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會說家鄉(xiāng)的方言嗎？

溫州話早上叫天光，中午叫日晝，打雷叫響佛，閃電叫碩龍。

臺州話早上叫顆星，字面意思就可以想象出那個畫面，天剛微亮時，剛好還有幾顆星在遠遠的亮著。

四川方言就像火鍋一樣，在短短20年里席卷了全國。好像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會說上一句“巴適得板”“雄起”。

地分南北，方言也分南北?！耗愠蛏丁?，『介似嘛』，『最蝦米』……幾千年來人們南下北上，東來西往，腔調漸變鄉(xiāng)音改。但語言攜帶著看不見的DNA，記錄了它來自哪里，經(jīng)歷了什么，過去是什么樣子……

臺灣腔≠臺灣話≠移居臺灣的普通話

臺灣腔就是臺灣人說話的腔調，是一種“口音”，而不是“方言”，而臺灣話特指臺語，又叫臺灣閩南語，是由福建漳州和泉州兩地的閩南人帶入臺灣的。雖說臺語跟我們討論的臺灣腔不是一回事，但臺灣腔這杯“奶茶”里多少還是放了點臺語的“香料”。

那么，臺灣腔到底是啥？其實它有自己的名字，臺灣地區(qū)現(xiàn)在叫它“國語”，我們在討論語言學問題時，為了更精確的表述，把不同時期的幾種“國語”區(qū)分開，一般叫它“臺灣國語”。其實質是漢民族共同語，屬于現(xiàn)代標準漢語之一，相當于臺灣地區(qū)的“普通話”。臺灣國語與普通話究竟是什么關系？百度百科上“臺灣腔”詞條下對臺灣腔的定義主要有兩句話：

臺灣腔，臺灣地區(qū)發(fā)音特點的方言。

臺灣腔是普通話與閩南語結合的產(chǎn)物，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形成于1945年之后。

第一句明顯不對。第二句的觀點是普通話1945年到了臺灣跟臺語結合，才形成了臺灣國語?？蓪嶋H上，臺灣的國語推行在先（1945年臺灣光復后），內陸的普通話確立在后（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

那么，國語從何處來？跟如今的普通話有什么分別？又是怎樣飛到了海對面的臺灣呢？要講明白這些，得多說幾句。

現(xiàn)代漢語的開始時間，一般從“五四”運動算起。從1919年到1949年，中國大陸的漢語通用語被稱為國語。“國語”的概念和“國語運動”的實施方案，最早由清政府提出，但還未及實施，大清朝就滅亡了。雖然如此，這種觀念與當時民間勞乃宣、王照等人大力推行的“切音字運動”（倡導漢語拼音方案的運動）相結合，無形中也促進了官話在老百姓中的普及，擴大了官話的漢語共同語語音優(yōu)勢。

1913年，“讀音統(tǒng)一會”在南京召開，來自各省的專家代表，以康雍年間的官修韻書《音韻闡微》為藍本，用投票的方式審定國音。會議的成果是：清代作為準共同語言的官話，在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來，第一次被官方確立為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系。1918年，讀音統(tǒng)一會議會長吳稚暉，在會議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編寫了采用注音字母注音的《國音字典》初版，并在黎錦熙等人的定稿下，于191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1年又出了校訂版。

現(xiàn)代意義的國語得到正式的確立，并有了具體的標準讀音。然而，兩版《國音字典》一經(jīng)問世，就遭到了廣泛質疑和反對。理由是，《國音字典》所構建的這套讀音體系，實際上是“官音”，即官方確立的“書面語音”，是一種“讀書正音”， 雖以一地北京音為基礎，但雜糅了歷史的和方言的語音，是一種混合語音。它保留了尖字和入聲，有點非南非北，非古非今，讓人難以參照。不像北京音是自然形成的口語語音，便于學習。

為此，1924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決定，以“漂亮的北京語音為標準，但也宜酌古準今，多來幾個'又讀’”為原則，對《國音字典》進行增修。這次增修，按照北京話普通讀法的標準，在四大問題上做了糾正。1928年《增修國音字典》初稿完成，同時編完初稿的還有《國語同音字典》和《國音常用字匯》。其中，教育部正式公布于1932年5月出版《國音常用字匯》，這是第一套由官方公布的，以口語語音為漢語共同語語音標準的音系，在整個民國的語言規(guī)范、乃至整個中國語言規(guī)范歷史中都有深遠的影響。

概括來說，《國音字典》在官話音和其他的方言音中選擇了官話音，從而確立了國語“老國音”。而《國音常用字匯》，則是在官話音內部的口語音和讀書音中選擇了口語音(北京音)，自此確立了國語“新國音”。

