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咽癌是我國南方及東南沿海地區(qū)高發(fā)的頭頸部惡性腫瘤，全世界約80%的鼻咽癌都發(fā)生在我國，嚴重威脅人民的生命健康。鼻咽癌對放射治療比較敏感，隨著放療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早期鼻咽癌的5年生存率已高達95%。但在臨床實踐中，由于鼻咽癌發(fā)病部位隱匿，發(fā)病癥狀與其他良性疾病難以鑒別，大部分鼻咽癌患者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伴隨頸部淋巴結和/或遠處轉移，轉移和復發(fā)風險顯著升高，死亡率急劇上升。因此，提高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和預后判斷水平是提升鼻咽癌整體治療水平的有效途徑。鼻咽癌標志物的開發(fā)、應用、評價和完善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關鍵步驟。近年來，鼻咽癌特異性標志物的開發(fā)和應用取得了很大進展，為了提高鼻咽癌標志物臨床應用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最大限度發(fā)揮其效能，在參考國內外權威文獻、征求鼻咽癌臨床和基礎研究領域專家和學者意見的基礎上，中國抗癌協(xié)會腫瘤標志專業(yè)委員會鼻咽癌標志物專家委員會編寫了本共識，后續(xù)將根據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適時修訂，以適應臨床應用的需要。
非角化性鼻咽癌是我國鼻咽癌的主要類型，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是非角化性鼻咽癌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幾乎所有的非角化性鼻咽癌患者都存在EBV 感染 。因此，EBV 相關標志物是鼻咽癌標志物的主要組成，也是目前臨床應用最廣泛、最成熟的診斷和預后判斷標志物。根據標志物的生物成分，EBV相關標志物大體可以分為血漿核酸類標志物和血清抗體類標志物。核酸類標志物包括血漿中EBV DNA和EBV編碼的miRNA。抗體類標志物則是針對EBV不同蛋白組分的抗體，包括EBV衣殼抗原IgM抗體、IgG抗體、IgA抗體，EBV早期抗原IgA抗體，EBV核抗原IgG抗體，Rta蛋白IgG抗體，Zta蛋白IgG抗體等。
1.1 血漿EBV DNA
基于實時熒光定量PCR技術的血漿EBV DNA檢測是目前臨床應用最廣泛的鼻咽癌標志物。血漿或血清中EBV DNA陽性（EBV-DNA≥500 copies/mL）對鼻咽癌的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89.1%（95％CI：87.0％~90.9％）和85.0%（95%CI：83.0％~86.9%），且血漿組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高于血清組 。同時血清EBV DNA在鼻咽癌篩查、早期診斷、治療和療效判斷等方面亦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1.1.1 血漿EBV DNA與鼻咽癌篩查、早期診斷 香港中文大學CHAN等進行了血漿EBV DNA作為鼻咽癌早期篩查標志物可行性的前瞻性研究，該研究共納入了20 174名（均為中國人，年齡范圍40~62歲）無鼻咽癌臨床癥狀的受試者并進行隨訪。所有受試者隨訪前，均進行外周血血漿EBV DNA拷貝數檢測，陽性（20 copies/mL視為EBV DNA陽性）受試者4周后再次檢測，若仍顯示陽性則進行針對鼻咽的內鏡和MRI檢查，以最大限度降低研究結果的假陽性率。