緒言為重， 以申己意， 猶孔子、 法語之言， 本籍羲、 黃、 孔、 顏之事是也”。 借古人之名以自重。 宋人林希逸最先提出：“重言者， 借古人之名以自 重” 。 就是借助古代有影響力的人物來說話， 以此來抬高敘述者的地位， 乃至說話的力度。
“重言” 即 “莊重之言”。 明 代羅 勉道最先提出：“重言， 鄭重言之”。 曹礎(chǔ)基解釋說： “重言，莊重之言， 亦即莊語， 是直接論述作者的基本觀點(diǎn)的話”。 主要是為了區(qū)別于荒誕不經(jīng)之話語， 裁出戲謔的語言成分， 讓敘述者的話語更能夠為讀者所接受和認(rèn)可。
還有一種意見認(rèn)為， “重” 讀作 chóng， 但對 “重”的意思又有不同理解?！爸匮浴?即 “重復(fù)之言”。 明代王夫之稱： “乃我所言者， 亦重述古人而非己之自立一宗” 。 高亨先生說： “重言者古人所言而我再言之者也” 。“重言” 即 “增益之言”。 孫以楷認(rèn)為， “重” 讀若從， 義訓(xùn)為加， 增益。 按此， “重言” 即為 “增益之言”。
從 《莊子》 全文來看， 莊子認(rèn)為：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 因而稱自 己的言說方式為： “以謬悠之說， 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 。 這說明，“重言” 不可能為 “鄭重之言”、 “莊重之言”。 更不可能是重復(fù)之言， 因為凡是老子、 孔子等先哲的話， 莊子都予以了改造， 比較之下， 將 “重言” 解讀為 “借重之言”比較符合莊子的本意， 也符合全文的表達(dá)特點(diǎn)。 莊子所借重的只是古人以及時賢， 拿他們作為自 己的代言人罷了， 實際上所說的話還是莊子自 己的話， 所傳的 “道”還是莊子自己的 “道”。 所以， 從根本上說， “重言” 是借重古人以傳 “道” 的言說方式， 故 “重言” 也是為“道” 而言的一種表意方式。
三、 “卮言” 之辨
莊子本人似乎更看重 “卮言”， 在 《莊子· 寓言》解釋： “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秦囱匀粘觯?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卮言” 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呢？
關(guān)于 “卮言” 的解讀， 最早是從器皿角度釋義的，這種解釋始于郭象。 郭象稱： “夫卮， 滿則傾， 空則仰，非持故也。 況之于言， 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 故曰日 出。日出， 謂日新也， 日 新則盡其自 然之分， 自 然之分盡則和也”。 郭象認(rèn)為： “夫卮， 滿則傾， 空則仰， 非持故也。 況之于言， 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 故曰日出。 日出，謂日新也， 日 新則 盡其 自 然 之分， 自 然 之分盡 則 和也”。 郭象根據(jù) “卮” 即 “欹器”， 具有 “滿則傾， 空則仰” 的特性， 符合 “卮言” 的 “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 的特點(diǎn)， 從而界定 “卮言” 為 “因物隨變” 之言。 其實是 “合于自然” 之言。 郭象的說法在后世影響很大，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荀子· 宥坐》 篇里就出現(xiàn)過 “宥坐”：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焉。 孔子問于守廟者曰： '此為何器？’ 守廟者曰： '此蓋為宥坐之器’ 。 孔子曰： '吾聞宥坐之器者， 虛則欹， 中則正， 滿則覆’ 。 孔子顧為弟子曰： '注水焉’ ，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 滿而覆， 虛而欹。 孔子喟然而嘆曰： '吁，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 。