“老國音”是對“讀書音”的繼承，“新國音”是對“口語音”的體現(xiàn)。新國音取代了老國音，成為全球華人沿用至今的現(xiàn)代漢語標準語音系。今天的普通話和臺灣國語，都是在繼承新國音語音系統(tǒng)的基礎上，各自結合新的文化環(huán)境，進行重新審音，同時在詞匯、語法上對民國時的國語做出一定調整，而形成的兩套現(xiàn)行漢民族共同語，與海外華語同為現(xiàn)代標準漢語。

北京話之“養(yǎng)成”

聊起有關于北京話的藝術，很多人除了老舍的小說、文康的《兒女英雄傳》，還會想到曹雪芹的《紅樓夢》，雖然嚴格來說，這本書并不能完全算是北京話的藝術作品，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北京土語。在《紅樓夢》第三回中有這么一段兒：寶玉聽了，登時發(fā)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眾人一擁爭去拾玉。

“勞什子”便是北京話，指沒用的東西。話說回來，寶玉雖與“石頭”的關系不小，北京話卻絕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

北京音的形成，通常認為可追溯至元大都音。而此時，經(jīng)過上古音、中古音，已經(jīng)發(fā)展到近古音又叫北音的階段。元明兩代的韻書，多為研究北方地區(qū)官話的實際發(fā)音。元時有一位音韻學家、散曲家叫周德清，他就根據(jù)十四世紀的北音寫了一本《中原音韻》，語言學家王力在《漢語史稿》中說，“就聲調來看，當時北音的入聲已經(jīng)消失，而平聲分為陰陽兩類，和今天北音的情況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原音韻的韻類……跟今天的北音比較，也相差不遠。”

2011年，著名音韻學家馮蒸教授撰文，總結了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對北京話語音史研究的貢獻，同時也討論了北京語音歷史來源的幾種學說和有關音變理論。在文中，他提到魏先生根據(jù)遼代皇陵石刻哀冊文中的語音現(xiàn)象，與《中原音韻》作比較，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共通性，進而將“北京音系”的形成，提前至遼金時期。而馮蒸根據(jù)唐人盧藏用音切，以及河北道幽州詩人用韻的特點提出，唐代幽州話乃北京音系的最早源頭。而唐代幽州話或許為中原方言內的一個次方言。

無論北京語音最初形成于唐代幽州，還是遼金時期的都城，在久遠的歷史時期里，北京都是一個混合了各地漢人以及北方胡人的多民族聚居地。即使是在對北京音系記載比較準確的元代，北京的絕大多數(shù)居民，依然是宋金時期的漢族人。因此，綜合而言，漢語在歷史上的北京，始終都屬于強勢語言。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弱勢語言對強勢語言的影響，往往微乎其微，尤其是在有聲媒體傳播不發(fā)達的古代。

清代的北京，是八旗入關后的主要聚居地。滿人入關后，便強制北京的漢族居民遷至南城（即今日的崇文、宣武區(qū)），而內城（即今日的東城、西城區(qū)）則成為旗人的聚居區(qū)。城內旗民分治的情況，也是當今北京南北城口音差別的來源之一。

旗人的構成也比較復雜，這導致清初時內城旗人所說的語言的復雜。根據(jù)《中國移民史》中按照清初北京佐領數(shù)目估算，順治初年，移居北京的滿蒙八旗及眷屬，共約有30萬人左右。而安雙城在《順康雍三朝八旗丁額淺析》一文中，據(jù)怡親王胤祥的奏褶，整理了滿文男丁冊上的數(shù)據(jù)。順治五年（1648年），八旗男丁總計346931人。其中滿洲旗分男丁共55330人；蒙古旗分男丁共28785人；臺尼堪（早期歸附的漢人）、漢軍、包衣阿哈共262816人。可見清初時期內城的旗人移民，還是以遼東漢人為主。彼時的滿蒙八旗，尚各自保留著滿語和蒙古語，所以在其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大量的漢軍以及戶下漢人對其漢語語音起到了直接的影響。

清代北京的文人以及官員，依舊沿襲了明代的官話讀音。官學中所教授的讀書音，與民間的白讀也有一定的區(qū)別。清代用滿文對漢字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記音（如《御制增訂清文鑒》、《清漢對音字式》等書中都有所涉獵），從這些記錄中可知，許多漢字在北京話中都存在文白異讀。比如文讀中，白字讀be，黑字讀he，鞋字讀hiai等等。清代的《圓音正考》一書，也詳細的區(qū)分了官話中的尖團音，并用滿文標記了它們各自的讀音。因此，清代北京受過教育的讀書人所操持的北京話，與市井中的北京話也存在著一定的區(qū)別。

許多人因北京的政治和歷史，誤認為北京話受少數(shù)民族語言影響甚重，甚至斥北京話為“胡語”，也對此衍生許多傳言?？戳松鲜龅臍v史，便會知這個結論之謬。

繪畫/靴下貓腰子

風云際會上海話

上海是中國開放度和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本地人都習慣用上海話交流。初來乍到的“新上海人”，也樂于學說“阿拉”、“儂”。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是維系上海人身份的紐帶和標志。