研究結果顯示，第1次檢測發(fā)現1 112名（5%）受試者EBV DNA呈陽性，4周后復檢，發(fā)現309名受試者仍呈陽性而呈陽性的309名受試者中300名接受了鼻咽內鏡檢查，其中275名同時接受了鼻咽部MRI檢查，最后經病理檢查確診鼻咽癌34例，Ⅰ期和Ⅱ期（Ⅰ期16例，Ⅱ期8例，Ⅲ期8例，Ⅳ期2例）患者占比高達71%，且患者的3年疾病無進展生存率高達97%，均顯著優(yōu)于其他隊列研究結果；而血清EBV DNA陰性受試者中，僅有1例1年后確診為鼻咽癌，因此血漿EBV DNA作為鼻咽癌早期篩查標志物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7.1%和98.6%，陽性預測值為11%，陰性預測值為99.995%。
專家組認為，血漿EBV DNA篩查可以顯著提高鼻咽癌的早診率，從而相應地提高療效。在鼻咽癌高發(fā)區(qū)，推薦將EBV DNA檢測作為鼻咽癌早期篩查的常規(guī)項目。
1.1.2 血漿EBV DNA與鼻咽癌治療后遠處轉移 鼻咽癌患者治療后腫瘤會縮小或消退，血漿EBV DNA水平亦會迅速降低至常規(guī)檢測極限值以下，其中手術切除后血漿EBV DNA的中位半衰期為139 min，放療后血漿EBV DNA的中位半衰期為3.8 d。因此，鼻咽癌患者治療后血漿EBV DNA水平回復或持續(xù)升高可能提示腫瘤復發(fā)或進展，而且EBV DNA水平升高的時間較影像學檢查發(fā)現復發(fā)和進展的時間更早。馬駿等的研究顯示，鼻咽癌局部復發(fā)患者的血漿EBV DNA陽性率分別為56.4%和65%，而遠處轉移患者分別為94%和96%，且血漿EBV DNA陽性診斷時間較臨床或影像學檢查陽性診斷時間早3.5～6個月。
專家組認為，血漿EBV DNA是判斷鼻咽癌治療后腫瘤復發(fā)和進展的理想標志物。
治療前及治療中的血漿EBV DNA水平與鼻咽癌的治療有效性密切相關，可指導治療方案制定。新輔助化療的療效與治療前血清EBV DNA水平密切相關，只有治療前血漿EBV DNA高的患者才能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馬駿研究組證實只有EBV DNA水平高（EBV DNA>1 550 copies/mL）的患者，接受新輔助化療才能顯著提高疾病無進展生存和無遠處轉移生存率。進一步分層分析發(fā)現，只有非常高危的患者（N2-3 期和EBV DNA>4 000 copies/mL）才能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 。LIANG 等研究同樣證實只有血清EBV DNA水平高（> 4 000 copies/mL）的患者才能從同步放化療中獲得較單純調強放療更好的療效。治療中血漿EBV DNA水平亦能提示治療療效，可作為綜合治療方案及時更改、確認以及療效判斷的觀察指標。WANG 等 研究顯示，化療首月血漿EBV DNA清除率高的患者，治療敏感性和生存率更高，對于血漿EBV DNA清除率低的患者，可考慮適時調整治療方案。
專家組推薦將治療前和治療中的血漿EBV DNA水平作為鼻咽癌治療方案制定和調整的依據。
1.1.3 血漿EBV DNA與鼻咽癌的預后判斷 眾多研究表明，治療前、治療中和治療后的血漿EBV DNA水平與鼻咽癌預后密切相關。鼻咽癌根治性治療后1年內腫瘤進展的患者，其治療前血漿EBV DNA拷貝數顯著高于未進展患者，且拷貝數與死亡率呈正相關（拷貝數每增加10倍其疾病相關死亡率上升1.1~3.1倍）。同時，治療前血漿EBV DNA較TNM分期具有更好的預后判斷效能，血漿EBV DNA水平高（>4 000 copies/mL）和血漿EBV DNA水平低的患者（<4 000 copies/mL）5年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相差10%；N0和N1期中血漿EBV DNA拷貝數高的患者與N2和N3期拷貝數低的患者初診遠處轉移率無顯著差異，Ⅰ/Ⅱ期血漿EBV DNA水平高的患者總生存率與Ⅲ期患者相似，Ⅲ期血漿EBV DNA水平低的患者其預后與Ⅰ期患者相似。