“虛則欹， 中則正， 滿則覆” 的 “宥坐” 如同卮器一樣， 空了便傾斜， 不空不滿就端正， 滿了便翻倒。 看來， 早在莊子時代之前， 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靠器皿等外物來警示人的神秘意識和文化習(xí)慣了。 唐代成玄英承襲了郭注，并進(jìn)一步引申： “卮， 酒器也。 日 出， 猶日 新也。 天倪，自然之分也。 和， 合也。 夫卮滿則傾， 卮空則仰， 空滿任物， 傾仰隨人。 無心之言， 即卮言也， 是以不言， 言而無系傾仰， 乃合于自然之分也” ， 于是推斷 “卮言” 為 “言而無系傾仰， 乃合于自 然之分” 的“無心之言”。 唐代陸德明的解讀是： “王云： 夫卮器，滿即傾， 空則仰， 隨物而變， 非執(zhí)一守故者也； 施之于言， 而隨人從變， 己無常主者也” 。 在此， 陸德明是把王叔之的意思拿來表達(dá)了 自 己對 “卮言” 的認(rèn)識。 “卮言” 具有 “施之于言， 而隨人從變， 己無常主者也” 的特點(diǎn)。
關(guān)于 “卮言” 的解讀， 最早從音訓(xùn)角度釋義的始于司馬彪。 司馬彪的注解今已亡佚， 據(jù)陸德明的 《經(jīng)典釋文· 莊子音義》： “卮， 音支。 ……司馬云： 謂支離無首尾言 也” 。 司 馬 彪 從 “卮” 的 讀音 出 發(fā)， 將“卮言” 解讀為 “支離無首尾之言”。 鐘泰認(rèn)為： “卮言者， 司馬彪注云： '謂支離無首尾言也。’ 彪之注最得莊意。 支離急讀之則成卮， 故假卮字用之， 義不在其成為酒器也” 。 曹礎(chǔ)基先生的解釋是： “卮言， 司馬彪注： '謂支離無首尾言也?！?支離的合音則為卮。 日出， 時常出現(xiàn)。 和、 合。 天倪， 自 然。 可見卮言是穿插在寓言與重言之中， 隨其自 然， 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些零星之言”。 楊柳橋先生的解釋是： “卮言就是支言，就是支離、 詭誕、 不顧真理、 強(qiáng)違世俗、 故聳聽聞的語言”。
關(guān)于 “卮”， 《說文解字》 解釋： “卮， 圓器也。 一名觛， 所以節(jié)飲食也?！?《經(jīng)典釋文》 引 《字略》 云：“卮， 圓酒器也”。 可見， “卮” 為盛酒之器皿。 宋代林希逸認(rèn)為： “卮， 酒卮也， 人皆可飲， 飲之而有味， 故曰卮言” 。 元代羅勉道亦曾有言：
“卮言” 即 “卮酒相歡之言” 。 明代陸西星也稱之為： “卮酒之言”。 王叔岷先生則進(jìn)一步引申之為： “渾圓之言” ； “卮” 是 “漏斗”， 張默生先生在其 《莊子新釋· 莊子研究答問》 中說： “卮是漏斗， 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話， 這話怎么講呢？ 漏斗之為物， 是空而無底的， 你若向里注水， 它便立刻漏下， 若連續(xù)注， 便連續(xù)漏， 就是江河之水， 只要長注不息， 它便常漏不息， 汩汩滔滔， 沒有窮盡， 幾時不注了， 它也幾時不漏了， 而且滴水不存。 莊子卮言的取義， 就是說， 他說的話， 都是無成見之言， 正有似于漏斗。 他是替大自 然宣泄聲音的， 也可說是大自 然的一具傳聲機(jī)” 。 陳鼓應(yīng)先生的解釋是： “卮是酒器， 卮器滿了， 自 然向外流溢， 莊子用卮言來形容他的言論并不是偏漏的， 乃是無心而自然的流露” 。 李炳海先生說， 其是 “先秦祝酒辭” ， 是在酒會上的發(fā)言， 或者是酒會上的交際辭令。
綜上所述， “卮言” 與 “酒” 的聯(lián)系尤為緊密。 但從 《莊子》 全文的語言特征來看， “卮言” 似乎不是確指， 而是 《莊子》 文中彌漫的一種基調(diào)和色彩。 似乎莊子把自己的話比喻成酒后的荒誕之言， 或者是代天地而言， 可能更符合莊子的本意。 因為莊子說過： “以謬悠之說， 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 時恣縱而不儻， 不觭見之也。 以天下為沉濁， 不可與莊語； 以卮言為曼衍， 以重言為真， 以寓言為廣” 。 在現(xiàn)實生活中， 人們常說 “酒后吐真言”。 莊子是在用 “卮言” 告訴人們， 他的文章里有把自己的思想通過 “寓言” 來表達(dá)的， 也有拿德高望重之人的 “重言” 來傾訴的， 還有自 己每天隨口而出， 無任何成見和偏私的 “卮言”， 像天地一樣看待萬事萬物， 不臧否， 不偏私， 仿佛天地之言一樣。 莊子認(rèn)為， 天下人沉湎于物欲而不知覺醒， 不能夠跟他們端莊嚴(yán)肅地討論問題， 因而用隨順無心的言辭描述萬事萬物， 使之不偏不倚； 引用先輩圣哲的話語讓人信以為真； 用委婉寄寓的文辭來抒發(fā)自己的見解。
