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海洋與封閉海洋在17 世紀初的東方發(fā)生碰撞時，無論是歐洲人還是東方人，都面臨著因文化碰撞而出現(xiàn)的文化缺損。
早在荷蘭人與英格蘭人到來前，歐洲人與東方世界的碰撞便早已發(fā)生。1520 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下令組建一支艦隊，任命皮雷斯為大使前往中國，以打通與中國的貿(mào)易之路。然而，這場西方文明與中國的第一次官方接觸，卻由于種種原因而以失敗告終。皮雷斯這位曾任葡萄牙國王的私人醫(yī)師與藥劑師、歐洲歷史上第一位派往中國的官方使節(jié)，竟如同盜賊一樣死于地方官府的牢獄之中。在隨后的日子里，葡萄牙人或是與閩浙海商合作，在雙嶼島從事走私貿(mào)易，或是賄賂地方官府，獲得澳門這個貿(mào)易據(jù)點，終于融入東方世界的海洋秩序之中，最后竟能利用封閉海洋的特性，壟斷明朝與日本之間的絲銀貿(mào)易。
西班牙人從葡萄牙那里吸取了教訓，在菲律賓站穩(wěn)腳跟不久，便以積極的姿態(tài)，融入到東方世界的海洋秩序之中。早在 1593 年，菲律賓當局所派遣的使節(jié)，在提交給豐臣秀吉的通商草案中，便提議：為取締海賊及走私，消除通商貿(mào)易的疑慮，應當為來航船只，頒發(fā)由日本皇帝署名并加印的特許狀?？梢娨婚_始，西班牙人便對推行文引制度，持積極的態(tài)度。因此當江戶幕府于 1601 年因朱印狀致書菲律賓當局后，很快便獲得積極響應。菲律賓長官在次年 6 月寄送給幕府取次寺澤廣高的回文中表示：如果攜帶皇帝的特許狀來航，我方當然非常歡迎，絕不會加害或奪取其財物。而對于未攜帶特許狀者，將如貴方所愿，一概予以拒絕。
與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同，奉行自由海洋論的荷蘭人與英格蘭人，是否能夠如其所愿，打破封閉的海洋，從而獲取航行與貿(mào)易的自由呢？元和六年八月十三日（1620 年 9月 9 日），由平戶的荷英兩商館館員連署，提交給幕府的覺書中，有如下記載：不論任何情況下，凡持陛下所發(fā)渡航許可證者，都有望獲得我等之友誼及各種協(xié)助，以便其航行能順利進行。此乃我等之君主的特別命令。這份覺書清楚地表明，荷蘭人與英格蘭人也認同了朱印狀所蘊含的封閉海洋觀點。
這種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現(xiàn)實考慮。幕府頒發(fā)的朱印狀，不僅是商人在日本進行貿(mào)易必需的持有憑證，而且由于幕府與南洋諸政權之間的協(xié)議，也適用于歐洲人與這些政權展開的貿(mào)易活動。據(jù)英艦“皇家詹姆斯號”的航海日志記載，他們在 1620 年由萬丹經(jīng)太泥前往日本的途中，于 12 月 20 日遇到一艘由長崎開往柬埔寨的荷蘭艟克船，在檢查了對方所提供的朱印狀之后立即放行。結合之前柬埔寨官方與幕府的書信來看，無疑荷蘭人持有朱印狀并非僅僅是為了應對英格蘭人的臨檢，而是朱印狀在與柬埔寨貿(mào)易時的重要作用。自慶長六年（1601）至寬永十二年（1635）這 34 年間，幕府總共為 12 名荷蘭、英格蘭、葡萄牙人頒發(fā)過朱印狀。
另一方面，在朱印船制度推行的 34 年間，平戶成為荷蘭人與英格蘭人重要的作戰(zhàn)基地。17 世紀初期，葡萄牙人除了在澳門與馬六甲之外，在東印度群島也有大量的，而西班牙人則控制了菲律賓。對于初來乍到的荷蘭人與英格蘭人而言，如何獲得能夠安全的修理船舶，又能提供物資與人員補充的據(jù)點，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在日本列島中，平戶獨特的地緣位置、所能夠提供的人員與物資、幕府的友好態(tài)度等諸多有利因素，使平戶成為首選之地。事實上，平戶也是后來支撐荷蘭與英格蘭軍事活動的重要兵站。僅 1615 年末至次年 2 月的 3 個月間，荷蘭人便由平戶輸出日式鐵炮 120 挺、日本刀 223 把、長槍 57把、鐵球及鐵炮子彈 5.5 萬公斤、火藥用硫磺 4125 公斤、硝石 112.5 公斤。除此之外，荷蘭人還從日本雇傭了數(shù)百名傭兵及水手，用于其軍事活動。
幕府自身也會通過各種手段，強化自己的有利地位，并加以利用。自慶長六年（1601）推行朱印船制度以來，幕府多次招攬荷蘭與英格蘭商人來日貿(mào)易，甚至還賜予英格蘭人三浦按針領地，以此來打破葡萄牙人對貿(mào)易的壟斷。慶長十七年（1612），又同意荷蘭平戶商館輸出日本傭兵的請求。同時，當朱印狀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時，幕府也會采取嚴厲的報復措施。平戶商館于 1621 年 10 月 15日送交巴達維亞的報告書中，向總督庫恩抱怨：盡管很理解庫恩捕獲持有朱印狀的日本船只，并從該船征收了 100雷亞爾的行為，但是商館很可能會被幕府處以數(shù)百雷亞爾的罰金。而 1628 年當伊比利亞艦隊在暹羅近海捕獲日本朱印船之后，幕府隨即扣留了長崎的葡萄牙商船作為報復，并遣使前往馬尼拉責問。