同時，以1 500 copies/mL為閾值，發(fā)現血漿EBV DNA是總生存率、疾病無進展生存率、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的獨立預后因素；EBV DNA拷貝數小于1 500 copies/mL的 Ⅳ期患者與EBV DNA拷貝數大于1 500 copies/mL 的Ⅲ期患者預后無顯著差異 。新輔助化療2個周期后血漿EBV DNA是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的獨立預后因素。放療4周后血漿EBV DNA陽性是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無進展生存率和總生存率的危險因素，74%治療失敗的患者與治療中血漿EBV DNA陽性相關 。治療過程中，EBV DNA清除快、半衰期短的患者預后更好。鼻咽癌根治性治療后血漿中的EBV DNA水平在預后判斷中發(fā)揮重要作用。CHAN 等 研究發(fā)現，治療后血漿EBV DNA拷貝數（閾值：500 copies/mL）是總生存率和疾病無進展生存率最重要的預后因素，其判斷效能優(yōu)于治療前血漿EBV DNA拷貝數（閾值：4 000 copies/mL）和臨床分期。馬駿等采用分類決策樹分析將血漿EBV-DNA整合進現有的TNM臨床分期，提出了鼻咽癌新臨床分期標準：R1期（T1N0）、RⅡA期（T2-3N0或T1-3N1且EBV DNA≤2 000 copies/mL）、RⅡB期（T2-3N0或T1-3N1且EBV-DNA＞2 000 copies/mL）、RⅢ期（T1-3N2且EBV-DNA＞2 000copies/mL或T4N0-2），RⅣ期（TanyN3），每分期對應的患者5年生存率分別是100%、87.9%、76.7%、68.7%和50.4%，發(fā)現新分期系統(tǒng)能更好地區(qū)分不同危險分層鼻咽癌患者的預后，指導臨床個體化治療。
專家組認為，綜合考慮治療全程的血漿EBV DNA水平和TNM分期，可更加準確地判斷預后，為腫瘤治療后進展的患者提供早期干預依據。
1.1.4 血漿EBV DNA檢測的影響因素和局限性 Allen Chan在證實血漿EBV DNA可作為無癥狀人群鼻咽癌早期篩查標志物后，進一步分析了影響EBV DNA檢測結果的因素，結果發(fā)現年齡、吸煙及采血時的環(huán)境溫度是影響EBV DNA檢測陽性率的獨立因素，EBV DNA檢測陽性率與環(huán)境溫度呈負相關（每降低5 ℃，EBV DNA陽性檢出率上升0.85%），與受試者年齡呈正相關（每增長5歲，EBV DNA陽性檢出率上升0.6%），認為EBV DNA檢測陽性率與環(huán)境溫度以及患者年齡有關。
盡管血漿EBV DNA檢測已廣泛應用于鼻咽癌臨床診療，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⑴目前有關鼻咽癌血漿EBV DNA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鼻咽癌高發(fā)區(qū)，其研究結果能否推廣至非高發(fā)區(qū)，仍需證實。⑵已有的EBV DNA研究大多為回顧性研究，前瞻性研究較少，隨機分組研究更少，因此需更高級別的臨床證據。⑶目前關于EBV DNA檢測缺乏統(tǒng)一的標準，無論是檢測設備、DNA提取、檢測的DNA片段、質量控制、檢測極限值等均缺乏統(tǒng)一標準，導致不同研究組的結果，尤其在EBV DNA閾值設置上，存在較大差異。因此，亟待開展全球范圍內的合作研究，制定標準化的檢測和結果判定方法，以提高EBV DNA檢測臨床應用的可靠性。
1.2 EBV血清抗體標志物
除了血漿EBV DNA外，針對EBV不同蛋白組分的血清抗體也在鼻咽癌的臨床診斷、治療和預后判斷中得到較廣泛的應用。常見的EBV血清抗體標志物包括EBV衣殼抗原IgM抗體（EBV-VCA-IgM）、EBV衣殼抗原IgG抗體（EBV-VCA-IgG）、EBV衣殼抗原IgA抗體（EBV-VCA-IgA）、EBV早期抗原IgA抗體 （EBV-EA-IgA）、EBV核抗原IgG抗體（EBV-NA-IgG）、Rta蛋白IgG抗體（Rta-IgG）、Zta蛋白IgG抗體（Zta-IgG）等。