由此， “卮言” 當(dāng)為 “酒醉后的荒誕之言”。 隨天地而流轉(zhuǎn)， 故把 “卮言” 理解為， 猶如天地之言， 不偏不倚， 無任何成見， 也無判斷的言論， 更為符合 《莊子》語言的本質(zhì)特征。 在 《知北游》 里莊子闡釋了他的思想來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圣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達(dá)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為， 大圣不作， 觀于天地之謂也” 。 莊子的思想來源于天地精神， 而天地精神就是無任何成見的，并對萬事萬物始終保持都不做任何評價的立場和態(tài)度?！柏囱浴?就是莊子沐浴天地精神之后對待萬千事物的集中體現(xiàn)。
四、 “三言” 的詩性話語特征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莊子詩化語言的集中表現(xiàn)， 也被看作是解讀 《莊子》 的鑰匙。 只有明確 “三言” 的內(nèi)涵以及相互關(guān)系， 對 《莊子》 的把握才不會偏頗。
首先， 關(guān)于 “寓言” 與 “卮言” 的爭議。 從歷史文獻(xiàn)的梳理來看， 確有爭議， 而且最大的爭議在于，《莊子》 全文到底是以 “寓言” 為主， 還是以 “卮言” 為主的問題。 對于這一問題， 莊子在 《莊子· 寓言》 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寓言占的比重最大， 當(dāng)然會以 “寓言” 為主。
以 “寓言” 為主說， 以司馬遷、 魯迅、 聞一多先生為代表。 司馬遷稱莊子 “著書十余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 魯迅先生說， 莊子 “著書十余萬言， 大抵寓言，人物土地， 皆空言無事實” ； 聞一多先生認(rèn)為：“一部 《莊子》 幾乎全是寓言” 。
以 “卮言” 為主說， 以劉鳳苞、 呂 惠卿、 王夫之、張默生先生等為代表。 劉鳳苞 《南華雪心編》 說：“諸注多以 '寓言’ 、 '重言’ 、 '卮言’ 并列， 不思 '寓言’者寄之他人， '重言’ 者托于耆艾， 緣有所指以證其言，'卮言’ 獨(dú)無所指， 不過謂言之隨時而出， 如卮之泄水，即此寓言兩項出之無窮， 但是和以天倪。 安得以三項并列， 致令脈絡(luò)不相貫穿哉？” 。 呂惠卿認(rèn)為： “寓與不寓， 重與不重， 皆卮言也” ； 王夫之在《莊子解》 中認(rèn)為： “寓言重言與非寓非重者， 一也， 皆卮言也， 皆天倪也” ； 張默生先生在 《莊子新釋》 說： “《莊子》 全書皆卮言， 故不復(fù)以數(shù)計之。 寓言、 重言， 莫不在其范圍之內(nèi)也” ； 楊儒賓先生則指出： “寓言及重言事實上只是卮言的特殊性展現(xiàn)罷了”。
其實兩派的觀點(diǎn)都沒有錯誤， 只是各自 關(guān)注點(diǎn)不同而已。 關(guān)注 “文體” 的， 當(dāng)然會認(rèn)為， 《莊子》 是以“寓言” 為主。 關(guān)注 “語言風(fēng)格” 的， 當(dāng)然會認(rèn)為， 《莊子》 是以 “卮言” 為主。 《莊子》 的文體是寓言的形式，這應(yīng)該是無可爭議的。 《莊子》 的語言風(fēng)格是 “卮言”的， 也即是 “以謬悠之說， 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 時恣縱而不儻， 不以觭見之也”， 是一種無心而出、 狂言放任的言說狀態(tài)。 成玄英 《南華真經(jīng)注疏》： “謬， 虛也。
悠， 遠(yuǎn)也。 荒唐， 廣大也。 恣縱， 猶放任也。 觭， 不偶也。 而莊子應(yīng)世挺生， 冥契玄道， 故能致虛遠(yuǎn)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 隨時放任而不偏黨， 和氣混俗， 未嘗觭介也” 。在莊子文中， 隨處可見 “任公子釣魚”、 “鯤化為鵬”、 “髑髏問話”、 “粟米太倉”、 “相濡以沫” 等神奇荒誕、 不著邊際的言說狀態(tài)。 陸德明 《經(jīng)典釋文序錄》說 《莊子》 “言多詭誕”。 宋代黃震在 《黃氏日 鈔· 諸子》 也稱： “莊子以不羈之才， 肆意跌宕之說， 創(chuàng)為不必有之人， 設(shè)為不必有之物， 造為天下必?zé)o之事， 用以眇末宇宙， 戲薄圣人， 走弄百出， 茫無定蹤， 固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也” 。 