當然，荷蘭人與英格蘭人做出的保證，并非只是單純的接受朱印狀的管制。實際上他們還賦予了朱印狀新的內(nèi)涵。由于與伊比利亞人之間的戰(zhàn)爭，荷蘭人與英格蘭人的武裝艦船四處游弋，襲擊伊比利亞人的船只，封鎖或襲擊伊比利亞人的港口。在此背景下，荷蘭與英格蘭將近代初期的國際法要素，引入到朱印狀之中，使朱印船獲得不可侵犯的中立地位。
據(jù)荷蘭南中國派遣艦隊司令賴爾森的航海日記記載，他于 1622 年 6 月 9 日在印度支那中部近海，攔截了一艘日本船。該船船長在兩名葡萄牙人的陪同之下，除提供幕府所開具的朱印狀外，還提供了分別由英格蘭與荷蘭的平戶商館館長所開具的自由渡航免狀。在檢查這些證件后，荷蘭司令予以放行并贈予 3 瓶酒，以示敬意。在這段史料中，除了印證朱印狀持有者具有不可侵犯的中立地位之外，還提到荷蘭及英格蘭的平戶商館館長、自由渡航免狀等歷史信息。
難以確定該荷蘭人與英格蘭人是否借鑒了幕府的朱印狀，不過可以確定當時的海商對此有著熱烈的需求。對海商們而言，除幕府的朱印狀外，平戶商館所開具的自由渡航免狀，以及西方殖民者的旗幟，能為他們的船只和貨物提供進一步的保障。據(jù)平戶的英格蘭商館館長考克斯的日記記載，他于 161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8 日，為中國商人開了 8 份介紹信，并給予 5 面旗幟。荷蘭商館館長在 1612年提交給公司總部的報告中，提到其為 9 艘日本朱印船頒發(fā)通行證與旗幟，以避免其受到荷蘭艦船攻擊。? 由于當時東歐亞海域的戰(zhàn)爭狀態(tài)，荷蘭與英格蘭的私掠艦，一旦發(fā)現(xiàn)船只，往往會不經(jīng)過警告直接進行炮擊，海商們掛上西方殖民者的旗幟，是避免受到炮擊最有效的辦法。在長崎荒木家所傳的交趾渡航朱印船的繪圖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當時朱印船所懸掛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旗幟。
在日本活動的荷蘭人
不難看出，當荷蘭人與英格蘭人以自由海洋論為依據(jù)，主張在東方自由航行與貿(mào)易的同時，卻盡可能適應該地區(qū)封閉海洋的現(xiàn)狀。同時，也為這片海洋的既有秩序帶來若干新的變化。一方面，他們不僅積極向幕府申請朱印狀，其自身也發(fā)行自由渡航免狀，另一方面，他們也并未完全接受東方文明對海洋的認識。
在荷蘭人與英格蘭人看來，海洋秩序并不完全是陸地秩序的衍生，而有其自身的獨立邏輯。因此，他們不僅將朱印狀的適用范圍擴大到外海乃至遠洋的航路，還在其中賦予了中立權等新興的國際法概念。但是，東方的經(jīng)驗是否對荷蘭人與英格蘭人的觀念也產(chǎn)生了相應的影響呢？
很難確認格勞秀斯于 1625 年發(fā)表的專著《戰(zhàn)爭與和平法》中，國家對沿海所具有主權的概念，是否是受東歐亞海域所通行的文引制度的影響。然而，如同之前所發(fā)表的《自由海洋論》一樣，格勞秀斯對海洋秩序的新認識，無疑與荷蘭人在東歐亞海域的實踐，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
有學者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不僅與其自身強弱度有關，更取決于具體情境的實際需要及文化自身無法滿足實際需要的缺損程度。當自由海洋與封閉海洋在17 世紀初的東方發(fā)生碰撞時，無論是歐洲人還是東方人，都面臨著因文化碰撞而出現(xiàn)的文化缺損。他們都選擇接受對方的一些文化元素，以彌補缺損。荷蘭人在與東方人相處的過程中，建立起更為完善且復雜的航海與貿(mào)易管制體系，而東方人開始嘗試著去適應新興的國際法體系。由于種種原因，前者產(chǎn)生持久影響，后者的嘗試卻曇花一現(xiàn)。
通常對近代海洋法體系的追根溯源，總以近代西歐的一系列辯論與法令為中心展開。此種研究取向，確也無可厚非。然正如全球史家所指出的：不同社會、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跨文化互動”，對于現(xiàn)代世界的產(chǎn)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如果對全球化與現(xiàn)代化的認知并非停留在將之等同于西方化，而是將其視為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過程，那么16 世紀至 17世紀初，在遠東所發(fā)生的文化交涉，無疑能為思考近代海洋法則的形成提供有益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