1.2.1 EBV-VCA-IgM EBV衣殼抗原是鼻咽癌增殖后期表達的一種結構蛋白，是EBV感染后最晚產生的抗原。在EBV感染早期，血清EBV-VCA-IgM顯著升高，3~4周后達到高峰，隨后逐漸下降，在體內可持續(xù)存在4~8周，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及特異度，對診斷EBV急性感染意義重大。有研究顯示EBV-VCA-IgM與反映EBV在體內復制情況的血漿EBV DNA聯合檢測，可提高EBV現癥感染的診斷率。但是因為此抗體在體內消失快，且因個體免疫反應復雜多樣，存在產生延遲或持續(xù)缺失的可能，單獨檢測容易導致漏診。
專家組認為，EBV-VCA-IgM作為急性EBV感染的標志物，適用于臨床EBV感染的早期診斷，但在鼻咽癌診療中較少單獨檢測EBV-VCA-IgM，常與其他血清抗體及血漿EBV DNA聯合檢測，用于輔助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及隨訪監(jiān)測。
1.2.2 EBV-VCA-IgG EBV-VCA-IgG亦為EBV感染早期出現的抗體，多在EBV-VCA-IgM產生后出現，一般首先產生低親和力IgG，隨著感染的進展，抗體親和力升高，且主要為高親和力IgG，該抗體可在病毒感染后長期維持較高水平，甚至持續(xù)終生。故低親和力EBV-VCA-IgG可作為原發(fā)性急性感染指標，而高親和力IgG則被視為恢復期或既往感染的指標。但目前臨床上常規(guī)檢測未能區(qū)別低親和力IgG及高親和力IgG，因此未能辨別為近期感染或既往感染，需進一步進行抗體親和力檢測，此外EBV-VCA-IgG在人群中陽性率高，導致其對鼻咽癌的診斷特異度低，臨床上多用于流行病學調查。因此，專家組不推薦EBV-VCA-IgG作為鼻咽癌篩查及診斷的單獨檢測指標，可與其他抗體標志物聯合檢測，幫助了解鼻咽癌患者體內EBV感染情況，從而輔助鼻咽癌的篩查及早期診斷。
1.2.3 EBV-VCA-IgA EBV-VCA-IgA在原發(fā)性EBV感染的早期即可檢測到，是目前抗EBV抗體中研究最早，也是唯一進行大樣本鼻咽癌普查研究的篩查指標，是應用最廣泛的EBV抗體。因VCA抗原具有較強的免疫原性，多數鼻咽癌患者可表現出VCA-IgA陽性，故EBV-VCA-IgA對診斷鼻咽癌具有較高的靈敏度。EBV-VCA-IgA抗體滴度水平會隨著病情的發(fā)展或恢復變化。ZHAO等研究顯示EBV-VCA-IgA是影響鼻咽癌預后的因素，認為其在鼻咽癌預后判斷、病情檢測及預測復發(fā)轉移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EBV-VCA-IgA在健康人群中亦有較高的檢出率，特異度欠佳，同時IgA抗體存在血清空窗期，檢測具有假陰性風險，因此專家組不推薦EBV-VCA-IgA用于鼻咽癌篩查及診斷
1.2.4 EBV-EA-IgA 早期抗原EA是EBV進入潛伏感染早期表達的一種與基因組復制有關的非結構蛋白，是病毒進入溶解期的標志。血清中抗EA抗體可分為IgA和IgG兩種，EA-IgG抗體持續(xù)時間短，一般檢測不到，臨床上常檢測EA-IgA。EBV-EA-IgA多出現在EBV感染早期，是EBV近期感染或EBV活躍增殖的標志，特異度較高，研究顯示EBV-EA-IgA單獨應用特異度最高達95％，故常用于鼻咽癌篩查及早期診斷。此外EA-IgA抗體與鼻咽癌T、N分期及臨床分期相關，其抗體滴度越高，鼻咽癌分期越晚，但也有研究者得出不一致的結論，故兩者的關系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專家組認為，EBV-EA-IgA抗體的靈敏度差，且抗體滴度低，限制了其在鼻咽癌診療中的應用，臨床上多與其他抗體聯合應用，提高靈敏度。
1.2.5 EBV-NA-IgG EBV核抗原包括EBNA1、EBNA2、EBNA3和主導蛋白（LP）。其中EBNA1是唯一在所有與EBV相關腫瘤中均表達的病毒編碼抗原，也是細胞轉化必需的抗原。EBV-NA-IgG一般在EBV感染發(fā)病后4~6周出現，抗體可持續(xù)終生，是EBV既往感染的標志。LIU等認為EBV-NA-IgG診斷鼻咽癌敏感度和特異度較高，分別為92.7％和85.8％，適合用于鼻咽癌篩查及早期診斷。因EBV-NA-IgG為EBV潛伏感染期的產物，其與EBV增殖感染期所產生的抗體聯合，可覆蓋檢測EBV感染整個免疫應答過程，對提高診斷的特異度和靈敏度具有更高價值。