莊子 “創(chuàng)為不必有之人， 設(shè)為不必有之物， 造為天下必?zé)o之事” 的表意手法， 而虛構(gòu)而出的 “人、 事、 物”， 這些又恰好印證了莊子的 “謬悠之說”、 “荒唐之言”、 “無端崖之辭” 的語言風(fēng)格和基調(diào)， 也充分顯現(xiàn)了莊子 “荒誕” 的 “不莊”之語的言說風(fēng)格。 應(yīng)該說黃震是最懂莊子的人， 他把莊子確定為 “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 倒不是莊子是最早的采用詼諧方式創(chuàng)作的， 才稱莊子為 “詼諧小說之祖”，而應(yīng)該是在所有采用詼諧手法創(chuàng)作的作者里， 莊子是最具高度最具影響的， 宛如山峰里海拔最高的那一座， 所以莊子為 “千萬世詼諧小說之祖” 是當(dāng)之無愧的。 其實若把莊子稱為 “千萬世荒誕文學(xué)之祖” 會更為確切， 因為 “詼諧” 按照 《辭?！?的解釋， 還僅僅停留在 “風(fēng)趣、 幽默、 喜劇、 輕松、 機(jī)智、 搞笑” 的 層面， 缺少“辛辣、 諷刺” 的效果。 而 《莊子》 的文本里卻到處散發(fā)著 “辛辣、 諷刺” 的味道， 比如， 對舔痔得車、 魯侯養(yǎng)鳥、 蠻觸之爭、 惠子相梁、 渾沌之死等寓言， 都具有強(qiáng)烈的批判色彩。 “荒誕” 在 《辭?！?的解釋為： “不真實， 不近情理， 猶荒唐， 虛妄不可信”。 《簡明牛津詞典》 對 “荒誕” （absurd） 的定義是： “荒誕： ① （音樂） 不和 諧； ②缺乏理性或恰當(dāng) 性的 和 諧 （當(dāng) 代用法） ?！?德國學(xué)者凱塞爾認(rèn)為， 荒誕是一個被疏離了的世界， 荒誕感是在這個世界中體驗到的一種不安全感和不可信任感， 從而產(chǎn)生一種生存的恐懼。 莊子對于社會里的規(guī)則是拒絕的， 對于其生活的現(xiàn)實是不信任和反叛的，莊子總是試圖給那個社會開一劑好藥， 使其回到無欲無累的社會， 但這只是他的夢， 統(tǒng)治階級不會回去， 歷史的腳步也從來不走回頭路， 所以， 荒誕是莊子注定的主題。 莊子面對荒誕的世界， 乃至由此產(chǎn)生的一系列的荒誕意識， 就會自覺不自 覺地用表面荒誕不經(jīng)的形式， 隱喻莊子想要表達(dá)的更為深邃的意義， 這恰恰最為符合“卮言” 的荒誕特性和天地情懷。
其次， 關(guān)于 “三言” 共同的詩性品格。 吳喬 《圍爐詩話》 記載： “問曰： 詩文之界如何？ 答曰： 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 是以詩文體制有異耳。 文之詞達(dá)， 詩之詞婉。 書以道政事， 故宜詞達(dá)； 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 意喻之米， 飯與酒所同出。 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 文之措詞必副乎意， 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 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 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 文為人事之實用， 詔敕、 書疏、 案牘、 記載、 辨解， 皆實用也。 實則安可措詞不達(dá)， 如飯之實用以養(yǎng)生盡年， 不可矯揉而為糟也。 詩為人事之虛用， 永言、 播樂， 皆虛用 也” 。 吳氏 “詩酒文飯” 說指出了詩性語言與實用之文的表意方式和觀讀效果區(qū)別。
《莊子》 語言恰恰是的 “委婉” 的， 是詩性的。 “寓言”、“重言”、 “卮言” 的共同特點(diǎn)是 “詩化” 的、 “非直言”的， 也即 隱喻和象征。 正是因 為其 “非直言”， 而是“曲言” 的， 才使之具有了更濃郁的 “詩性” 品格。 我們之所以稱 《莊子》 是一部 “詩性哲學(xué)” 著作， 就在于它表意的 “深文隱蔚， 余味曲包” 。 “深文” 與“余味” 說的是內(nèi)含的理趣深刻和意蘊(yùn)芬芳。 “隱” 與“曲” 則是 “不直言” 的， 是借助生動的形象來表達(dá)深刻的哲學(xué)意味。 “隱” 與 “曲” 正是對于 “寓言”、 “重言”、 “卮言” 的最好詮釋。 