然而，上海話其實是一種處于快速變化之中的方言，在過去一百多年時間里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當你說“阿拉”的時候，你知道這個詞是怎么來的嗎？

“阿拉”（意為我們），大概是現(xiàn)在的上海話里最有辨識度的詞匯之一，可以說是上海話的象征。實際上，“阿拉”是一個地道的寧波話代詞。上海話的復數(shù)第一人稱原是“?！被蛘摺拔屹！?。為什么要舍棄“我?！?，改說“阿拉”呢？20世紀初，大批寧波人來到上海經(jīng)商，形成了中國近代最大的商幫。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較高，人們于是紛紛效仿他們的方言，改口說“阿拉”。這是寧波商幫在上海話中留下的深刻印記，如今，很多年輕的上海人可能已經(jīng)不知道“我?！绷?。

當然，并不是誰的勢力最大，就一定會用誰的語言。普通話中的“東邊”，老上海話說的是“東半爿、東面”。蘇州人來了，他們說的是“東首、東面”；寧波人來了，說的是“東半邊、東面”。三種方言一交集，“東面”是公約數(shù)，優(yōu)勢最大。于是，“東面”勝出，成為了新上海話。

上海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吸收了大量的方言詞。所以，聽上海人說話，會感受到上海話不僅語速快，而且詞匯異常豐富。比如，上海話說“一共”，有“一總、一共攏總、總共、一道辣海、一齊拉起、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擱落三姆”等近十個同義詞。其中的“擱落三姆”，還是從英文“gross sum”（總額）音譯而來。這些詞同中有異，在表達上有著細微的差別。外地人往往會聽得一頭霧水，而上海人卻信手拈來，將生活中的口語變得非常精彩和細膩。一個意思用十幾種詞匯表達，只能說是各種方言共生共榮的結果了。

語言也有“雜交優(yōu)勢”。規(guī)?？涨暗囊泼窈臀幕蝗?，使上海話成為吳語區(qū)中發(fā)展最快的方言。一句“你吃了么”，開埠時說“儂飯吃啊末”，源于最早的松江話；后來說“儂飯阿曾吃”，與嘉定、蘇州一帶相近；現(xiàn)在受普通話影響，改說“儂飯吃了”。蘇州話里的 “標致、淴浴、吃家生”，寧波話的“阿拉、窗門、碗盞”，杭州話的“木老老、扒兒手”，蘇北話的“小把戲、乖乖弄底冬”等等，如今都可以在上海話里聽到。

移民城市的屬性，讓上海話最早地擺脫了狹窄的地域性土語，并取代了蘇州話，成為吳語區(qū)中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方言。而后，上海周邊的城市也開始跟隨上海話，發(fā)生了類似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新上海話蓬勃發(fā)展的同時，老上海話并沒有消亡。1869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編著了一本《上海方言詞匯集》；2007年，筆者出版了一本《上海話大詞典》。二者一比照，從松江方言中帶到上海方言的基本生活用語，70%都保留在了新上海話中。不過，新上海話的使用范圍長期局限于城區(qū)。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一百年，是上海話在城區(qū)發(fā)生最大變化的一百年。而城區(qū)四周的人，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在說著緩慢變化的老上海話。城鄉(xiāng)之間拉開了相當大的差距，分界極為明顯。說新上海話的青年走到鄉(xiāng)下去，甚至聽不懂鄉(xiāng)下老年婦女說話。

圖片來自今日頭條

由于上海的地位，后來人們就公認上海城區(qū)內的“新上海話”為正宗的上海話，而把四周鄉(xiāng)鎮(zhèn)上仍然緩慢變化的老上海話統(tǒng)稱為“上海本地老言話”、上海“鄉(xiāng)下話”，或者按地名稱名為“江灣話”、“梅隴話”、“三林塘話”等。外地人聽起來可能覺得沒什么差別，而本地人一聽就能分清誰是城區(qū)人，誰是鄉(xiāng)下人。

城區(qū)的方言發(fā)展得太快，以至于在上海這片狹小的土地上也造成了城鄉(xiāng)之間的方言斷裂。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上海話的使用范圍在十個市區(qū)的范圍之內，當時上海市版圖上的十個郊區(qū)還是以縣稱呼的。90年代以來，隨著浦東的開發(fā)，上海的人口流動再一次活躍起來。市區(qū)人口大量外遷至郊區(qū)，“新上海話”強勢出擊，“上海本地老言話”面臨著一輪新的沖擊。

扶老攜幼，跋山涉水。歷史上因為戰(zhàn)爭、災疫等因素，人們不斷遠離故土，尋覓新的家園。語隨人變，今日中國一方水土一方言的格局，就是這樣誕生的。