專家組認為，臨床上動態(tài)觀察EBV-NA-IgG滴度變化，對鼻咽癌療效監(jiān)測和預后判斷有一定的價值。
1.2.6 Rta-IgG及Zta-IgG抗體 Zta蛋白是由EBV BZLF1基因編碼，反映EBV由潛伏感染轉化為溶解性感染立即早期時相的產物，是調節(jié)病毒進入復制狀態(tài)的關鍵，大多在EBV感染早期出現。JOAB等研究發(fā)現Zta-IgG在鼻咽癌篩查中具有較高的輔助診斷價值，值得臨床推廣應用，檢測靈敏度為87%，特異度為94%。Rta蛋白是由EBV裂解立即早期基因BRLF1基因編碼的產物，是EBV由潛伏期轉向裂解期的關鍵調控因子，可促進一系列的裂解早期基因產物表達。FENG等研究發(fā)現鼻咽癌患者體內可檢測出高水平的Rta蛋白IgG抗體，認為Rta-IgG可作為早期EBV復制的監(jiān)測指標，在鼻咽癌診斷中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及特異度，目前臨床上常采用Rta-IgG抗體作為鼻咽癌篩查指標之一。近十幾年的研究表明Rta-IgG若與其他EBV抗體聯合檢測可進一步提高鼻咽癌篩查和診斷的靈敏度或特異度。此外，有文獻報道Rta-IgG與鼻咽癌臨床分期及預后有關，Rta-IgG陽性率與鼻咽癌臨床分期有關，且隨臨床分期增高而升高。近來相關研究表明BRLF1能通過誘導鼻咽癌細胞基因組不穩(wěn)定性進一步促進腫瘤復發(fā)和轉移，Rta-IgG有望成為鼻咽癌復發(fā)、轉移的重要預測指標。
專家組認為，Zta-IgG和Rta-IgG抗體對鼻咽癌診斷有一定輔助作用。
1.2.7 EBV抗體檢測新技術——納米酶層析（試紙）技術 目前鼻咽癌血清學檢測方法主要有ELISA法和膠體金免疫（試紙）層析法。ELISA法靈敏度和特異度高，且可同時檢測多種抗體，但是操作復雜、效率較低，費用較高，對檢測設備有要求，不適合在偏遠地區(qū)開展鼻咽癌早期篩查工作。膠體金免疫（試紙）層析法簡單、快速、無污染，但是靈敏度較低，假陽性率高，具有較高的漏診風險。納米酶層析（試紙）技術整合了ELISA高靈敏度和高特異度的特性，又具備膠體金免疫（試紙）層析法簡單、經濟和快速特點，是理想的鼻咽癌早期篩查和診斷技術。
基于EBV相關抗體檢測鼻咽癌的納米酶層析（試紙）技術的設計原理是以硝酸纖維素膜（NC膜）為固相載體，將VCA抗原固定在膜上作為檢測線（Test線，記作T線），而將二抗（羊抗鼠IgG）固定在檢測線的上方作為質控線（Control線，記作C線）。同樣在納米酶磁性顆粒上標記鼠抗人IgA抗體。當待測樣品血清加入后，納米酶磁性顆粒上標記的鼠抗人IgA抗體與待測樣品中的VCA-IgA抗體發(fā)生抗原抗體特異性免疫反應并形成一種抗原抗體復合物。當抗原抗體復合物層析到NC膜已固定的T線時，抗原抗體復合物與T線上的VCA抗原再次結合并顯色從而達到檢測的目的。無論待測樣品是否有VCA-IgA抗體，層析到NC膜已固定的C線時，羊抗鼠IgG均能與其反應結合并顯色（圖1）。
聶國輝等利用分散度好、粒徑均一的Fe3O4納米酶顆粒，制備了納米酶免疫層析試紙，通過檢測VCA-IgA數據可知，納米酶免疫層析試紙可靠性強，穩(wěn)定性高，靈敏度高，檢測極限是1 ng/ml（圖2）。由于Fe3O4納米酶具有磁性和過氧化物酶活性，因此Fe3O4納米酶探針同時具有EBV相關抗原識別、分離富集和檢測信號放大三重功能。納米酶免疫層析試紙與ELISA的檢測靈敏度相當，但納米酶免疫層析試紙同時具備靈敏度高，操作簡單、快速，成本低等優(yōu)點，有利于大規(guī)模開展鼻咽癌篩查與早期診斷工作，特別對醫(yī)療條件有限的偏遠地區(qū)開展鼻咽癌的篩查具有重要意義。
專家組認為，在醫(yī)療及經濟條件有限的地區(qū)，納米酶層析（試紙）技術EBV抗體檢測可作為成本及篩查效益相對較佳的選擇。
1.3 EBV編碼的miRNA