這種表達(dá)便是郭象 《莊子注》 中解釋的 “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而 “不欲急” 便是千回百轉(zhuǎn)， 讓人辨認(rèn)。 這更符合語言的 “陌生化” 理論。 “陌生化” 是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手法的藝術(shù)》 一文中提出的， 又譯為 “奇異化”、“反?；保?是在反對 “自動化” 和 “平?；?的語言環(huán)境而提出的， 目的是設(shè)法增加感受的難度， 從而延長審美感受的時間。 “藝術(shù)之所以存在， 就是為使人恢復(fù)對生活的感覺， 就是為了使人感受事物……藝術(shù)的目 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 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 藝術(shù)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 使形式變得困難， 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的長度， 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 的， 必須設(shè)法延長”。 莊子的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需要深思和辨認(rèn)的， 因為每種語言形式的背后， 都隱藏著深刻的象征意味。 甚至劉生良先生在 《鵬翔無疆———〈莊子〉 的文學(xué)研究》 中直接提出 “寓言即象征” 的說法， 并把 《莊子》 列入 “浪漫型、 寫實型、 象征型” 三種兼具的文學(xué)類型， 并 “稱 '莊子’ 為中國象征文學(xué)的第一大師”。 的確， 《莊子》 的文體是 “寓言”的形式， 但其 “寓言” 的表達(dá)手段或者說藝術(shù)手法卻是“象征” 的。
總之， “寓言” 和 “重言” 都是帶有一定主觀意識的言論， 而 “卮言” 則是無主觀意識的天地語言， 猶如代天地而言， 不偏不倚， 沒有任何立場和成見。 同時，莊子 “寓言”、 “重言”、 “卮言” 的言說方式， 體現(xiàn)了“意真象幻、 寓真于誕” 的表達(dá)， 完全符合象征型文學(xué)的基本特征。 其表達(dá)不單是形象的， 也是陌生的； 不單是荒誕的， 也是象征的。 給品讀之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間。 英國著名詩人柯勒律治認(rèn)為： “給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 通過喚起人們對習(xí)慣的麻木性的注意， 引導(dǎo)他去觀察眼前世界的美麗和驚人的事物， 以激起一種類似超自然的感覺； 世界本是一個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財富， 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 私的牽掛的翳蔽， 我們視若無睹、 聽若罔 聞， 雖有心靈， 卻對它既不感覺， 也不理解”。 這種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物， 用一種偏離或反常方式表達(dá)出來， 從而引起人們注意的手法，便是 “陌生化”。
莊子的新奇之感就在于其經(jīng)常能夠在司空見慣的事物里以反叛的方式挖掘出新意來， 令人耳目 一新， 比如，“大瓠、 天籟、 不龜手之藥、 林中散木” 等等， 莊子的表達(dá)， 恰恰都具有 “陌生化” 理論的諸多特征。 劉熙載評價 《莊子》 時稱： “莊子文， 看似胡說亂說， 骨里卻盡有分?jǐn)?shù)。 彼固自謂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 也， 學(xué)者何不從 '蹈大方’ 處求之？ 《莊子》 寓真于誕， 寓實于玄， 于此見寓言之妙” 。 可以看出， 《莊子》 的語言是新奇的， 形象是變形的， 情節(jié)是荒誕的， 審美是有距離的。 《莊子》 文本 “三言” 的有機(jī)融會， 構(gòu)成了獨(dú)特的象征表現(xiàn)形式， 使其更加富有濃郁的詩性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