EBV是首個發(fā)現可以編碼miRNAs的病毒。迄今為止，已鑒定出25個EBV相關的 miRNA前體和由前體產生的48個miRNA成熟體，分別由BART（BamH I-A region rightward transcript）和BHRF1（BamH I fragment H right ward pen reading frame 1）編碼。幾乎所有的鼻咽癌患者鼻咽上皮都存在EBV感染，并表達EBV miRNA-BART。除了可以從鼻咽癌細胞檢測miRNA-BARTs表達，也能從患者血漿中檢測到EBV編碼的miRNA-BARTs。日本學者KAWANO等 ［44 ］研究顯示，在慢性活動性EBV感染患者血漿中檢測miR-BART2-5p的表達水平可以評估疾病的嚴重程度及其預后。RAMAYANTI等研究發(fā)現，在鼻咽癌患者血清中，BART7-3p、BART9-3p和 BART13-3p表達水平顯著高于正常對照人群，采用鼻咽癌患者、其他頭頸部腫瘤患者以及EBV感染無癥狀患者的血清，發(fā)現血清EBV miRNAs診斷鼻咽癌的效率明顯優(yōu)于抗EBNA1 IgA血清學以及EBV DNA載量檢測，其中BART13-3p診斷的特異度達到了97%。HIRAI等研究發(fā)現，血清BamHI-W DNA、miR-BART2-5p、 miR-BART17-5p和miR-BART18-5p對鼻咽癌診斷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100%和100%、85%和85%、 60%和95%、25%和100%。ZHANG 等報道，鼻咽癌血漿中miR-BART7和 miR-BART13的表達水平顯著高于正常對照和其他腫瘤患者，尤其晚期患者表達水平更高。此外，ROC分析顯示，聯合檢測miR-BART7和miR-BART13能檢測到90%的鼻咽癌患者。同時，ZHENG等報道經鼻咽刷片標本檢測miR-BART1-5p是診斷鼻咽癌的有效方式，診斷的靈敏度為93.5%，特異度為100.0%，檢測早期鼻咽癌的效能明顯優(yōu)于現有的檢測方法，可以識別血漿EBV DNA、EBV抗體滴度等檢測中的假陰性標本。
專家組認為，EBV編碼的miR-BARTs有望成為鼻咽癌新的診斷和預后判斷標志物，但仍需大樣本研究驗證，并制定相應的判定標準。
2.1 Micro RNAs
Micro RNAs（miRNAs）參與了腫瘤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調控，miRNAs表達改變與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惡性程度、治療敏感性等密切相關，有作為腫瘤相關標志物的潛能。馬駿等報道一組41個差異表達的miRNA可完全準確地區(qū)分鼻咽癌和正常鼻咽組織，而其中5個miRNA（miR-93、miR-142-3p、miR-26a、miR-29c、miR-30e）構成的分子標簽可以預測鼻咽癌患者的無瘤生存率，該分子標簽結合TNM臨床分期可將預后預測的準確性由61%提高到70%。BRUCE等檢測腫瘤組織中4個miRNA（miR-154-5p、miR-449b-5p、miR-140-5p、miR-34c-5p）的表達水平，發(fā)現其能夠預測鼻咽癌的遠處轉移風險。馬駿等報道人血清miRNA（miR-22、miR-572、miR-638和miR-1234）可以預測鼻咽癌患者預后 。李欣等報道m(xù)iR-9在鼻咽癌中低表達，其表達水平與鼻咽癌進展呈負相關，可作為區(qū)分原位鼻咽癌和轉移鼻咽癌的指標，敏感度為73%，精確性為74.2%。肖志強等認為miR-203和miR-23a可作為鼻咽癌放療敏感性的評價標志物，miR-203和miR-23a低表達與鼻咽癌放療敏感和預后呈負相關。
專家組認為，上述miRNAs有望成為新的鼻咽癌標志物，用于鼻咽癌預后和療效預測。
2.2 多分子標志物
鼻咽癌組織的特異性基因表達譜是鼻咽癌標志物篩選和鑒定的重要來源，相當數量的候選標志物得到了鑒定。馬駿等報道了一組由13個基因構成的分子標簽，認為其可預測鼻咽癌患者的無遠處轉移生存和同期化療敏感性，并首次納入基因表達譜、N分期、性別、血清LDH和C-反應蛋白（CRP）構建了列線圖（Nomogram）預后預測模型，ROC曲線分析顯示：較單純N分期，該列線圖可以將遠處轉移預測的準確性由57%提高到75%。同時證實腫瘤侵入淋巴細胞是鼻咽癌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與總生存、無病生存、無遠處轉移生存等呈負相關，將其與其他因素納入列線圖預后模型后，可顯著提高模型的預后判斷效能。邵建勇等基于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構建了1個包含性別和7個基因構成的鼻咽癌預后分析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對判斷鼻咽癌患者的5年疾病特異性生存有較好的效能，能有效區(qū)分和預測高風險和低風險人群，是影響5年疾病特異性生存的獨立危險因素（HR=4.9，95%CI：3.0~7.9）。肖志強等報道基于RKIP、14-3-3б、Maspin和GRP78和TNM分期構建的積分風險預測模型，可以有效判斷鼻咽癌患者的放療敏感性（精確度88.00%，特異度86.48%，準確性87.25%），且該積分風險模型中積分高的患者放療敏感性低，預后較差 。
專家組認為，上述多分子標志物有望用于鼻咽癌預后和療效預測。
2.3 甲基化標志物
異常的表觀遺傳調節(jié)如啟動子CpG甲基化使腫瘤抑制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s，TSGs）失活并重新激活癌基因，導致異常的基因表達和功能異常，從而促進腫瘤發(fā)生。異常啟動子CpG甲基化常發(fā)生在早期癌癥階段和整個疾病階段，因此是腫瘤早期診斷和風險評估有價值的生物標志物 。與其他分子標志物如mRNA和蛋白質相比，CpG甲基化具有較多優(yōu)點，包括穩(wěn)定性、易擴增性和可檢測性，以及高頻率發(fā)生和非侵入性（可在循環(huán)體液樣本中檢測）。更重要的是，啟動子CpG甲基化常發(fā)生在腫瘤的早期階段。
目前有14種基于DNA甲基化的生物標志物檢測被商業(yè)化，可檢測13個基因，如GSTP1、RASSF1、 SEPT9（septin-9）、DAPK1基因甲基化可檢測的腫瘤包括結腸癌、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膠質母細胞瘤。然而目前尚無鼻咽癌相關的市場化DNA甲基化標志物，這也是亟待大力推進和解決的問題。陶謙教授研究團隊已經鑒定了一些鼻咽癌甲基化標志物及其生物學特征，如PCDH1020、TET1、WIF1和DLEC1基因啟動子CpG甲基化作為鼻咽癌早期檢測的標志物；ZNF38225啟動子CpG甲基化作為鼻咽癌轉移標志物；p16和RASSF1A26啟動子CpG甲基化為EBV陽性感染標志物；SFRP5和DACT2甲基化在鼻咽癌患者血清和鼻咽拭紙中可檢測到但在正常血清中未檢測到。通過對鼻咽癌患者的活組織檢查，發(fā)現4個基因（RASSF1A、WIF1、DAPK1和RARβ2）的DNA甲基化在鼻咽癌早期階段（Ⅰ和Ⅱ）顯示出較EBV DNA標志物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鼻咽癌患者血清中4個基因（CDKN2A、DLEC1、DAPK1和UCHL1）的DNA甲基化對預測鼻咽癌的敏感性和特異度更高。采用5個基因（RASSF1A、p16、WIF1、CHFR和RIZ1）的甲基化組合檢測鼻咽癌與非鼻咽癌，檢出率可達98%。UCHL1/PGP9.5、KIF1A和DLEC1組合檢測鼻咽癌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4%和92%。啟動子甲基化標志物可結合EBV檢測作為鼻咽癌發(fā)病風險評估的補充，應用于鼻咽癌的早期發(fā)現和早期診斷。因此，確定EBV相關鼻咽癌中受甲基化調控的基因，驗證其在腫瘤樣品中的表達和甲基化水平，評估其與臨床特征的關系以及作為鼻咽癌生物標志物的潛力，將對開發(fā)鼻咽癌早期檢測分子標志物具有重要的意義。
專家組認為，甲基化標志物可用于鼻咽癌發(fā)病風險評估和早期診斷。
2.4 外周血蛋白標志物
研究顯示一些外周血蛋白與鼻咽癌亦存在相關性。馬駿等報道血清LDH水平可以反映腫瘤微環(huán)境的乏氧程度，與放化療敏感性相關，治療前血清LDH水平升高（>245 U/L）是鼻咽癌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根治性治療后出現肝轉移的鼻咽癌患者，治療前的血清LDH水平顯著高于肝以外部位發(fā)生轉移的患者，提示治療前血清LDH水平高的患者更容易發(fā)生肝轉移。轉移性鼻咽癌行姑息性化療時，治療前或治療后血清LDH水平升高的患者治療反應率和預后明顯較血清LDH水平正?；颊卟睿J為血清LDH可作為鼻咽癌預后判斷、療效監(jiān)測的標志物。另外，血清CALM升高與鼻咽癌復發(fā)呈正相關，可作為鼻咽癌復發(fā)的預測標志物。治療前血漿纖維蛋白原水平與ⅣA/B鼻咽癌患者預后呈正相關，可作為判斷調強放療療效和預后判斷的標志物，且表現出較EBV DNA更高的效能 。
專家組認為，外周血蛋白特別是LDH對預測鼻咽癌療效、預后判斷有一定價值。
2.5 PD-1/PD-L1
以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為代表的免疫治療是鼻咽癌新的治療手段，但其單藥有效率僅約為30%，因此亟需尋找免疫治療療效預測指標。鼻咽癌患者的腫瘤組織中有大量的淋巴細胞浸潤 。ZHANG等報道95%以上的鼻咽癌患者腫瘤組織高表達PD-L1，腫瘤細胞高表達PD-L1且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高表達PD-1的鼻咽癌患者預后較差。大量研究認為腫瘤細胞高表達PD-L1鼻咽癌患者的預后較差，也有研究認為PD-L1表達與鼻咽癌預后無關。最近ZHU 等研究發(fā)現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含量高的鼻咽癌患者，PD-L1高表達患者的預后較好。
專家組認為，PD-1/PD-L1作為鼻咽癌免疫治療療效預測指標的價值有待商榷。
2.6 影像學相關標志物
除了上述實體標志物外，隨著生物信息大數據等技術的發(fā)展，基于機器學習的影像組學的出現，為腫瘤的診斷和預后判斷提供了新的數字標志物。利用計算機編程，從影像（CT、MRI、PET/CT等）中高通量地提取大量影像信息，實現腫瘤分割、特征提取與模型建立?；贛RI、PET/CT的影像參數分析、多維數據建模等研究結果顯示，PET/CT新型顯影劑68 Ga DOTA-peptide，PET/CT參數IN ，SUVmax，MTV 等參數均與鼻咽癌診斷或預后有關，具有作為診斷和預后判斷標志物的潛能。同時，利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基于MRI數據建立的預測模型，在晚期鼻咽癌預后判斷中具有良好的效能 。
專家組認為，影像學相關標志物有望用于鼻咽癌鼻咽癌診斷和預后判斷。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技術的發(fā)展，血漿EBV DNA及抗體等鼻咽癌傳統(tǒng)標志物的效能和應用得到了擴展，同時miRNAs（含EBV編碼的miRNA）、基因甲基化狀態(tài)等候選鼻咽癌標志物亦被鑒定?？傮w而言，單個腫瘤標志物的應用存在敏感度欠缺、特異度不理想或檢測方法不便于大范圍推廣等局限性。因此，科學地開展多種標志物聯合應用，同時推進標志物檢測技術的發(fā)展是提高現有鼻咽癌標志物臨床應用效能的有效途徑。對于已呈現出良好效能的新標志物，開展大樣本回顧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進一步檢測和修正其效能，是促進其臨床轉化應用的關鍵和必須步驟。另外，制定統(tǒng)一的檢測技術標準和參考范圍，是推進現有鼻咽癌腫瘤標志物更大范圍和規(guī)范化應用的關鍵。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